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白芳礼老人，从74岁到93岁，为了资助贫困学生上大学，靠蹬三轮车积攒了35万元钱，奉献了相当于绕地球赤道18圈的奔波劳累，资助了300多名贫困大学生。可他自己呢？他没有比尔•盖茨首富的光环，也没有诺贝尔和平奖人士的监禁，每天吃馒头加白开水，穿捡来的衣服。他曾经在车站前搭了个小铁皮棚子，在夏天摄氏40度、冬天杯子里的水冻成冰坨的3平方米的空间里，住了整整5年。更让人辛酸的是，铁皮棚子被拆了的那年冬天，老人蜷缩在自行车棚里，看了3个月的自行车，存满一角、五角、一元零钞积攒的500元，捐给天津耀华中学，他要下三轮车了，说的是：“我干不动了，这是我最后的一笔钱” 。
如果真有白芳礼其人其事，中共中央政治局每个委员都应该匍匐在老人的脚下，亲吻他鞋前的那片土地。那些说着“我没有敌人”的政治演员看清楚，这些至今都没有跪下去的人，个个都是“自由追求者”的敌人。白芳礼老人是在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年龄时蹬三轮赞助大学生的，这期间的官员谁不是人民的敌人？曾经有人嘶喊：“蒋介石是人民公敌”，但蒋介石执政中华民国时，没让退休老人这样辛劳。毛泽东74岁不退休动员全民“炮打司令部”，邓小平74岁假退休喊“杀出一条血路来”，江泽民74（虚）岁时歇斯底里叫“我就不信战胜不了法轮功”，这三代党头儿的颠狂都有历届政治局委员推波，他们不是敌人，谁是？
我们今天如果被“没有敌人”的秀语打动，那不是感动，充其量是一时触动。但白芳礼们给我们的才是深度感动。那句“我干不动了”的质朴，穿透我的心。
今天共工中国不再有“青春无悔”的豪言壮语激动人心，而是靠GDP极度的发展，拉动的高楼大厦、高速公路、高尔夫球场、高级俱乐部牵动我们的眼睛，却毫无感动人心的力量。因为这些晃动我们眼球的东西，只有感性，没有灵性。不错，人民的生活是得到了提高，可这样的社会不稀罕，全世界很多国家这样。
我们物质生活提高了，心中却没有了精神，头脑空空如也，不焦虑就忧郁。照理说富裕了，很多富人办慈善院，政府的官员制定人文的政策，就不会有白芳礼老人74岁蹬20年三轮车的事，也不会有郭改然、陈天文们收养残疾儿童的事。因为他们本身在物质生活上也是需要帮助的，医院院长宋兆普例外。当然乐于助人者的真空在心灵，他们不求物质。但即使在物质最富裕的美国纽约，社区或公路上乐于助人的人依然不少，放眼看都是无忧无虑的阳光脸庞，收养孤儿和残疾儿童不是劳累而是寻常的帮助。如果没人喊“我爸是李刚”，白芳礼说“我干不动了”也就没那么感动人了。中国骄横者太多，所以才有“人性光辉”的说法。
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其实做的都是些普通的事情，帮助弃婴、残疾儿和贫困学生，重要的是他们做的很困难。我1990年代认得的一对夫妇，拾了一小孩养了四年，二人工资只有八百，养了几年养不起了，终于还是送到孤儿院。而许多人做这些事只要点头和举手即可，可要他们点头和举手却比让他们不说“我爸是李刚”难得多。富者贪心是人心的污点，穷人助穷人，这就是人性的光辉。郭改然、陈天文、孔贞兰、杨云仙、白芳礼，他们也是穷人，却在助人为乐中拓展心空。宋兆普是中国富人的另类。今日共工中国富人花钱不是消费就是投资。我们见惯见多了这些人之后，从网络上读到郭改然们的事迹，内心深处就由衷地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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