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狗（第四章 “人改造人”的梦呓）

机修组经过半年的苦干，有了一些积蓄，业务扩大了，三个人已经应付不过来，于是，又来了两位师傅。一个好看的圆人，五官、脸、身体都是圆滚滚的女师傅尧舜英，据说是郑廷贵的脸嘴（亲友）。郑廷贵总爱动手动脚，说些不干不净的话，同她开玩笑占便宜，她倒是一口一个“我爱人老陈”做挡箭牌。另外一位师傅叫郑洪海，中等个子，皮肤白皙，微卷的长发梳成大包头，很艺术，长得有点象李察۰基尔——当然，说他象美国大明星，那是我出国以后才发现的。据说他是李从芳的邻居，李从芳是一段的居民治安委员，在地段上，是个大人物，很有实权，现在是机修组的第一把手。机修组有了点钱，得请个人来领工资管我们。此外，还招了几个青年男女学工，这个组一下子热闹起来。

那天下午，李从芳笑咧咧走到我面前说：“齐家贞，我给你介绍个对象，你下了班到我屋里来，郑洪海请你吃晚饭。”这么大一件事，这个生了三个千金的女人处理得好简单，像下达一项生产指标，你必须完成。面临这突如其来的“指标”，我急了，忙说：“哎呀，李代表，谢谢你，我不，我不。”她头也不回，扬长而去。

没有办法，我赶紧找邬师傅出主意，他是个智多星。邬师傅的眼睛在老花眼镜背后笑成弯豆角，喜滋滋地说：“那好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是该有个男朋友了。”我红着脸说，我不要，我不要。邬师傅知道郑洪海是个正直的好人，就是酗酒，酗得衣无二件裤无二条，不是个成家立业的料。他给了我一个自认为万无一失的好理由：“那你就跟李代表说你有病，不能结婚。”我获救了，整个下午很安心。

肯定是怕我跑掉，下班前十分钟，李代表便站在我面前把我守住。我慢腾腾地收拾工作台，把铺面门板一块一块上上去，下班时间到了，该向李代表讲的话还含在嘴里吐不出来，这个时候我才想起，人家给你介绍朋友，你提什么结婚不结婚，多滑稽多难为情。可是又别无它法，我只好厚着脸皮说：“李代表，我给你下实话，我有病，不能结婚。”她立即追问：“啥子病？”糟了，啥子病，我不晓得是啥子病，忘记问邬师傅了。我只好现编几句搪塞：“李代表，这种病说不出口，有点复杂。”李代表紧追不舍：“那你告诉我你的病是好久发现的？”到目前为止，我这辈子只做过一次体检，那是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我答说：“十三四年前。”李代表单刀直入地问：“你有没得月经？”妈呀，你怎么会问我这种问题，当然啦，我为什么没有月经？“那好，这就够了，你跟我走！”

不识几个方块字的人，也有把复杂事情简单化的天才。
李代表的丈夫杨有顺和三个女儿都被打发到了别处，平时基本不开伙的郑洪海借李姐的锅灶正在忙碌。记不清几个什么菜了，只觉得味道平平。我和郑洪海在一个地方上班，平时很少搭理，现在就李代表一个人兴致勃勃说个不停。她主要讲郑的妈妈是他们的好邻居，临死前请邻居们关照她的独儿子。

饭一吃完，借口弟弟在等我，马上要走。李代表赶紧下命令：“快点快点，郑洪海送！”我一贯自己走，要谁送？可是，郑洪海跟着我出了门。

重庆的冬天相当恶劣，晚上出门少穿了一件衣服，它就乘虚而入把你收拾个够，冷风从上到下从外到里把你冻得硬硬的，直打哆嗦。几棵枯枝败叶的行道树移不了步，无奈地在冷风中伫立。孩子们游戏时无情的推搡，主妇们慷慨地把脏肥皂水倾倒在它们身上，这些可怜的小树长到拳头粗就停止了发育。我很冷，心情也有点无名的紧张，牙齿直打颤。郑洪海和我一路沉默地走过一株株发育不良的小树，从八一路来到民权路口。他开始讲话了，他说：“我们去‘新新’喝杯水，怎么样？”如果回家，此时我应朝左转，可是，我跟着他转右了。

