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狗（第二章 魂兮归来）

不幸得很，我深信不疑的党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给出路”的政策在二弟安邦和三弟治平的身上触礁。他俩与上万名重庆青年一起豪情满怀去到丰富的石油矿区挖石油，石油没有挖出一滴，浪费了几年青春，全部遣回重庆。政府给这批人发了硬指标，也就是说一人一个名额，工作安排打了包票。可是，政府又早有规定，对申请工作的人，单位要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所谓的政治审查，主要是审查他们的家庭背景。齐家的背景坏得出奇，姐姐刚刚出狱，父亲还在牢里，使安邦与治平的申请表，一份一份退了回来，所有单位都拒绝接收，包括自来水公司和没人愿去的扫大街的清洁公司。所有石油局回来的青年人都有了工作，只剩下一帮“关（牢）、管（制）、杀（头）”家庭背景的人还在引颈企望。

自相矛盾的政策，使硬指标等于没有指标，“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才是最逗硬的政策。于是，出身好的那怕是“马屎皮面光，里头一包糟”也个个有份，出身不好的再是“蒙垢钻石”也人人落选。看看这些雄姿英发，热情横溢的可爱的青年安邦、治平和他们的难友，终日无所事事东游西逛，我极为他们浪费大好时光惋惜。

后来，安邦在大阳沟蔬菜副食品商场找了个修补门窗的木工工作。他业余自学的木工技术派上了用场，安邦得意极了。每天他背着那副木工行头兴高采烈地上班，兴高采烈地回家，干活劲头十足，没人看得出他只是个临时工。正因为是临时工，单位不政审，他才临时地钻了进去。单位上对安邦的工作很满意，如果让他在这里继续干下去，我敢打赌，安邦决不会是今天这副模样，他的整个生活都将改变。但是，鬼使神差，他被借调到另一个急需木工的单位。不久，中央下达档，凡是七一年十一月三十日以前到该单位，并且下达时仍在该处工作的临时工一律转正。“一律转正”，这就是说政府普天大赦，不要求政审，只要合乎时间条件，都有份。这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安邦来说，简直就是癞蛤蟆吃天鹅肉，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安邦的确是十一月三十日前去的，但党下达时他却被借调在另外一个单位，按理说既然是借，根就应当在大阳沟，但是大阳沟不认，临时工有什么根，有根还叫临时工？就这样，安邦像个被传递着的球，从这只手传递到那只手之间，他两头失落，失去了转正的机会。

他不仅没有转正，那批活赶做完了，他被放回了家。安邦又开始无精打采灰溜溜地过日子了，靠在窗台上看来来去去的车辆，看行人不同的走路姿势，看蹦蹦跳跳的孩子们去上学，看熙熙攘攘的工人们下班回家……常常一连数小时。

一天，他回家要我替他写一份申请，用词要好，要求参加街道运输队——最被人瞧不起的“工作”。我按照当时最“革命”时髦的格式，在申请书的顶端写上大大的“为人民服务”的“最高指示”，最后引用毛主席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和“对技术精益求精”的语录，以“保证搞好搬运工作”结尾。这样，在扇扇门都对安邦关闭的情况下，街道运输队对他敞开了大门。我为他庆幸，找到了饭碗——殊不知是给他掘了坟墓。他开始用扁担绳子出卖劳动力。这种营生，拿劳改队的话说就是“压槽头肉”（扁担压肩头）。

街道运输队是什么地方呢？那些没有单位挂靠的地富反坏右，那些被管制被开除，劳改劳教释放回来找不到工作，那些像安邦这样家庭出身不好单位拒绝接受的青年等等，被社会当作垃圾抛弃的不幸者们，借街道运输队这方“宝地”堆放。试想，对待“垃圾”怎么会有好差事？他们每天清晨到办公室外等候派工，什么工厂要五个人上下车，某家要两个人挖坟墓抬死尸，某单位要三个突击大扫除……依轮子分派，做完了回来又等，做多得多，做少得少，哪天轮不上，就一分钱不挣，每天都是碰运气。

