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藏千年的唐代佛国(图)
龙兴舍利宝塔
佛教从印度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一路上留下了诸多精美绝伦的石窟造像,从新疆克孜尔石窟,到敦煌莫高窟、天梯山石窟、榆林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安史之乱中,中原大型石窟相继衰落,盛唐以后,中原再无大规模石窟造像。
接过中国石窟艺术接力棒的,则是四川。这其中,成都佛教造像年代最早,大多是南朝作品,而中国的南朝造像在成都以外还少有发现。清代末年,成都万佛寺曾出土了大量南朝造像,近年来西安路、商业街也屡有出土。
安史之乱后,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石窟艺术循着金牛道进入四川,在涪江、嘉陵江、沱江、岷江流域的岩壁上,星星点点出现了诸多石窟。四川几乎每个县城都有石窟分布,而又以唐代存世最多,以一种充满生命力的状态发散。中国宋代石窟存世最少,以致清代学者提出“唐盛宋衰”之说,认为宋代石窟早已衰落,不值一提。大足、安岳石窟的相继发现修正了这种观点,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
如果说北方、中原的石窟写下了中国上半部石窟史,四川,显然就是下半阕。
迈过了道路的瓶颈,四川唐代石窟如雨后春笋一般,在涪江、嘉陵江、岷江、沱江、青衣江岩壁上处处生花。唐代的四川,出现了夹江千佛崖,蒲江飞仙阁、大邑药师岩、丹棱郑山—刘嘴、资中北岩、仁寿牛角寨、荣县大佛岩等诸多精品,由此看来,石窟艺术在四川,是以一种充满生命力的状态发散。这其中,又以邛崃龙兴寺、石笋山、花置寺最为精妙,2006年整体获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四川其他石窟比起来,邛崃石窟往往竭尽奢华、繁复之能事,殿宇塔刹、亭台轩榭,堪称四川石窟艺术一个独特流派。
龙兴寺洪水冲出唐人瑰宝
1947年并不算个安定的年头,这年秋天,连绵的暴雨引发的洪水在四川境内泛滥。一场暴雨过后,邛崃措水河河岸一个叫大佛湾的地方露出几个菩萨头,村民对这些残破的佛像并没有太大兴趣,它们一直裸露在荒野之中。几个月后,四川大学博物馆才得知这个消息,先后五次派专人赴大佛湾,在一年多时间中,共征集、出土石刻佛头、佛像、经幢、脊兽、经碑、铜佛像等文物200余件。一件残缺的经碑上,考古工作者看到“龙兴寺”三个楷体小字,这批佛像遂命名为邛崃龙兴寺石刻。
当年征集、出土的文物,如今静静陈列在四川大学博物馆石刻艺术馆中,每一件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菩萨立像通高198厘米,头戴宝冠,周身装饰华丽、繁复的璎珞,上衣通肩,下裙紧贴双腿,出土时已断为四截,虽经修复,双臂已不知去向,故又有“东方维纳斯”美誉;韦陀立像高71.9厘米,身披菱形锁子纹铠甲,饰有护膊、护腰、胫当(绑在小腿上的一种防护甲胄),腰间束带悬有法器,凛然有武士之风;比丘头像满额皱纹,双眉紧锁,口角深陷,工匠只用寥寥数笔,便将一个僧人老迈沧桑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给冰冷的石头注入了生命的活力。
龙兴寺佛像大多体态丰满,面相温和,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敦煌莫高窟中粗犷飘逸的风格到唐代已经衰落,代之以雍容华贵、丰润健美的气质,佛与菩萨多给人一种和蔼、亲切的人情味,显然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情趣。
与佛像一起出土的是一些经幢,大多为八边形,幢座雕有四甲胄神王倚像,幢身浮雕乐伎、佛龛、盘龙,一些经幢、灯台上尚能看到“唐高宗永隆二年(681年)”“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年)”以及太和、会昌、大中、咸通等唐代年号。种种迹象表明,龙兴寺应该是唐代一处规模颇大的寺庙。
2005年9月,在龙兴寺佛像出土58年后,成都市考古队进驻大佛湾,试图寻找龙兴寺的更多线索。当年水田密布的大佛湾,如今已被厂房与民宅包围。发掘从一开始就惊喜不断,修建环绕遗址的围墙时,发现一个大型佛像坑,出土佛像30余件;遗址东南部发现一个始建于唐代的砖塔,宋代仍在使用。