“新新”原名“心心”，想必是取“心心相印”之意，曾经因其名吸引过许多情侣。它是重庆为数不多的西餐馆之一，既卖西餐，又卖饮料，在重庆很有名气。文化大革命革掉了这个有浓厚资产阶级情调的名字，两颗大红心的霓虹灯也被砸烂，他们认为心心应该相离，并且从此不再卖西餐，只出售饮料了。“新新”这个新名字不再罗曼蒂克，它失去了往日抖擞的精神，店堂陈旧灰暗，寥寥几个顾客木无表情，好像在此举行丧礼。但是，里面起码比外面暖和一点。

我要了一杯热广柑汁，想借此暖和一下身子，镇住我的抖。我大口喝完它，手握着空杯子，人还是没有暖过来。郑洪海没像我这样牛饮，他东张西望，心似乎不在这里。我等着，他还不讲话，有点想起身告辞了。

他终于开腔了。

他告诉我，他的亲生父亲去上海餐厅帮人，解放前夕跟老板去了台湾，丢下他和他母亲艰难度日。后来，他的母亲改嫁，结婚的那天晚上，他一个人跑到远处坐在石墩上哭泣，想念自己的父亲。“自然灾害”时，他父亲托人从香港捎来一张条子，像黑暗中亮过一道闪电，他们赶紧回了信，不知何故，从此又音信断绝。文革期间，他的母亲生了病，郑洪海背着她，走了一个医院又一个医院，家家医院都在关门闹革命不看病。郑洪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生命中唯一的至爱得不到救治死在他的怀里。从此，他魂不归窍，消沉潦倒。

他说话好像有点口吃，慢吞吞的。

我告诉郑洪海我的母亲和四个弟弟，以及父亲和我坐牢的事情，我说我刚出狱不久，现在不想耍朋友。

听完我的话，郑洪海松了一口大气，因为，他不再需要为了与面前这个只比他小八个月的女子耍朋友而字斟句酌紧张万分，现在他不再结结巴巴讲话了。他说：“你不愿意同我耍朋友，那就算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的诚实令我吃惊，文革后大家都撒谎，不怕鬼怕人，人人自危，很难碰到像你这样直爽坦白的人，我希望你把我当朋友，我为有像你这样的友人深感幸运。”

我这个人真的很诚实，但郑洪海把奖章不是挂在我的胸前，而是挂到我背上去了，他所夸奖的，是指别人藏都藏不赢的父女双双坐牢之类的事，可我讲它们的理由并非因为我的诚实，而是因为除此之外我无话可说。我不会讲理想与事业，因为我肚子里没有，他们早已与我无缘；我不会讲革命形势大好，因为我不看杂志不看报，过路看见墙上标语说要抓“五一六”，我不懂“五一六”是什么东西， 我避之不及；我不会讲要努力劳动生产，因为这一点我自己做得很好，并且众所周知；我不会讲对郑洪海如何如何好印象，因为还找不到感觉的火星；我不会讲革命群众多么落后多么不近情理，令我多么失望，因为我怕他们说我造谣再次进监狱。所以，我所能讲的就只有“我们的孙家花园”了。

我把郑洪海请我吃饭的事告诉了蒋忠梅的弟弟蒋忠泉，他代理甘孜公安局长去西藏平叛时放走了两个“叛匪”头子，解散了一个劳教队，坐了十四年牢，刚刚回渝探亲。蒋忠泉提醒我：“小心啊，不要乒乓乒乓跳下水了。”我答道：“才不会哩。”

郑洪海借书给我总夹几行字，说是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等等。半年后，我真的“跳下水”了，他请我晚饭后出去玩，我应约前往。