这种占据你的本钱——时间，未必付给酬金——工资的活路，是相当折磨人的。整天白等，第二天不去吧，又怕有工轮到你，钱让别人挣去了，自己饭票没着落，去吧，分分秒秒不知下文的等候，往往是一天时间的浪费，简直是在熬人骨头汤。每天在那里等待，都有过剩的时间，过剩的精力，怎么样打发？“垃圾”们想出了好办法，他们打牌。没有工，便喔呵连天打牌，有工来，收起牌就走，一举两得劳逸兼顾，何乐而不为。打牌，赢家当然要惩罚输家才有兴趣，办法从最初的脸上贴纸条子，打手板，钻桌子，刮鼻子，发展到赌实物，从胡豆、花生、香烟，升级到永恒的赌博目标——钞票。

安邦在运输队数年，过得很快活，他天天“为人民服务”，天天打牌赌博，技术“精益求精”，“完全”、“彻底”陷进了赌潭。

安邦曾经是齐家的功臣，他从小就有做生意的天才。父亲和我关在重庆石板坡看守所期间，时值“自然灾害”，十四岁的他与母亲一起收荒篮（收破烂），走街串巷日晒雨淋，几个月就变成又黑又瘦的“人干”。挣的钱，他全数交给母亲买高价点心买高价粮食，大包小包往看守所送，从头肿到脚爬着去受审的父亲才有气力站起来，我的身体才停止消瘦，基本未受大的损伤。

石油局工作的那几年，石油虽然没挖出，但安邦没少忙，他风餐露宿，这里钻井那里打洞，都是劳动标兵，年年评先进。每次回家探亲，他恨不得把当时重庆市场缺销的鸡鸭鱼肉、猪油花生全给妈咪挑回来，临走时还要扔几件挺新挺时髦的衣裤给兴国，你穿吧，我另外买。现在他二十四岁了，长得人高马大，一表人材，真正的男子汉，漂亮的女孩主动追求他，他还故意不理不睬——这么年青，无穷无尽的精力需要为工作奉献，他理该有个“单位”使自己骄傲，有份正常的职业使自己直得起腰，这才有资格谈情说爱。想不到从石油局回来，含在嘴里的肉竟然会被叼走，硬指标变成无指标，连扫大街都不够资格，临时工“大赦”的好事又鬼使神差被错过，最后，这个热血青年被逼进了“垃圾堆”，我们倒霉的安邦成了赌鬼。

那是一个星期日，晚饭后我走去七星岗看望蒋忠梅，她是我十年前认识的，是大浪淘沙后仅存的友人，她的家是我唯一可以踏足的地方，她是我独一无二的可倾诉的对象——当时我这样以为，数年后才知，她是公安局派来做我朋友的特务，我这第二次与她的再接触，差点为我的倾诉第二次入狱——可是，门上的大锁让我扫兴而归。

走回家，我的家门也紧闭着，是从里面栓住的。我敲门，没回应，很奇怪，再敲，还是没有动静，我急起来了，开始捶门。安邦答话了，他说：“捶啥子捶？”我说：“我要进来。”他说：“你各人出去耍，我有事，不开门！”竟有这等奇事，自己的家不准回，叫我出去耍，我到哪里去耍？“我哪里都不去，我要进来！”我生气得连连捶门，把门捶得鼓响。一阵，“谑”一下，门突然打开，安邦站在门口，另外三个年青人围桌而坐，桌上放着纸牌，钱已经收藏起来，他们肯定是在赌。

把赌场搬到家里来了，这还得了。我愤怒之极，指着墙上母亲的黑框照片说：“妈咪在这里看你，她临死前要求我们团结争气，团结，争气，你忘记得这么快呀？她才逝世几个月。你现在当着她的面赌钱，心里不惭愧吗？”安邦竟理直气壮地答道：“我不晓得，我不晓得。你不安逸我，马上到派出所去报告。”我生气地回答：“我为啥子要到派出所去告你，我要告诉你，这个家，不允许你用来当赌场！”安邦认为他的几个好朋友美美地被请到家里打牌，我却给他扫脸，他要与我一决雌雄。大叫一声说：“我要，我要，我要在这里赌博，怎么样？这是我的家，有我的一份。”他的气比我还大，顺手拿起墙脚木架上的脸盆，猛地扔在地上，“咣当”一声巨响，击碎的搪瓷四处散落。打烂了脸盆还不罢休，他冲出房门，从厨房里拿进来一把菜刀，我吓得不敢出声，以为他疯了要杀人。他瞪大着发红的眼睛，高举菜刀朝我们小时侯四个人合睡的木板床床脚砍下去，一边砍一边吼：“这是我的家，我也有一份，我想拿它做啥就做啥。老子要把这个家砍烂！”