两次跨越时空的考古,最终使得在地下湮没千余年的龙兴寺逐渐清晰起来。史料记载,公元705年,武则天还政于中宗,中宗时为太子,下诏在全国各州创立中兴寺、观,以寓意大唐中兴;公元707年,中宗即位,为了避讳,全国各州中兴寺均更名为龙兴寺。邛崃唐时为邛州,是西南军事重镇,龙兴寺应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成的,这座有着皇家渊源的寺庙此后香火一直颇为旺盛,并在中、晚唐年间达到鼎盛。
石笋山绝壁上的西方乐土
就在龙兴寺终日香火缭绕之时,邛崃石笋山大佛沟岩壁上,“叮叮当当”的凿石声已不绝于耳。2010年初春的一个清晨,我来到石笋山时,浓雾在山中上下翻腾,远远望去,岩壁上的佛像似在腾云驾雾一般,在褚红色的岩壁与葱郁的藤条中时隐时现。
乡民告诉我,大佛沟过去有座寺庙,从山脚直到山顶,规模大得很,至今山腰、山顶都能找到成片的条石垒成的地基,石笋山就在寺庙后山上。龙兴寺有着深厚的皇家渊源,大佛沟这座无名古庙规模倒一点也不逊色,石笋山5号龛造型为一佛二僧二菩萨,姿态、衣纹、莲台与龙兴寺53号坐佛几乎完全一样,可见它们之间确有着某种关联。
民国《邛崃县志》记载,“(石笋山)山间有洞,曰仙人洞,土人言洞内有三十六堂,未之详也”,或许就是指这些绝壁上的石窟。此后的石笋山石窟逐渐为荒草与枯藤掩盖,上世纪80年代,邛崃文管所进行文物普查,才重新发现。然而,这次发现并未改变石笋山的命运,由于地处深山,游人罕至,文管所在石窟前拦上了一排铁栅栏,并一直锁到现在。
大佛沟现存唐代造像33龛,739尊,雕刻在长120余米、高40多米的绝壁上,错落有致,大者如弥勒佛,高逾7.5米,小者如诸天(二十四诸天为佛教护法神),只有手指大小。据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学者胡文和考证,造像分为南北两段,北段年代稍早于南段,古时开龛大多先在较好的位置开凿大型佛龛,石笋山最早开凿的应当是北段第14龛弥勒佛。弥勒佛手掌早年残损,后世虽有修复,手掌与身体不成比例,早已失去了昔日神韵。
北段第六龛西方净土变,是石笋山颇具代表性的龛窟: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端坐中央,七宝莲池黄金、白银、玛瑙、琥珀遍地,龛内雕刻殿宇塔刹、亭台轩榭,重檐、斗拱、勾栏清晰可见,以回廊相连,一百多位天仙或徒步漫游,或挺腹伸腰;后壁雕有“划船图”,船头高昂,船尾隐入桥洞,三个船夫正拼命划船,为首的仰头蹬腿,中间的弓腰埋头,第三个转身拱背,船上的达官贵人倒是怡然自得,乐得清闲;两边还有敲锣、打鼓、翻跟头等各式杂耍。这幅图景,就是唐人心目中的西方乐土。
菩萨、天仙、船工、达官贵人,一百多号人物神态各异,错落有致,与其说是佛龛,还不如说是一幅唐代风情画,传神地再现了唐人的建筑、水运、民俗乃至他们的心灵史,而这一切竟然由工匠在石头上一凿一凿完成,令人惊叹于唐人的鬼斧神工。
邛崃文管所原所长胡立嘉数十年来一直往来于县城与石笋山之间,进行了细致考察,他提出,与四川其他地区石刻比起来,石笋山石窟有两个特点:其一,石窟出现了大量楼台、桥池、船舫,虽是直接表现的虚幻的佛国,却如同一幅风情画,让后人可以一睹唐人的生活;其二,石笋山石窟往往三壁皆有造像,竭尽繁复、奢华之能事,殿宇塔刹、亭台轩榭,使得整个佛龛连为一体,更具动感,这种风格同样出现在邛崃磐陀寺、花置寺以及岷江流域的乐山、大邑某些石窟中,成为中国唐代石窟一个独特流派。
玄宗避难成都佛教造像兴盛
2002 年6月,日本早稻田大学与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北京大学考古系合作,对邛崃境内的石笋山、花置寺、磐陀寺等石窟群进行系统调查、编目,并首次运用三维成像技术对石窟进行测绘。调查从2002年一直持续到2004年,石笋山的诸多细节,也在这次调查中水落石出。
在南段第29龛旁岩壁上,研究人员找到一通题刻:石笋山菩提、释迦两像龛并铭……大历二年二月十五日。大历是唐代宗李豫年号,大历二年即767年。就在十一年前,安史之乱战火波及长安,唐玄宗避难成都,中原大批官吏、商贾、工匠、画师流亡入蜀,盛唐之后,中原再无力开凿大型石窟,而石窟艺术自金牛道传入四川以后,却如雨后春笋一般,星星点点地出现在四川岷江、嘉陵江、涪江、沱江、青衣江流域的岩壁上,又以广元、巴中、邛崃、安岳最为兴盛。