可能因为我已经不是你望着我的眼睛我望着你的眼睛说大把的梦话，讲无数的傻语废话，手牵手梦游天涯不回头的年龄了，郑洪海建议每周出去玩两次，我说两次太多，还是一次好。他要求每天下班后送我回家，我只同意送一半路程，到较场口他就必须向后转，免得被和平路的人看见。人不年轻了，可心理年龄似乎还停留在十年前，尚未有交男朋友的准备。

一个星期天，我正在睡午觉，郑洪海推门而入，一进来就掀开我脚头的被盖把手伸进来，我以为他要抓我的脚，吓得赶紧坐起来。说好当天下午两点在较场口碰头的，怎么不遵守约定擅自到我家来了？原来，他知道我喜欢吃糖炒板栗，买了半斤刚出炉的揣在怀里，一路快跑，一进门就把板栗塞进我的被窝里，免得冷了。

见家里就我一人，他走到床头，那怕门开着，他不由分说地捧住我的脸狂吻起来。

三十二岁了，这是我第一次被一个男人亲吻，如此热烈如此狂野，我本应非常的欣喜非常的享受。但是，我惧怕极了，怕有人撞见。我挣脱他的嘴唇，不胜惊恐地求他：“不行，不行，郑洪海，有人进来了怎么办？”他根本不答理，不顾一切地吻下去。我双手推开他，他扑回来，我推开他，他又扑回来，两个人像在打架。十分钟后，他静了下来，坐在我床头的方凳上。不到两分钟，许妈妈来访。啊，天哪！

阿弟做扬琴，差盖面木料，一定要阴干数年的泡桐木才行，郑洪海从他木板床上取下一块送来，他的床从此有一条空槽。我知道，只要我要，别说一块木料，就是他的心肝，他的手脚，他宝贵的一切，他都会在所不惜。但是，我什么都不要，我要他戒烟戒酒，要他振振作作地做人。他爽快地答应了。

我并非真的很喜欢郑洪海，或许我以为，按照我的设计把他改造好了，就会喜欢他了。

男人有了女朋友，他往往就变成了一个可悲的靶子，常常被乱箭穿心，疼痛难言。郑洪海成了靶子，我扮演打靶人。

没有别的生活内容，我天经地义的责任便在于审查郑洪海是否兑现了他戒烟戒酒的诺言，他是否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他无数次伸出刷了又刷洗了又洗的右手食指和中指，让我检查他是否抽了烟；他无数次对我张开不知用了多少牙膏漱过多少次口的嘴，对我哈气，让我闻闻究竟有没有酒味。他穷尽妙法掩盖，我比福尔摩斯还能干，无数次当场拿获他在抽烟，在喝酒。于是，“子弹”从我嘴里无情地射出，“靶子”遍体鳞伤。

无所事事的人，才会如此无事生非。我并不喜欢我自己，但是我可以去喜欢什么呢？

缝纫机修组又有新发展，增加了一个打铁房，买进了一台大冲床，除了机修，也承接其他杂活，已有十五名左右工人。
那晚，我上夜班冲垫圈。近十一点钟，郑洪海跌跌撞撞走进来，他头上扣一个饭碗，手上提着他的鞋子，赤着双脚，红着眼睛，把身子沉重地撞在铁门上，铁门打在墙上发出铛一声巨响，吓了我一大跳。然后他朝我走过来，我怕出事，立即关掉冲床。走近了，我才发现酩酊大醉的他满脸是泪，泪，还在不停地往下淌。他眼睛直直地盯着我，语音不清地对我说：“我在酒店一个人喝闷酒，先叫了二两白干，又叫了二两，喝完了忍不住又叫二两。我端起酒碗，看见里面的我自己，那副潦倒可怜的样子，除了我的母亲，没有人会不讨厌，我便哭了起来，越哭越伤心，眼泪流进碗里，我把它们一齐喝下肚，弄不清喝下去的究竟是酒多过眼泪还是眼泪多过酒。”