那三个年轻男人，见状大惊，一个一个溜走了。安邦歇斯底里完了，愤愤地也走了。他经常深更半夜才回家，有时通宵不归。我们白天很少碰面，见到安邦时，他总是呼呼大睡，昏睡无边，今日难得一见，却爆发一场家庭大战。

安邦失落的自我与暴烈的个性，母亲很早就担心他会做出一些越轨或者极端的事情，她疼爱这个极其聪明极能吃苦的儿子，在他身上花费过很多时间和心血，只要有可能，她总是把安邦带在身边，给他更多的关怀与爱怜，希望安邦的性格回归正轨。

对这个家，对妈咪，我始终有着难以言说的深深的自责。我闯下了大祸，自己坐十年牢不算，父亲也殃及十五年刑期，四个弟弟，三个初中只准进民办，高中都没让考，以后的工作分配全部受影响……家里的中流砥柱，我们的母亲，桩桩苦难都令她锥心沥血，二十多年的煎熬她默默承受，直到她再也承受不住了。

我常常在查找，查找我对这个家庭犯罪的根源，我的内心我的灵魂，肮脏的动机卑鄙的私欲……没有办法，我查找不出，真的查找不出。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也做了母亲，直到今天我写这本书，想起给这个家带来的灾难，我也锥心，我也沥血，我还是找不出我犯罪的动机。无知幼稚，不识时务，不计后果，这既不是犯罪理由，也并非犯罪动机，像个孩子，不小心打翻了蜡烛，烧毁了房子烧残了屋里的每一个人，甚至连来我家玩耍的孩子也没有幸免。我有罪，大罪，但没有理由动机。没有理由动机，但后果太沉重，黑十字架压在我身上，穿过无数交替的白天黑夜，穿过漫长生命的隧道，背负着它直到我隧道的出口。

墙上挂着妈咪的照片，那温婉哀伤的眼神，看了令人心头颤痛。在这个十二平方米的房间里，我觉得母亲的眼睛老是在追随我，我愧对这双眼睛，竭力回避。今天她又心痛地目睹了这一幕。

物理学有条胡克定律：在弹性限度内，物体在外力的作用下产生形变，作用力越大，形变也越大，外力消失，形变也跟着消失。安邦并非天生嗜赌，他过去生活习惯很好，从来不打牌。我曾经要求弟弟们别责怪政府，“首先端正自己的态度”。安邦的经历是我亲眼所见，我挑剔不出他有什么不端正。直到进了“垃圾堆”，在“外力”的作用下，他“产生形变”，天天“变”，不断“变”，外力的作用太大，时间太长，大大超过了“弹性限度”，安邦象被折断的筷子，成了赌鬼，即使外力消失，他再也形变不回来了。

母亲的爱心敌不过超过限度的形变，她为安邦付出的心血付诸东流。

七四年春的一天，地段积极分子在楼下吼叫通知居民群众开会，三楼黄代表走过我家门口，特别伸进头来再通知一声，我被她看见，不得不去。

想不到，开的竟是安邦的宣判会，他经常不在家，这次，他们既没有通知家属他被逮捕，也不知道他去了何处，怎么就“一步到位”判起刑来了？

那天阿弟齐大同也在家，我俩坐在第三排，盯着戴手铐的安邦，感到莫名其妙。政府明文禁止赌博，但嗜赌如命者何止千万，比他资格老，比他陷得深，比他名堂多的大有人在。到目前为止，我没听说过“赌博就是犯罪”，没见过有人因赌博而坐牢，尽管我坐过十年监狱。当然，由于嗜赌，安邦偷窃过，据说技术不错，不过，但凡嗜睹的，又有几个人的钱是自己腰包里的。宣读的判决书，第一句话“齐安邦出身反动剥削家庭”便泄露天机，为什么成百上千个赌徒独独他中了“头奖”。第二句说他“一贯好逸恶劳，不务正业”。连扫大街都不要，不给他“劳”的机会，强迫他“逸”，还好意思责备他“好逸恶劳”，真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他们给安邦判了三年。在那个连人的生命都不当回事的年代里，法院动不动就大笔一挥判刑十年八年，“三年”简直就是零年，“三年”本身就足以说明只为一些鸡毛蒜皮不成问题的问题，只是那些“群专”（搞群众专政的）要显威风，找典型为“批林，批孔”立功，家庭出生奇坏无比的齐安邦中了签。这位父亲希望他长大后做个出色商人的倒霉鬼，连连倒霉。

