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密档 毛泽东秘书田家英之死的历史真相(图)

2010-10-13 20:24

5月22日午夜的电话
    
吃晚饭的时间过了，田家英一点食欲也没有，仍在清点着文稿。
    
也是在这段时间，即当晚七点左右，于杨尚昆之后成为中央办公厅负责人的汪东兴在西楼小会议室召集了一个会。与会者是中央办公厅在中南海内几个单位的科以上干部，这个级别的会参加的人并不多。
    
汪东兴在会上宣布了中央关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决定，这比李富春代表中央向各大部委领导吹风还要早半天。他同时还宣布了田家英停职检查、戚本禹接秘书室领导工作等决定，继之又讲了田家英的各种错误以及他本人同田家英的斗争。
    
有些文章将这个会议说成是中央办公厅对田家英的批斗会，田家英在这次会议上遭到了严词批判，因而这个会也是田家英自杀的促成因素之一，实在是想当然耳。午夜12点过后，田家英家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是戚本禹打来的，董边没有听清说的是些什么，却听到田家英摔下电话听筒的声音。看到董边询问的目光，田家英气愤地说：“戚本禹好神气，他算什么东西，我就是不去签字！”
    
对此，戚本禹几次对笔者说，他没有在当日午夜主动给田家英打过电话，而是田家英主动给他打的电话，要他到田家去。他遂叫上了王妙琼一同到了田家英家。田家英拿出了一些遗留的文件，因交接要经过秘书逄先知，他就到东厢去找逄先知。田家英趁此机会，马上跟过去悄悄问戚本禹是谁在害他。但戚本禹因几天前刚在对待 田家英的问题上挨了批评，被斥为“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所以当时没敢说什么话。
    
戚本禹对笔者说，田家英对他有恩，他不可能对田家英有不敬的言行，在他的一篇文章中，他曾评价笔者与田家英子女合作文章中关于摔电话的叙述类似“推理小说”。
    
笔者为此找相关人士就戚本禹的说法做了核实，几位相关人士都说不记得戚本禹当夜到过永福堂。田家英的夫人董边（生前的追忆）、田家英当时的秘书逄先知都没有当夜和戚本禹接触的记忆，王妙琼亦在田家亲属就此事询问时说，她也没有在那天夜里和戚一起去到永福堂的印象。
    
笔者将核实的结果当面告诉了戚本禹，但戚本禹仍坚持他自己的记忆。
    
5月23日上午，永福堂有过来访者
    
1966年5月23日凌晨，董边到田家英的卧室，见他斜倚在床上，似乎彻夜未眠，陷入难以自拔的思忖，便劝慰他说：“你的情况主席都了解，有什么事慢慢总会搞清楚的。”妻子的抚慰，使田家英的内心更添一重凄楚，他欲言又止。
    
几十年相濡以沫，田家英很了解自己的妻子，也很尊重她的观念和自强不息的精神。虽说她长期从事的是妇女工作，自己在中央核心部门接触的许多复杂的情况，平时就没有向董边透露，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不曾同妻子探讨，此时此刻此情此背景，更难用几句话给妻子解说明白。他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在一些问题上，无法求得最亲近的人的理解与沟通，这使他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内心分外痛苦，但他没有让内心说不出的苦涩和凄怆形于颜色。
    
董边因《中国妇女》杂志和全国妇联机关两边都有事，并没有把田家英面临的问题看得有多么严重复杂，同时感觉丈夫心境似乎比昨晚平静了一些，便匆匆上班去了。
    
在董边离开后，田家英是如何度过弃世前的那个上午的？
    
叶永烈在《毛泽东的秘书们·秘书田家英》中，曾做了如是描述：“就在这一片安静之中，田家英在‘永福堂’小院里，独自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个上午！”“安安静静，电话铃声未曾响过，也未曾有过一个来访者———他已接到被逐出中南海的命令，还有谁会给他挂电话？还有谁敢登门拜访？” 可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
    
有没有人给田家英挂电话，已经没人能够追忆。但在那天上午，却的的确确有人来过永福堂的田家英寓所，他就是田家英在延安时就共过事、解放后仍关系密切的老友何均。
    
在延安中共中央宣传部时，何均就和田家英在一起工作，并住在杨家岭上的同一排窑洞，一起帮助过毛岸英熟悉中国的国情和党内情况。几乎在田家英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同时，何均担任了朱德的政治秘书。解放后，他们工作都在一个大院落里，仍保持着不时的交往。
    
