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新一轮投机浪潮

全球经济、金融市场和全球政治都已进入动荡年代。在目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主要经济体几乎不可能解决所面临的结构性难题。各国央行，尤其是美联储，都坚信这些问题应该而且能够通过货币政策解决。他们造成了金融市场的虚假繁荣，而这些假象被误认为是经济复苏的迹象，不过只会转瞬消失殆尽而已。一旦金融市场受挫，各国央行又会旧戏重演。但这种虚假繁荣的持续时间越来越短。一旦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受到新兴经济体的通胀感染，这个过程将立即结束。老故事结束，新故事开始，其标志为美国国债市场出现严重下跌。时间很可能在2012年。

QEII不解决根本问题

美联储刚刚宣布购买6000亿美元国债，启动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II）。对于那些不熟悉央行套路的人来说，此举实际上就是增印钞票来购买美国国债。现有的国债持有人将可有6000亿美元现金。出台该政策的理由是，可以把这笔钱花在别的地方，比如借贷给家庭部门消费，或借贷给商业部门投资。对美国经济的再刺激可能会鼓励商业和家庭部门对未来持乐观态度，进而消费。美国经济随后可能会进入投资与消费的良性循环。

量化宽松政策的理论辩护是说不通的。美国家庭部门杠杆化率过高，比历史平均水平高出50％。现在还不到新一轮借贷和消费狂欢的时候。美国的大公司坐拥2万亿美元现金。他们正在投资，只是未投在美国。他们会因为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出台，转而对美国经济持乐观态度，并在美国投资和雇佣劳动力吗？我对此表示怀疑。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倡导者认为，这些公司不愿意投资是心理作用。美国的中小型企业雇用大部分劳动力，且的确需要信贷。但传统上为他们服务的小银行实力太弱，无法给他们更多帮助。第二轮量化宽松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美国的问题就是需求不足，这个看法有很大缺陷。美国贸易逆差惊人，这通常是供不应求的迹象。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世界，在相当长时间内，美国经济只有持续疲软，才能减少其贸易逆差。盖特纳和伯南克的看法是，贸易逆差问题应通过美元贬值解决。美元贬值幅度越大，对美国经济越有利。我将在下文讨论，美元疲软将导致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扩大贸易逆差。这将增加美国的贸易逆差。很奇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竟被头脑如此简单、思维如此不缜密的人操纵。

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将导致另一轮金融投机。在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出台前后，全球股市飙升，大宗商品价格飞涨。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只是另一轮投机浪潮的开始。

美联储认为，经济疲软主要是由于心理因素。因此，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可以通过大量发钞而提振信心。如上所述，这一点也不会奏效。相反，它会对金融市场产生很大的心理影响。过去20年，美联储采取宽松货币政策，造成巨大的流动性过剩。它导致了纯属心理影响引起的资产价格大幅波动。一旦受到坏消息的打击，它会造成深深的心理恐慌。结果，资产价格崩溃，放大了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而一旦它相信有政策将拯救世界经济，又会使市场持乐观态度。金融市场已成为经济波动的放大器，而不是指导性经济指标。

跨国公司挑战民族国家

世界正经历深刻变化，所带来的经济挑战极其棘手，对发达国家而言更是如此。决策者除了等待，别无他法。全球化、技术发展和人口老龄化这三股势力，短期和长期内都将影响世界。现代跨国公司是21世纪的部落，再过两个世纪，它们将成为民族国家的严重挑战。

今天的现代民族国家主要是一个地理概念。移民的活跃、宗教的衰落以及英语的普及使得原有的国家基础越来越薄弱。跨国公司是一张全球网络。这张网络把所有的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如果有政府试图抵制全球化，他们会发现其实很难，因为负面影响将通过多种渠道迅速反弹。

跨国公司和信息技术领导全球化进程，为世界各地的劳动力市场设立公平竞争的标准。优越的生活水平已不再是与生俱来的权利。第一世界或第三世界也不再是描述民族国家的概念。在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大部分人口过的是第三世界的生活。而在中国和印度，有相当一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堪比第一世界。两者相同之处仅在于过着两类生活的人口比率相同。一看就知道谁的压力更重。