这样，我们齐家更加臭名昭著了，三个人坐过牢，不但有父亲，女儿，还有儿子，而且花色齐全，不仅有反革命，还有“刑事犯”。

所幸，此时，母亲已经故世，否则她伤痕累累的心又将新添重创。

治平几乎与安邦同时，安排在几个旅馆点当粉刷匠，也是临时工。

这位小时候衣服干净整齐，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小绅士派头十足的书生，思维敏捷观点尖锐，有独立见解很有辩才的齐治平，父亲的理想是他长大后当政治家。可是，这位耳朵上长聪明洞的十二岁孩子，走进重庆市第二十一中学的第一天，教导主任便在开学典礼上当着全校宣布，有个新生他的父亲和姐姐都关在监狱里，姐姐还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可见阶级斗争有多尖锐，大家要提高警惕。他顿时失去读书的劲头，初中毕业没让考高中，齐治平断了受教育的“奶”，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使他今生无梦地活着。

这次他转了运，借中央文件的东风，免掉政审关的麻烦，保住了粉刷匠的饭碗。旅馆里永远有刷不完的房间，补不尽的墙洞。治平脾气硬，但劳动更斗硬，头硬经打身子硬经摔，几次从工作架上摔下来，脚未断头未裂，老板不会蚀本。他皮肤不好，手指头整日与石灰打交道不断开口拿胶布补，但是只要每月发口粮钱，“小绅士”不抱怨。

和安邦一样，阿弟的运气也不好。

成千上万敲锣打鼓送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对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话很不以为然，他们中流传，这句话是毛泽东半夜三更说梦话把江青说醒了，她赶紧把伟大指示记录下来，第二天就上了人民日报，全国照办了。

智慧的扼杀造成了文明的末日。从五七年整肃知识分子，到六六年革文化的命和知识青年下乡，智能一点一点被扼杀，文明的末日就一天一天临近。女知青写信给她母亲：“我天天上山打架（打柴），肚子（胆子）一天天大起来”。弄得她妈坐立不安，忧心似焚；“双亲大人，我急需要线。”寄了一次又一次“线”，还在来信要“线”（钱）之类的笑话俯拾皆是。一位男知青写了一封情书：“亲爱的姑娘：你是我的心肝，你是我的大肠。你是天上的鸟，我是水中的鱼，你在天上栽跟斗，我在水里打眯头。你是一朵美丽的南瓜花，我是花上勤快的打屁虫。你是粪桷，我是粪瓢。你是一堆牛屎，我是牛屎上的推屎爬（一种昆虫）……”像这种既有农村风味又兼俱革命文化命时代特色的情书，可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现在，被毛泽东送去农村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们，绞尽脑汁各显神通，通过参军，读大学当工农兵学员，招工，顶替等五花八门的管道逃返城市。当然，在招工表“特长”一栏填了“脸上有几颗麻子”，把红色娘子军“扛枪为人民”读成“打枪为人民”也无妨，只要后台硬扎，“麻子”“打枪”并不影响回城。总之，天字第一号的喜事——知青下乡，变成父母们天字第一号的的奋斗目标——农村游子回城。和平路上上下下的农村游子，一个个喜气洋洋地回来了，包括几年前站在卡车上，对着前来热烈欢迎他们的农民伯伯们拉尿淋的捣鬼蛋在内，都回来了，就是没有阿弟。

和阿弟的名字齐大同恰好相反，他的个子并不“大筒”，而是瘦小，是我家境遇每下愈况的产物。但是他脑子灵光，功课不错，解放碑民办中学初中读书时是班上的数学科代表。他喜欢唱歌敲扬琴，个子不魁梧，但身体灵活舞姿优美，博得一些女生的欢心。在家里，小时候负责倒痰盂，长大了升格倒马桶，提着马桶，他也要先舞几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李铁梅的“高举红灯闪闪亮”，把厨房里的老太婆们逗得笑出尿之后，才去对面的“听月楼”一“吐”为快。