广元是佛入四川的第一站,安岳则最终点燃了中国宋代石窟的火种,为何在邛崃出现石笋山石窟与规格极高的龙兴寺,也引起了学者诸多关注。
历史上,石窟的流传往往与交通不无关联,比如须弥山石窟、敦煌石窟、天梯山石窟、榆林石窟之于北方丝绸之路,广元千佛崖之于金牛道,巴中南龛之于米仓道,而邛崃地当南方丝绸之路要冲,南方丝绸之路从成都出发,经邛崃、雅安、荥经、西昌、德昌、会理进入云南,最晚在汉代就已成为四川联系云南的重要通道;邛崃自古盛产盐、铁、酒、茶叶、天然气,得益于南方丝绸之路的恩赐,各路商贾接踵而至,百姓富裕,有财力进行造像活动。这里成为成都平原最为重要的一处石窟中心。
南段第28龛毗沙门天王造像高约4米,身披甲胄,脚踩夜叉,右手叉腰,左手托塔。唐玄宗天宝年间,吐蕃出兵包围安西都护府,安西都护府路途遥远,救兵难至,唐玄宗无奈之下,请不空和尚在皇宫设坛作法,安西都护府后来遣使来报:城东北三十里云雾中看见毗沙门天王现身,三五百神兵尽着金甲,地动山崩,同时有金鼠咬断敌军弓弦,吐蕃军队不战而败。因为这个渊源,毗沙门天王在唐代兴盛一时,往往被军队视为保护神,在城楼、军营皆建有庙宇,连唐朝军旗上都飘扬着他威武的形象。
花置寺正在隐去的唐人面庞
毗沙门天王造像在四川巴中、资中、夹江、大足、邛崃等地颇为常见,年代皆在中晚唐时期。在邛崃临邛镇花石山上,研究人员又发现两龛毗沙门天王造型。第二龛毗沙门天王残高150厘米,第十二号龛残高123厘米。千百年的风吹雨淋慢慢隐去了他们威武的脸庞与精致的铠甲,青苔爬满了整个石窟,时间在佛像表面风化成一层青色的外壳,脆弱地仿佛一阵风就要吹掉一般。
花置寺石窟造像,一般认为与唐朝高僧马采不无关联。马采早年在长安章敬寺讲习佛法,一时间“声驰上国,名重神都”。唐贞元十四年(798年),马采入邛崃。也就是在这一年,花置寺花石山岩壁上,凿石声再次响起,马采在邛崃开坛讲法几年中,花置寺开凿的石窟据说有“千亿万佛”之巨。
一千多年后,当我在一个黄昏来到花置寺时,当年规模宏大的花石山,如今已是一个水库环绕的孤岛,而唐时的“千亿万佛”,如今仅剩下9龛石窟。第4、5龛合称千佛崖,宽约5.6米,高6米,雕有巴掌大的唐代佛像20排,1745尊。遗憾的是,文革年间,当地村民几乎一夜之间就凿去了一千多个佛头,现在的佛头是几年前才用水泥补上去的。
马采在邛崃一直往来于花置寺、磐陀寺之间,磐陀寺石窟大抵也凿于此时。磐陀寺现存石窟三龛,其中一龛为千佛龛,三面龛壁上雕有一千余尊唐代佛像,佛头同样荡然无存。在安岳毗卢洞,我曾看到过一龛宋代的千佛龛,当年捐资造像的僧、尼、供养人都坐进了神龛,享受着人间烟火,造像也是千姿百态;相比之下,磐陀寺千佛龛佛像几乎千篇一律,身着“U”形领通肩长衣,衣褶之间的过渡颇为生硬,这都是唐代佛像常见特点。
在磐陀寺岩壁上,研究人员找到几龛奇怪的石窟,佛像并未雕琢成形,都是些粗坯子,似乎出了什么变故,工匠未能继续雕琢下去。上世纪80年代,大足宝顶山也发现了几龛未完工的石窟,有学者猜测,南宋末年,蒙军入侵四川,双方鏖战长达五十二年之久,这些未完成的龛窟当与此不无关联。
邛崃地处南方丝绸之路要冲,和平时期是商旅往来的通道,战争时期却往往首当其冲。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十一月,南诏摄政王嵯颠率军攻陷嶲州(治今西昌)、戎州(治今宜宾)后,旋即与西川节度使杜元颖大军战于邛州,“遂陷邛州”,又从邛州引兵攻下成都外城。退兵时,“大掠子民、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自是南诏工巧埒于蜀中”。
胡文和认为,磐陀寺这几龛未完成的石窟,应当与南诏大军入侵有关,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邛州沦陷后,惊魂未定的工匠随着百姓四散逃亡,从此再未回到磐陀寺。同样毁于战火的还有龙兴寺,2006年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面积的红烧土与瓦砾堆积,夹杂着大量残损的佛像、经版。考古学家猜测,龙兴寺或许毁于一场大火,极可能与南诏入侵不无关联。事实上,磐陀寺、龙兴寺也成了邛崃唐代石窟艺术的终点,此后,邛崃石窟趋于衰落,再无值得一提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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