由于法规限制，发达国家生活成本高，压力更重。为了减轻社会压力，他们需要降低低收入工人的生活费用。沃尔玛就是这种力量的代表。它用第三世界的工资雇人，又以第三世界的价格出售商品。沃尔玛采取这种市场化解决方案，应对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却往往遭到政策法规的打击。选择这种方式的社会，必须建立完善的收入再分配机制，使得那些领取第三世界工资的人，能够负担第一世界的生活成本。

欧洲属于这个阵营。其政策是一致的。通过公司福利，日本也进入了这一阵营。美国希望其低收入人口，即大部分人口，享受第一世界的生活标准，但又不具备实现的手段或政策。于是，它尝试刺激经济增长来实现这一目标。但成功与否取决于企业是否愿意付给工人第一世界的工资。实际上他们并不愿意。美国决策者一直认为，这是一个需求问题，所以，采取近乎疯狂的政策，令全世界惊恐万状。

许多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支持者说，政策是有效的。这太奇怪了。货币政策变化和经济影响之间的滞后期约为18个月。他们怎能知道政策是否有效？原因是他们看到股市上涨，并认为这是一个指导性指标。但是，2007年金融危机前，股市也曾暴涨。他们怎么能够确保这次和上次不一样呢？在我看来，这是另一轮投机行为。当经济未能如预计得那样有所改善，他们还将出台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

随着共和党在众议院拥有多数席位，美国政府未来两年内不可能解决任何重大问题。但是，美联储无论如何都会背负振兴经济的重任。它只能做一件事情：印钞票。美联储就像一个玩火的孩子，会不停玩下去，直到出事。坏事是通胀抬头，美国国债市场崩盘，或许还有美元。许多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倡导者说，不存在通胀。那就看看石油和食品价格吧。这些人怎么能证明他们的观点？美国大多数人都穷得很。汽油和食品消费占了他们支出的一大部分。过不了多久，价格上涨的情况就能在加油站和超市看出来了。过去一直就是这样。这次为什么就会不一样呢？当然，有人可以在核心通胀问题上做文章，因为核心通胀不包括食品和能源。但不久，成本上涨也将蔓延至核心通胀。这只是时间问题。

美国的决策者没有透过21世纪的棱镜看待当前的挑战，而是再次抓住曾经失败的凯恩斯主义这根救命稻草。现实情况是，跨国公司将在全球经济中变得更强大。他们会挑战民族国家，成为另一个权力中心。他们将在多国设立总部，在多个市场上市，并相应地扩大他们的领导，这只是时间问题。任何国家，即使像美国一样强大，想要打破这一现实，必将陷入困境。

美国的政策思想家往往认为欧洲和日本是失败的案例。他们应该三思。欧日现在适应新世界比以前好得多。西方人嘲笑日本不愿意花钱。他们认为这主要是缘于通缩预期，又是出于心理作用，相应的政策失败。但是，现在日本人到亚洲旅游，发现其他亚洲人只赚日本人十分之一的工资，却在做和日本人同样的工作。他们的收入预期因此将相应调整。因此，他们认为如今的薪水水平难以为继。这种预计合理吗？恐怕是这样。美国人总是期待明天会更好。并非总是如此。盖特纳和伯南克等人的出发点就不对。

欧洲使人感到惊讶。尽管公众普遍抗议，但法国成功地将退休年龄延长了两年。法国正试图解决老龄化的成本问题，而这个问题是21世纪第二大挑战。德国此前采取过同样的措施，并已大大削减了其公司部门的成本。德国公司正全力接受全球化进程。跨国公司正在德国公司萌芽，并将在未来几年走向繁荣。英国正着手削减成本。英国正朝正确方向迈进。但英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被掏空了。它现在比“大香港”好不了多少，核心业务仅为金融投机。除了削减成本，英国需要重塑经济。

发达经济体的最佳策略是：（1）保持经济缓慢增长，保值财富；（2）实施收入再分配，维护社会稳定。美国仍然认为，解决失业和收入微薄问题的最终办法就是增长。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美国在拥有庞大的经常项目赤字的情况下，仍继续实施刺激政策。

美国试图通过操纵汇率解决赤字问题。有些人只是自以为了不起。恐怕盖特纳和伯南克就是这种人。如果美国国债市场急剧下跌，游戏就该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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