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的“民主主张”(图)

中共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为阵地，大力宣传民 主自由，反对转制。

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实现“民主”的两项具体目标：一是“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度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二是争取“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有。

 

自此，中共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为阵地，大力宣传民主自由，反对转制，使之成为抗战时期中共的重要的政治主张。

 

1944年2月2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绝不是民主国家”“不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选举权，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做投票的工具罢了”。

 

《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的社论《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中指出：“……一个国家是不是实现了民主，执政当局是不是有诚意实现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应有的权利，毫不保留的交给人民”。

 

抗战时期，《新华日报》发表多篇文章，强调公民拥有选举权及民主国家主权在民的原则，并大力介绍英美国家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精神，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抗战中后期，作为中国的盟国，有很多美国的士兵远涉重洋来中国参战，毛泽东曾提出：“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年20-21期《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美国国庆日及华盛顿、杰佛逊、林肯诞辰纪念日，《新华日报》都会发表纪念文章，如1943年7月4日《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一文中说：“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只从世界上诞生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1944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中指出：“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他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他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的民主势力……”。1945年4月13日《纪念杰佛逊先生》社论中指出，杰佛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和倡导的《权利法案》，早已“成为整个民主世界的基本观念了。人有天赋的人权，人的自由与尊严不该为不正势力侵犯和亵渎，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

 

在宣扬欧美民主制度的同时，中共指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缺乏民主，共产党的任务是建立民主国家。1944年6月13日《新华日报》刊登“12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中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在《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讲词》中说：“……民国本是应该实行民主的，但国民党执政已经18年了，至今还没实行民主，这不能不说是国家的最大损失”。同时，周提出实现民主的三个条件：“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当禁；三是实行地方自制”。刘少奇也说：“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档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污蔑”。“只要一有可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就毫无保留的还政与民”。（《刘少奇选集》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172-176）。

 

结束以党转制，是当时中共媒体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思想。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在《结束一档制国才有民主可言》一文中指出：“……不知国民党今日的弱点，都是在独揽证券之下形成的。当其他党派起来竞争时，国民党只有更加奋勉，添加新血液，振奋新精神日趋进步。因此结束党制，不会使国民党消弱，只会使它加强起来”。在今天看来，台湾的政局证实了中共当时的高瞻远瞩。1945年1月28日，《新华日报》发表署名友谷的文章《是不是代用品呢？》，文章尖锐指出：一档专政下的所谓国会和舆论是“代用品”，“把一档专政化一下妆，当作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1944年5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民主即科学》一文中说：“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一样，在国外如此，在中国也如此”，批驳了当时的“国情特殊论”；1946年5月17日《新华日报》社论《谁使中国不能安定？》，抨击了抗战结束后“稳定压倒一切”论。

 

针对执政当局抗战时期颁布的29种管制新闻等特别法规，1945年3月31日《新华日报》在《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中指出：“在中国，提起新闻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民主”。文章号召“我们要建设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应从报纸能尽自己的责任、替人民服务，用公正的舆论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开始”。1945年9月1日《新华日报》时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九一”记者节所感》，描述了管制下的新闻从业者戴着重重枷锁的无奈；1946年1月11日，陆定一在《新华日报》发表《报纸应革除专职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文章从戈培尔统制舆论说起，“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文章指出报纸有两种“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真实的消息……使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它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

 

中共在抗战时期丰富的“民主思想”，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进步青年奔赴延安，也引起了很多中外人士的瞩目。1940年前后，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本文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