下乡到石柱县后，他是县知青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带领十多个男女知青在各大队唱歌跳舞，宣传文化大革命，歌颂毛主席共产党，他在石柱县几乎是家喻户晓。没演出任务时，他在队上务农，挑粪桶施肥，握锄头修补地球，吃苦耐劳，贫下中农评他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最最最听毛主席话的好知青”。他所在的大队地处贫瘠山区，尽管演出时有补贴，平时勤劳苦做，一年辛苦下来口粮起码差三个月，工钱不够买盐和米。每次回重庆，妈咪都要给他路费零用钱和粮票，这些当然都是母亲平时千俭万省下来的。

“参军”，当“工农兵学员”，这是出身好知青的专利，阿弟无法企及；“顶替”是父母退休或者提前退休，把有限的“茅厕坑位”让给子女，妈咪的“岗位”在坟山，父亲的“岗位”是监狱，对阿弟也是此路不通。

重庆市各种事业企业单位派出不计其数的“钦差大臣”去农村招工，手中的大权简直是决定知青命运的生死牌。不少招工头人还没有出发，家里门坎已经踩烂，知青父母提着大包小裹请“帮忙”，还没去农村，招工头心里已经有了“蓝图”。

小学二年级的学生用“只要……就能……”造句，有个女孩造出了“只要有熟人，就能开后门”的句子，可见当时开后门的风气怎样蔓延无忌。大事大到从农村回城，小事小到春节到澡堂洗澡，都离不开煮过的人——熟人。我们家没有钱，没有权，就是设法凑钱买了些礼，还是没有社会关系找熟人“开后门”，还是“端着猪头，找不到庙门”，无处上供。无可奈何，我们只好指望招工老板看在贫下中农对阿弟绝好的 “积极分子”和“最最最听” 的评语上，按照对“可以教育好子女”“给出路”的政策，发善心放阿弟返渝，使九泉之下的妈咪安心，了我们一个大愿。

招工回城有两个关卡，第一是公社推荐，第二是招工单位挑选，两者缺一不可。每次招工单位来，公社都力荐齐大同，他的推荐表上出身奇坏无比，评语好得惊人。公社一共推荐齐大同六次，六个单位全部摇头不收，全都一无例外只把眼睛盯在“坏”上，没有一个根据他的“好”把阿弟收取。最后，公社领导不得不对阿弟摊牌：“不是我们不推荐，而是没有人要你。你家里两个反革命，一个至今仍在押，问题实在太严重了。”阿弟不服地回答：“父亲走的时候，我才十五个月，我连父亲的概念都是模糊的。在我的记忆里，我没有喊过爸爸，他是什么样子我都想不起。妈妈为了我的前途，要我与父亲和姐姐划清界限，从不带我去探监，结果还是受他们的影响。”公社领导摇摇头，他说：“他们不要，我们没办法。这样吧，我给你出个主意，齐大同，你自己去城里找单位，只要单位要，我们绝对推荐，这么多人都放了 ，我们为什么偏偏要留下你。”

单位，你在哪里？茫茫人海，却没有熟人，这件事像拦路虎把我们难住了，只好另辟蹊径。

由于种种原因回不了城的还有人在，其中不少人突然有了心脏病、肝炎、肺病、半月瓣损伤等等，不适合搞重体力劳动，因“祸”得福，合乎政策地“病残”回城，大摇大摆在城里过健康人的日子。住在“听月楼”里的一个女青年，亲口告诉我她如何利用别人污蔑她偷了一把梳子的契机装疯，顺利骗过医生回城的故事。这类事并不稀奇，它只是当初一些先知先觉的人们逃避下乡政策的逆反应，难道几年前突然得“大病”免走（免于下乡）的青年还少吗？

我们从中获得灵感。对，留给阿弟只有一条路可走——“病残”回城。这，首先需要石柱县和重庆市两个医院的证明，证明阿弟有重病，不适合留在农村。阿弟先到县医院，向医生背述了一串肝炎病症状，什么腻油厌食消化不良，医生叫他验血。只恨自己无能，不然，捉几条肝炎虫放进血里该有多好。

第三天，阿弟拿着化验单走进化验室，化验员安慰他：“不要担心，你没有肝炎。”大失所望的阿弟只好打开天窗说亮话，向他解释了迫不得已搞病残的原因。化验员对齐大同只闻其名，未见其人。大部分知青都回城了，大名鼎鼎的齐大同竟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卡住了。他犹豫了一下，把化验单上正常的数据改写成肝炎病人的。

