底层公众的困境根源于权利的缺失(图)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指出，法国的社会结构在过去十年中经历了一个从“金字塔”到“马拉松”的演变过程。这种“马拉松”式的社会结构构成相比于传统“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有两个根本性的特征：第一，在金字塔式的结构中，社会成员的地位虽然高低不同，但是都处在同一结构之中，而在马拉松赛中那些掉队而被甩出去的人，则已经不再是社会有机结构中的成分，而根本是处于社会结构之外;第二，在传统金字塔结构中处于底层的社会成员还有望改变自己的地位，但在“马拉松赛”中被淘汰出局的人则基本上无望东山再起。

为什么80年代底层崛起、草根创业的传奇今天再难出现

图海纳对法国社会结构变化情形的描绘，在今天也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的现实。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十余年间，我们曾经见证了一个社会流动不断加大、社会阶层结构从刚性向弹性转变的过程，曾经见证了许多底层崛起、草根创业的传奇。但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这种传奇开始越来越少见到，新的社会分层结构开始重新凝固。

这表现在：第一，新的阶层边界开始形成，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居住区的分化;第二，阶层内部认同，特别是上等阶层的身份认同开始出现;第三，阶层之间的流动减少，以及与此响应的，阶层的自我再生产现象，即所谓的“富二代”“穷二代”现象的出现。在这种情形下，一方面是“龙生龙，凤生风”，一方面是“鸡窝里飞不出金凤凰”;在这种情形下，歌手声情并茂地唱给“下岗”工人的“只不过是重头再来”在失业者们听来就显得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对于那些一无资本、二无学历、三无权力、四无“关系”的底层成员来说，从头再来谈何容易!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已成为在社会竞技场上被淘汰出局的一群，他们生活在一个与中上层阶层完全不同的社会世界中。这种现象，社会学者孙立平先生也曾将其称为“断裂”。

为什么社会结构会出现这种“断裂”?为什么当年那些底层崛起、草根创业的传奇今天再难出现?有两个原因特别值得重视。第一个原因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势有关，即随着社会经济本身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并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人们进入市场、进入社会经济竞技场的门槛已变得越来越高。这种门槛的提高既表现在资本上，也表现在知识文化上。当年的鲁冠球们可以凭4000元钱的资金起家，甚至完全白手起家，这在今天听来就像是天方夜谈;当年的无知者可以凭无畏的精神打出一片天下，并且在打天下的过程中边干边学，从而变无知为有知，而今天那些无知者的无畏举动恐怕只能赢得头破血流，如若一开始没有必要的知识积累、文凭学历，社会根本就不给你所谓边干边学的机会。

第二个原因则与我国各类资本的集中化、垄断化趋势有关。正如笔者在一篇短论中引证孙立平的观点所指出的，在我们这里，由于经济资本(财富)、政治资本(权力)、文化资本(教育文凭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相互转化、交换乃至联姻，从而形成了一种总体性资本，或者说全能性资本。由于这种全能性资本过多地垄断、操控了社会资源，从而限制、剥夺了社会中下层、特别是底层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分享，由此造成了“赢家通吃”、“贫者通贫”的社会现象。这样，一方面是进入社会经济竞技场的各种资本门槛越来越高，一方面则是社会底层分享获得各类资本的机会越来越小，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一旦你落入了社会底层，你就成为很难翻身的“咸鱼”。

底层公众的困境最根本的在于政治权利的困境

种种现象表明，今天，在这个几乎被排斥在主流社会结构之外的、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上升希望的底层社会中，已积蓄起了能量巨大的负面情感。这种负面情感已成为我国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已构成了我国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重大风险因素。关键还在于强化公民权利。底层公众的困境最根本的在于政治权利的困境。

正是因为劳动者的谈判权利被搁置被压制，企业才可以尽量压低工资开支，有足够的空间去“求租”。权利的缺失，使得资本与政府的合谋变成可能。普通民众的权利体系，与其收入之间，与贫富差距无限扩大之间，存在着简单的映射，或复杂的函数关系。作为与在特定的政治共同体中的成员资格即公民身份相联系的权利，公民权利是现代社会平衡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弥合阶层裂隙、化解群际怨恨、维护个体尊严的基本手段。

就我们面前的论题而言，第一，通过强化超越阶层分化的公民身份意识，可以提升包括底层社会成员在内的全体公民的民族国家认同，从而一定程度上弥补上述那种底层与中上层之间的“断裂”，当然，这种超阶层的认同，需要通过包括底层成员在内的全体公民的社会政治参与来加以培育。

第二，尽管由于门槛提升等原因，今天肯定会比以前难以出现底层崛起、草根创业的传奇，难以看到贫民窟中走出百万富翁、鸡窝里飞出金凤凰的佳话，但是，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特别是对于一个政府来说，其主要责任不是要造就百万富翁，而是要减少贫困，不是要保证每一个公民的幸福，而是要尽可能地使其每一个公民都免于不幸，就此而言，落实、保护和强化各项公民权利，包括基本的人身自由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政治参与权利以及各项具体的社会权利(如获得足以维持生计的收入、健康服务、义务教育等)，可以通过保障社会底层成员享有基本的人格尊严和获得与今天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活水准，从而化解他们各种可能的负面情感，进而遏止社会上层将自身在财富、权力等方面的优势转化为社会基本生活领域中的特权，这是缓解阶层矛盾、化解群际怨恨、维持社会平衡的重要途径。

最后，就文化资本的匮乏是当今许多人堕入社会底层的重要原因而言，强化作为基本的公民社会权利之一的义务教育，也是防止那些出生于底层的子弟在未来的“马拉松”中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再次被淘汰出局的一个基本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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