5月23日上午8时许，何均上班路过永福堂。因前一天晚上汪东兴宣布了田家英停职反省的决定，他便急切地想去看看田家英，了解情况。何均的本意是想安慰安慰老朋友，可两人心头都被山雨欲来的浓雾所笼罩，而且又无法预料这场风暴会波及到谁，波及到怎样的程度，以往见面便滔滔不绝的他俩，竟久久相对无语；偶尔交换一两句，更添凄怆气氛。
    
许多年后，何均只追忆出田家英当时说的一句话：“士可杀而不可辱。”对于了解内情的人来说，何均感到此言与江青、陈伯达的加害相关。就在前不久，田家英还同何均出中南海东门，沿故宫河沿至王府井旧书店，一路谈了许多。江青、陈伯达的日趋活跃，使他们感到形势将有变化，心头有些压抑。
    
何均在田家英处坐了好一会儿，才起身欲走。可田家英非要他再坐会儿。但坐下后，两人依旧话语不多。过了片刻，何均又要走，田家英再度挽留，“如是者有三四 次”。最后，何均见上班时间已经过了很久，还有事情必须处理，就告辞了。田家英送何均出了永福堂院子，几乎快要到他的办公室才回去。
    
那天上午，田家英的秘书逄先知有事外出，不在永福堂。在永福堂院内的只有田家英的专职公务员陈义国，然而他打好开水，拾掇好房间后，一般就呆在自己的耳房听候田家英有事的招呼。
    
平日的永福堂，只要没有客人来，一向都是很安静的。田家英的几个孩子都上学，且平时也不住在永福堂。在何均离开后，田家英又做了些什么，谁也不曾看到。
    
如果真如枪击说叙述的那样，这天上午的永福堂不应该这样安静，不论是自杀、误杀还是有意枪杀，这里都至少要有一声枪响。
    
永福堂内  没有传出枪声
    
永福堂地处中南海的核心部位，几十步外就是西楼办公区，永福堂的西门就斜对着西楼办公区东入口的高台阶，这里就有一个哨位；而且，与永福堂相邻不远就是陆定一、胡乔木、董必武等人居住的院子。永福堂内有枪声，必然惊动这些地方。
    
更何况，中南海内对枪声是特别警觉的。张际春（曾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孩子曾经用猎枪在中南海内打乌鸦，只一声枪响，立即就把几路警卫都招来了，随后就成为中南海内几乎人人皆知的重大事件。
    
同样，如若1966年5月23日上午永福堂内真有一声枪响，那么田家英之死马上就将不是秘密。
    
可以肯定，那天上午，永福堂内没有枪声。
    
吃午饭的时候，公务员陈义国从小灶给田家英打好了饭菜，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田家英来吃。田家英没有外出的事先安排，也没有任何交代就不见人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他随即找到秘书室副主任陈秉忱的办公室，报告“主任不见了”。
    
当时秘书室主管行政的科长也在陈秉忱的办公室，他们一面让陈义国继续寻找，同时分头往田家英可能去的地方打电话询问。然而，最后汇集的情况仍是田家英下落 不明。他们有点慌神了，因为前一天晚上他们都参加汪东兴召集的通风会，都知道田主任出问题了，但谁也没往更坏的情况上想。
    
又过了一段时间，陈义国来报告说：永福堂院内毛泽东书房里好像有人。但因为书房内很暗，白天进去都要开灯，所以看不清楚。陈秉忱、行政主管带了一位行政干 事随陈义国来到书房前，发现门从里面锁上了。他们砸开锁才进入到书房，屏风后的情景顿时令他们都惊呆了……
    
遗体没有创口  现场没有血迹
    
显然，田家英吊在那里已经较长时间了，但到场的人没敢擅自决定把田家英解下来，而是立即给汪东兴打电话报告情况。汪东兴隔了一段时间才到永福堂。戚本禹回忆说，汪东兴此前一直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会议，他可以作证。
    
在汪东兴指示下，秘书室的人把田家英解下来。田家英穿的是一件薄衬衫，身体已经僵硬。汪东兴让检查一下田家英身上有没有东西，秘书室行政主管在衬衫口袋里 发现了用红色铅笔写的遗书。文字并不太多，现在为人所知的部分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此时此刻，在永福堂院内已有七八人，他们都目睹了田家英从吊绳上解下的过程。而若真相如所谓“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所载，他们目睹的应该是另一种场景。开枪自杀，死者身上必得有创口，现场必得有血迹，且就一般而言，自杀要一枪致命，没有击发数枪自杀的。那么自杀者会把枪口指向哪里呢，人们不约而同地会想到哪一点呢？那应该是一个非常暴露的位置，是一个人们一眼就能注意到的位置。但田家英遗体上既没有创口，现场也没有血迹。
    
