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食品安全无保证(图)

作者为旅美中国经济专家与评论家，美国《商业周刊》1999年评为“亚洲之星”。其著作《现代化的陷阱》一书被推选为“3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

中国有毒食品已长成一棵覆盖“中国制造”各领域的参天大树。图为北京一处卖菜的摊子。Getty Images

最近中国官媒人民网一篇文章不胫而走。这篇文章涉及的内容并非什么惊天大案或国家机密，而是政府机构开辟蔬菜自种基地，保障官员的餐桌安全。

何谓“蔬菜自供基地”

所谓“蔬菜自供基地”，是指出于对食品安全现状的忧虑，中国各地一些有经济实力的机构，如省级政府部门、大型国企、有实力的民营企业、上市公司、金融机构或个人自发组织在城郊租上大小不等的土地，形成自供或特供食品基地。文章说，这种有组织、有计划、有管理的自供方式，不是为了工作之余娱乐，更与省钱无关，而是在有毒食品泛滥的今天，中国人以用脚投票的方式，表达对食品安全的深度忧虑。

其实，这些实力雄厚的企业与公司建立蔬菜自供基地的办法，是对“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基地”的一种模仿。在食品安全成为社会公共问题之时，生产自救几乎成了有条件的中国人一种时尚，全国人大代表、湖北作家池莉今年在北京两会期间就谈到自己因担忧食品安全而种菜的故事。

由于这种特供食品非平民能力所及，一天不到，这篇文章后面的跟贴高达1，200多条，全是痛骂政府无耻无良的。文章后有跟贴云：“顶级仆人吃特供，普通公仆吃自种，苦了主人吃毒药，还得奉上消费税。”──中国将公务员称为“人民的公仆”，人民被尊为“国家的主人”。

中央为自己筑起一道食品安全防护墙

早在2008年震惊世界的三鹿毒奶粉事件发生之后，中国人多有质问政府为何完全放弃了对食品的监管责任，任由有毒食品生产泛滥？当时就有人从中国国内网站上找到一条消息：2005年4月，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正式成立。据中心主任祝咏兰8月18日在山东济南举行的“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授牌仪式”上透露，中心不但为国家94个部委的退休老干部“甄选、评估、并生产（或授权生产）”特供指定专用产品，也“依托国务院后勤基地、中央警卫局农场、武警边防后勤基地和遍布全国13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的生产基地”，为国家机关的官员特供有机食品。

政府放弃食品安全的监管责任，用建立特供食品生产基地方式为高官群体建立一道食品安全屏障，实在是够无耻。此消息一出，群情激愤，让备受毒奶粉波及的政府公信力进一步流失，也冲击了当局的统治合法性。中国政府于是出来“辟谣”。2008年9月25日，国务院有关负责人接受中国新闻网记者采访时说，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没有所谓的“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网上相关信息纯属谣传。

中国的有毒食品来源多头

近年来中国人将食品安全称之为“餐桌保卫战”。中国有毒食品繁多：从食品原料到烹制油与食器，无一安全。但只要政府加强监管，地沟油、毒筷子、有毒石棉制成的黑心餐盒等还属于可清理，最难清理的是以下三个毒源：一、生产者在产品生长过程中采用所谓“高科技手段”，比如在常规种植业大量施用农药和化肥；在常规畜禽养殖过程中普遍使用抗生素和激素；常规淡水或近海养殖的水产品又被各种水污染所侵蚀。二、来自于加工过程中，为节约成本，企业大量使用各种食品添加剂与化学物品。在奶粉中加入三聚氰胺之类以提高蛋白质含量只是被曝光的一例；三、缘于中国严重的环境污染。据国家环保局估算，目前受镉、砷、铬、铅等污染的耕地面积达2，000万公顷，约占总耕地面积的五分之一，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这些粮食都被用于消费，少部分甚至用于出口。

中国有毒食品就是这在国家（政府）、市场、生产者三者之间的劣性互动中萌芽生长，如今已长成一棵覆盖“中国制造”各领域的参天大树。

多头监管，利用监管谋利自肥

在有毒食品泛滥成灾的情况下，政府的监管能力是保障食品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因为中国是个强政府与弱社会并存的国家，民间社会既无监督管道也无监督能力。但在面对有关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时，中国政府既缺乏最起码的政治责任，管理体制上也混乱不堪。中国食品安全实行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监管体制，这种体制容易造成权责不明，多头执法，监管链条容易断裂，被讥讽为“几个部门管不了一头猪，十几个部门管不了一桌菜”。由于各部门利用监管寻租（为获得或维持垄断地位所从事的非生产性寻利活动），最后将食品安全监管变成部门间的利益分配和争夺。
更令人发指的是，在有毒食品泛滥的今天，还有一些省将食品安全检测费挪作他用，比如河南省农业厅就挪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项目资金446.4万元，用于修建新办公楼。

政府是纳税人用税金供养的机构，对内的政治责任首先就是为国民提供各种公共服务职能，构建安全可靠的生存环境是其中最起码的责任。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目前涉及到政府、市场、生产者三方面，冰冻三尺，确实非一日之寒，但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是健全监管机制，强化责任追究，重构市场与企业的关系，而不是凭藉经济实力去租地种植蔬菜与养殖家禽，保障官员群体的食品安全。考虑到政府机构、国企的资金来源于纳税人，它们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安全的食物，已经不仅是一种责任逃避，更是一种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