这位化验员不图一分钱帮了阿弟，他的淳朴善良难能可贵，但找陌生人做这种事太冒险，只能偶一为之。现在还差一张由重庆市医院出具的肝炎病证明。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与阿弟拜访了住在人民公园的马阿姨，母亲的旧识，她丈夫也做过小百货生意。马阿姨在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当护士，对我家的遭遇一贯很同情。听了我们的来意，尽管有些为难，她还是按照要求，给了我们一张住院肝炎病人的化验报告单。经过“自然灾害”锤炼的中国人，只要不是白痴，大多有涂改票证的绝技，今天，又派上了用场。我把化验单上的名字，年龄，不费吹灰之力就改成了齐大同的。

我们没有扔“手榴弹”（酒），没有抛“砖头”（香烟），没有“筷子一举，可以可以”，“酒杯一端，政策放宽”，依靠人们心里还活着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大功告成了一半，石柱农村同意“病残”知青齐大同回城，另一半则与市中区公安局和较场口派出所有关。去农村的时候，是搭“顺风船”，户口一下就走，回来，则是乘“逆水舟”，先要公安局批准，再要派出所同意，才能上户口。公安局、派出所对我家的“恶名”了如指掌，直接卡住我家的咽喉，是阿弟回来最可怕的鬼门关。

公安局这个门深九重的地方，我们怕惯了，不敢轻易踏足，每跨一步都好象担心有地雷在脚下爆炸。可是，阿弟的材料在鬼门关睡大觉，我们不得不去探询。每次去，心紧张得咚咚直跳，好像在做坏事，冷冰冰的回答千遍一律：“回去等！”比阿弟晚办的“病残”早已一个个敲定，户口迁回重庆批准当重庆人。我们知道，不能再这样等下去。

当时文革在中国已搞了七八年，上面还在不倦地花样翻新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搞什么“批林，批孔，批周公”，林、孔、周同老百姓何相干！正如孩子们唱的歌谣，“老头，老头，精蹦的鲫壳。老太婆，老太婆，祖国的花朵”那样，只有一小帮老人还在干精（积极），大多数老百姓的革命狂热已经冷却，紧绷的政治弦开始松弛，他们突然热衷于养金鱼了。

过去，我家养过几条金鱼，七二年母亲逝世后，大家无心照管，死的死送的送，一条不留。一年后，治平又爱上了养金鱼，传染给当时仍在家的安邦，传染给了阿弟，然后是全家。阿弟在重庆等候公安局派出所批准他入户。

全家发了疯，用角钢、玻璃、水泥做了六个尺寸巨大的玻璃鱼缸，挤放在睡了五个大人的十二平方米的房间里，我单人床的头架脚架的平台上各放一个，也就是说我睡觉时与两个鱼缸成工字形。靠窗左边墙脚的那个高脚鱼缸，尺码比大方桌小不了多少，高低柜的高墩上托一个，两米长的窗台向外支撑出数个三角架，上面并排放置两个大鱼缸，缸底也是玻璃，过路行人抬头即可欣赏。每星期日，家里总有一至两名大员去人民公园赶鱼市，购买交换新品种，除了吃饭，全家的钱都花在金鱼身上了。平时，阿弟负责去郊区滤线虫沙虫，保证金鱼的食粮，治平下班则忙碌地用吸管清洁鱼缸和换水，安邦做生意的天才充分展示，他经常采购到金鱼美价格好的名贵品种，兴国和我则负责欣赏和动嘴评论。全家一致对金鱼表现出空前的热情，我们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经过不断的淘汰筛选，留下了“水泡”、“珍珠”、“绣球”、“红帽”、“鹤顶红”、“五花”、“无尾鱼”、“热带鱼”等等高级金鱼四十多条。

四个和尚一个尼姑，真真正正地生活在花花（海洋）世界里了。

我们倾注进去的心血，得到了可喜的回报。“和平路一家姓齐的金鱼好看惨（极）了。”这“五姐弟水族馆”竟开始小有名气，周末，慕名上门参观者不说络绎不绝，起码也是人数颇众，还有“屁股上冒烟的”（坐小车的）。

阿弟不上班，几乎天天去郊外，滤回来的线虫吃不完，星期天可以拿到鱼市场交易，小圆饼大的一团卖一角钱，大金鱼产的小金鱼，也可以在那里换成钞票。阿弟用心做他的金鱼生意，也在用心寻找可以帮他忙的人。