笔者也想不通，用枪自杀和上吊自杀在政治方面或伦理方面有什么特别需要区分的讲究，所以将用枪自杀的现场伪装成上吊自杀现场的做法实在无从解释。如果现场确实做过了伪装，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即田家英不是自杀而是谋杀。

然而在那样的特定环境下，即便排除枪响惊动左邻右舍的难点不论，在谋杀之后把现场的血迹清理干净，把遗体上的创口处理好，再伪装成上吊自杀，还要让人看不出丝毫破绽，这一系列动作也不是一两个人、在短时间里就能完成。
    
秘书室的人在四处寻找田家英时并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永福堂院落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寻找的视线之内。如果血迹清理和现场伪装稍微不到位，很容易让人心生疑窦，但到过现场的人，没有任何人萌生过谋杀的联想。
    
谋杀之说  不合逻辑
    
田家英自杀的事随后通报了周恩来，电话是用永福堂的座机打出的。周恩来随后将此情况转告给当时尚在南方的毛泽东……
    
据王力回忆，当天他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大约在下午两点左右，他得知了田家英自杀的消息。作为三人小组成员之一，他接到通知去中南海参加这一突发事件的处理。安子文大概是在王力之后得到的通知，并受命负责处理这一突发事件。
    
据田家英夫人董边回忆，她是在下午3时左右接到的通知。她当时正准备早些回家，办公室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她拿起电话，听筒另一端传来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声音，要她立即到中南海西楼会客厅去。
    
“西楼会客厅是刘少奇同志接待客人的地方，为什么要我到那里去？究竟出了什么事情？”董边猜测大概是与田家英的事有关，心里怦怦直跳。还没等她理出头绪，汽车已经开进中南海。
    
走进西楼会客厅，只见安子文、汪东兴、王力等人已在室内。安子文代表组织向董边直言宣布：田家英畏罪自杀。这难以置信的消息，如五雷轰顶，董边一下坠入万丈深渊。
    
有关负责人一定要董边去看一下尸体，并且不断发问：“田家英死之前说了什么没有？”“要不要到医院去验尸？”董边此时脑子里已是一片空白，只是机械地回答说：“一切由组织决定，我服从组织。”
    
从西楼会客厅到永福堂寓所并没有多远，出西楼办公区院墙东门，下高台阶斜对着的就是永福堂西门，但董边已不知自己是怎么走过去的，她无法接受“畏罪自杀”的事实……
    
院内平日存放毛泽东图书的西房内，田家英平躺在地上，身上盖着那条铺用了多年的蓝色床单。有人拉着董边的胳膊往前拽，非要让她看清楚一点，认可自杀的事实。
    
床单被揭开，董边看到了田家英那僵滞铁青的面孔，那一向充满生气的脸，堆满毫不掩饰的无尽痛楚和悲愤。她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
    
至此，看到田家英遗体的人已经超过10位，他们都没有对田家英死于上吊自杀产生任何怀疑。
    
如果是谋杀，显然是到现场的人越少越好，看到田家英遗体的人越少越好；负责处理此事的人就不应该提醒董边要不要到医院验尸，也不应该拽着董边一定要她看清楚遗体……这些处理方式的细节，显然不合谋杀说的逻辑。
    
笔者至今还记得，那天中午12点多，我从学校回到中南海吃午饭。拐向西大灶的胡同正对着永福堂西边的通道前，我一眼瞟到永福堂西门前站了一名卫兵。以前那 条路上从没有岗哨，当时感觉奇怪，所以印象较深。后来，在同一饭桌吃饭的田家英秘书逄先知的孩子也来到食堂。他悄声告诉我，他家住的院子有卫兵守着，不让进去。他又绕到后门想进到院子里，发现后门从里面锁上了，也进不去。我们当时都感到有些不对劲，但谁也没想到田伯伯出了意外……
    
田家英的子女在许多年后对笔者回忆说，他们家当天晚上就搬出了中南海。而一个星期后，所有住在中南海里的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干部家庭，也都搬出了中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