郑洪海平日性格内向，不喜言谈，今日借了酒力，竟动了真情无所顾忌地倾诉。我劝他回去睡觉，我要做工，完不成定额下不了班。他不肯就此停止，继续说：“我的父亲扔下母亲和我去了台湾，我母亲扔下我一个人命赴黄泉，不明白我，为什么孤零零还活在世上。自从见到了你，你出乎想象的单纯和直率使我心里升起了希望，我认识到世界上还有好人，我认识到生活可以变得美好。我第一次爱上一个女人，第一次交了女朋友，我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天天思念你。我知道我有许多毛病，我不配你，我拼命想改进我自己，使你开心满意，但是我越是想前进越是往后倒退，我越是想使你高兴越是使你生气。我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怎么办才对了。我多么希望你伸手助我一把，把沉沦中的我拉上来。但是你居高临下，高不可攀，你阴阳怪气，难以适从。甚至在我的梦里，你也丝毫未变，大热天里非要我穿棉鞋。那次去姨妈家里吃饭，我握着一大把筷子数起来，心里默默祈祷，但愿它们成双成对，一双一双数到最后，剩下一只单根。我明白，这就是我的命运，这辈子我只有当光棍。”

想起五岁时在上海看过一本小人连环画册，上面有个“风与太阳比本领”的故事。风和太阳看见地上有个穿夹克骑自行车的人，他俩决定来个比赛，看谁有本领把骑车人的夹克脱掉。风说，我先试，它把脸蛋鼓得胀胀的，风刮得越来越大，骑车人感到越来越冷，他把夹克也裹得越来越紧，风使尽浑身解数，最终没能把那个人的夹克脱下来。太阳笑笑说：“现在，看我的吧。”它把热量慢慢散发出来，散发出来，大地一片暖融融，骑车人满头大汗，他自己把夹克脱下来了。

我相信，假如我具有真正女人的特质，像“太阳”那样充满温情与耐性，循循善诱地助郑洪海一臂之力，他是有可能逐步兑现不抽烟不喝酒许诺的。但是，我一生都在被大风刮，刮得翻跟斗站不起来，于是只知道风的威力。殊不知我的“风”刮得越大，郑洪海的“夹克”就裹得越紧。他抽烟比以前更多，喝酒比以前更勤，经常没钱吃饭。我知道他肚子常常是空的，时不时花八分钱请他在路边吃碗小面，然后无情地责备他言而无信，四十三元的月工资都花到烟酒上去了。

郑洪海的心，被我的“箭”射碎了。那晚，他讲出了那些心碎人才讲得出的令人心碎的话。

他定定地望着我，眼睛迷蒙，充满悲伤，我觉得他恨我，他要借酒发疯，准备伸手打我，报复这个讲话如此刻薄，把他骂得一文不值的女子。我惊惶地等待着他的手向我搧来。

他真的伸出了手。不是打我，而是用力勾住我的脖子，不容反抗地疯狂地吻我，那么有力那么着迷，狠不得把我吞下肚里。我被他刚才光彩四溢满怀深情的一席话感动，对他深表同情，也为我平时傲慢骄横，放纵自己坏脾气，太不尊重他而惭愧。

黑暗关在门外，屋里一片温暖。一个声音对我说：算了吧，嫁给他吧！

那天晚上，我顺从地跟着郑洪海到了他的家——一个用竹篾席在楼梯过道处围出的小空间。楼梯下面三角形空档处放了一张单人床，旁边是写字台，一根条凳。白天，撑开的竹帘“窗子”把他的房间向着过道开放，上下楼的行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倚在扶梯上与郑洪海谈天说地。现在是半夜十二点半，大家都已熟睡。

交往两年半了，我们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做了那件事情。尝试了有的三十四五岁同龄女人已经干得不耐烦的那件事情，“快点，快点”，“下去，下去”。但是，我们并未善用这天赐的良机，任务没有完成。不知道是不是酒精在帮忙，郑洪海突然记起了一个古怪的故事：有个青年进入了那个幽深如梦的隧道之后，出不来了。原来，那个老姑娘长久废弃的“隧道”里面钻进去了个蜘蛛，蜘蛛长年累月在里面织网，网织得又厚又粘，以至于把那个男青年网住不准出洞了。郑洪海惧怕重蹈那青年的覆辙，未到“半途”就“而废”了。