一天，机会终于出现，一位姓谢的买鱼人同他聊起了天。经过几次接触，知道他叫谢利洪，毕业于重庆政法学院，在市法院做事。文革造反时，他挪用了公款搞串连，两夫妻工资维持三个孩子的家庭尚感手紧，他希望阿弟与他合养金鱼，筹钱还债。他们在上清寺谢家后院挖了个大鱼池，苦心经营下，小鱼长大，大鱼生小鱼，由阿弟拿去集市贩卖。经常有戴红袖笼的“鲫壳”和“花朵”前来驱赶，运气不好时金鱼给没收。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纠察一走，集市又恢复正常。机灵的阿弟把钱夹在裤腰上勒紧的皮带里，每个星期都有很好的进账。除了留下七八角至两元补贴家用，其余的钱全部交给谢哥——后来，我们都这样叫他。

谢利洪到市中区公安分局找他过去的造反派死党，一个姓李的负责人，要李给他的“表弟”齐大同帮死忙。李头头听了大吃一惊，“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亲戚？家庭背景如此不堪！”李数落了我家种种问题，谢并没有退缩，他见过我们全家，知道全部底细。谢回答说：“这些事你就不要过问了，我对你明说，这个忙不帮也要帮，非帮不可。”李答：“不行，这种事由下面办事员具体管，我怎么好插手？何况，对齐大同出身这么坏的人，我也没法给下面打招呼。”谢利洪早已胸有成竹，他回答：“很简单，你自己把材料提上来，签字盖章交去派出所，对谁也不必打招呼，哪个敢来查问你？”当时，李也有一个案子在谢手上要谢帮大忙，就这样，他俩拍板成交。

被压在最下面的阿弟的档案见了光，从分局到了较场口派出所，吴所长写了三条：父亲在押，姐姐曾被关；家庭社会关系复杂；海外亲戚多。所以，“齐大同入户的事要慎重考虑”。
大人物吴所长对我们不屑一顾，我们不敢高攀，可是小户籍时时到地段转悠，我们或许可以“拉拢”。此时，我们十五段换了一个看上去较为温和的年轻户籍，他似乎对我家的金鱼表现出兴趣，我们顺势用矮胖玻璃瓶装四条金鱼送给他，他没有拒绝。接着，我又送了同样的四条给我上班处一段的曹户籍，她也笑嘻嘻收下了。

不久，阿弟上到了户口，中国出身的人，被确认有中国人户口。金鱼美丽柔软的长尾巴，推波助澜，帮助阿弟取得了最后胜利。谢天谢地。他一九六九年一月去农村，一九七四年三月五年多才回到重庆家里。母亲临死前叮嘱我们，一定要帮助全家最苦的阿弟回城，宿愿终于兑现，她在天之灵安息了。

金鱼喂养得太好了，长得大腹便便过于肥胖，母金鱼肚子里的蛋多得把肚皮都挤歪了，就是产不出崽来。我看过记录电影可以人工打“催产素”助鱼产卵。于是，我从医院找来两支“催产素”针剂，自作主张地帮金鱼打针催产。一针插下去，扯出两块鳞，她们肯定在叫：“哎哟，痛死我了。”两小时后，蛋没有生出一粒，鱼却一条一条像秤砣沉到水底。我用高粱杆做成的救生圈绑架他们浮到水面上，没有一条鱼心甘情愿。三天后，打过针的地方溃烂成洞，它们全部半死不活苟延残喘。相信是因为我没有消毒，针头并未从鳞片间的根部插入，而且全部打进了腹腔，加之我不分公母一律催产，最后，全体男女，一命归阴。

就这样，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齐家轰轰烈烈的养鱼事业在出色完成“金鱼外交”的使命，建立了如此的丰功伟绩之后，彻底凋敝。

阿弟回城之后，没有单位要他，只好吃闲饭在家当“家政部长”。一晃又是四年半，他二十九岁了，开后门把户口迁到石门，托熟人讲情才被石门运输合作社收留。他本身体重最多一百斤，天天背一百斤一袋的水泥，抬三百斤重的连二石，经常到河边下煤炭，从船舱里一百多斤一挑运到岸顶……货真价实的下力棒捶。

我这位“讲话比省委书记还进步”的人，十年洗脑的成果，两年时间就被现实击得粉碎，“进步话”从此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