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振英：一位青年军官的抗日历程

通过某网站的微博，诸位青年终于知道“赵振英”究竟是谁。他今年九十三岁，曾任“国民革命军新6军14师40团第1营少校营长”，是“1945 年9月9日南京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会场警戒工作负责人”。这两天，老人发布几段博文，介绍了其抗战履历，笔者特意转摘以飨网友。本文除某些标点符号和段落分隔外，一无修正。至于赵先生的详细履历，诸位可以网上搜索，由于体例原因，本文不再赘述。

赵振英 一位青年军官的抗日历程：

“九一八”时候，我刚入初中一年级。那时候就挺恨日本鬼子的，觉得这是个国耻，是对中国的侵略。我高中毕业时候是 1937年，就是卢沟桥事变。当时我本来要考北大。结果7月初的时候北京就很紧张了，西单啊、新街口什么的主要路口都围上铁丝网、碉堡，准备跟日本巷战。我考不了大学了，就坐上旧的西站的列车，跑出去北京了。那时候北京有西站和东站，一般客车应该东站发的，但是那天是最后一班了，所以是西站的车了。7月 23号我跑出去的，车过卢沟桥的时候开得很慢，车头挂着白旗，车行的右边就是日本兵拿着望远镜往车里面看，车的左边就是宋哲元的29军的大刀队。这个车子左边就是29军阵地，右边就是日本人阵地，互相对峙，非常紧张。

我当时准备去连云港，找黄杰的队伍去。那时候他在连云港。因为我们在高中一年级念完，学生军训时候，黄杰是总队长。因为“何梅协定”，日本人要求解散学生集训团体，我们的集训就提前解散了。解散那天，黄杰就召集我们讲话，说我们是被迫解散的，他都要哭了，底下3000多学生也哭了。我们当时就从军训回到通县师范学校。当时路过北京时候，因为还穿着绿色军服，真怕日本人给我们算账。这是高一时候的事。我又回到通县没多久，通县就由殷汝耕（日本人的傀儡）成立冀东防共自制政府，学校不愿意在傀儡的控制下，就搬到北京皮库胡同复校。我就在皮库胡同中学毕业了。

两年后就准备考大学了么，结果就赶上卢沟桥事变了。大学不能考了，我就跑到连云港去找黄杰。他呢，原来准备留我们这批学生，大概有100多人，税警总团工作，我们不愿意。他就把我们送到江西星子县（鄱阳湖边）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我们入的是学生队，受步兵训练。以后呢，因为日本要发动武汉战争，我们学校就搬到四川丰都，我就在丰都毕业的。那是1939年春天的事。

毕业之后，我又想考大学，但是考大学要到秋天才考，我家里没有钱，所以到1939年春夏之交，我就在鄱阳湖边投奔54军去了。原来我们想去54军18师，结果54军部就把我们留下了，在军部一个时期以后，我们就到了14师了。因为14师师长升54军军长了（霍揆章）。所以我们就留在14师，我最初当参谋。参谋处有四处，作战教育，谍报，后勤，人事。我在第一处，作战教育。

1939年底，日本从广州向北侵略。我们54军就到衡阳坐车，去韶关。在韶关翁源就跟日本人交火了。把日本人赶回到从化附近。日本人本来想占个便宜的，没占到。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战争。那是1939年的事了。

以后因为日本人又从广西南宁往北侵略，我们的部队又调广西，准备去南宁。可是我们调到广西之后，日本人没有从南宁北犯。我们部队就驻在柳州附近。在柳州呆了比较长的时间。以后日本人又从越南，沿着铁路线要向昆明附近侵略。我们就往西，从柳州经过阜宁，到云南文山附近防止日本北犯。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就在滇南驻军。当时日本没敢北犯，因为日军当时已经无力打云南昆明了。这期间最大一件事情就是我到陆军大学参谋班六期，在广西桂林学习。学习完了又回到部队。

部队从文山之后又驻到昆明以南，弥勒、宜良我也去过。在昆明时候是1943年左右。因为当时美国要给中国部队换新装备，于是在昆明成立了军官训练班，先练习新武器设备的使用。我当时大概还是团副，以后才当的营长。我在这个训练班里，一方面我自己学，后来我在里面当过带队，当区队长，带后来学习的军官。包括美式冲锋枪、60 炮，以后有美国的机关枪等等。1944年，我们部队从云南驿坐飞机到了印度里多。

赵老英雄为独立自由的民族而血战，为民主立宪的制度而血战，为安和乐利的社会而血战，抗日抗苏，无役不与。他对得起我们的忠孝道统、共和国统和宪政法统。笔者代表所有深具良知和常识的中国青年，向他老人家再三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