那个时代，我们信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我们信奉知识分子要改造，工农兵学商要改造,人人要改造。所以，我以为我会把郑洪海改造得过来。不是吗，齐家贞不是被劳改队改造成新人了吗？

人真的可以改造吗？直到很久以后，我才认识到人是不可以由别人改造的。首先，此举无理：人家没有损人利己，没有破坏公众利益，爱怎样做人就怎样做人，旁人凭什么要对他刀削斧砍既要“改”还要“造”；其次，此举无效：社会可以通过教育，用知识使人改进改善——如果本人愿意的话，企图强力改造人，其结果只能是鼻涕收缩进去过一阵又拖了出来，“竹篮盛水一场空”而已。

老天给的德性，无人能改变，除非他自己努力。想改造人，不是有意整人，就是其蠢无比。

第二天面对郑洪海，大家依然故我，齐家贞不仅一点不想嫁给他，连见都不想见他了。

我们已经互相折磨够了。三年半“官兵”捉“强盗”的游戏，使我钻进了牛角尖。我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用在钻研和改造郑洪海了，我百思不解的问题自始至终只有一个——仅仅一个：为什么人会讲话不算话。多不胜数的数学家，为了“哥德巴赫猜想”这个世界难题，穷其一生也未得最后的解答，带着无限遗憾去见了上帝，那是值得的，起码朝答案推进了一小步。一介小民齐家贞，为了个微不足道的问题，苦思冥想三年未果，悲伤失望愤怒，落得个终生未愈的顽疾——失眠，实在可笑之至。

白天，我与哈欠做斗争，做事打哈欠，讲话打哈欠，不断擦打哈欠带出来的眼泪，机修组的人叫我“哈欠大王”。晚上，不到九点，我已经头脑昏昏言语不清非上床不可。可是，一上了床，一场新的战斗马上打响——与失眠搏斗。我辗转反侧，像在烤饼，一面烤黄了，换一面，那面也黄了，再换一面……换过来换过去，饼烤干了，焦了，起火了……还是难以入睡。一旦睡着，又坠入狂乱荒唐的恶梦中。群众七嘴八舌开我的斗争会，有个人朝我吐口水，口水一出口就变成一粒粒铁钉，铁钉飞近我时竟自动九十度转向掉在地上，好象我面前有堵无形的墙……我被一个大盗从床上抢走，他抱着我飞也似地爬上石梯，顺手从身旁的蓄水池里抓起一尾鱼，鱼在他手里变成一把短剑，短剑朝我胸口刺来………我被惊醒，然后睁着眼睛等天明。

白天盼晚上，晚上盼天亮。三年半光阴不读书不看报，就这样浪费掉。什么叫行尸走肉，请瞧瞧我。

对熠熠闪光的“言而有信”虔诚到了迷信的地步，除了成为它出类拔萃的殉道者，别无它路。

与郑洪海的关系，终于到了头。那天傍晚，我们在人民公园相会，我告诉他一刀两断的决心。他说，从一开始他就担心这种关系难以长久，没想到竟维持了三年半。他说：“我很穷也没有才能，我什么也给不了你，除了一颗真诚的心，这是我们郑家唯一可以骄傲的财富。你一定要同我分手，我无话可说，只能告诉你，你是我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女朋友，这辈子我就这样一个人走到尽头。”

他转身走了，头也不回。这一次，他走得很决绝，很有男子气。

三天后，他退回了我送的一张三寸单人照片。他精心用透明塑料薄板把照片夹在中间，正前面右上角刻了一支箭穿过两颗心，与我俩第一次相会的“心心餐厅”曾经有过的霓虹灯广告一模一样，背后，他刻了一个张满风帆的船，正在海上乘风破浪。这是他的希望。

希望往往是人世间首屈一指的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