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复辟与专制复辟
何谓复辟？复辟的一般历史含义何在？什么样的复辟才是专制复辟？
辟，在中国古文字里，即指帝王与帝位。复辟，便是指君王的复位，含有帝位失而复得之意。我国明代中叶土木堡之变以后，被俘还朝的英宗迫使景帝还位与他的做法，便是地道的复辟行为，也是复辟一词原始含义的直接体现。但复辟一词的含义亦逐渐地得到了延伸。第一个延伸，便是指王朝的归复，而非专指某个帝王个人的复位，如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和法国波庞王朝的复辟。第二个延伸，是指旧制度的重建，或曰旧制度在被新制度战胜并取代之后，又反转来重新战胜了新制度，恢复了旧制度。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六国旧诸侯冒死要求重新分封，便十足地表达了他们要求复辟分封式专制体制的愿望。英、法等国民主革命爆发后，被推翻的斯图亚特家族和波庞家族不仅要求王朝复辟，而且力图实现王政复辟、即全面归复君主专制制度的做法，实为君主专制制度复辟的典型例证。同时，即便不是由旧君主、旧王朝来复辟君主专制，而是由新君主以建立新王朝的方式来归复君主专制，盖因他们仍然是对于旧君主专制制度的复归，所以，亦同样是专制制度的复辟而已。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不论是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还是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国，抑或是由袁世凯复辟帝制所建立的短命中华帝国，盖因他们都是对于帝制的复归，因而才都是对于旧君主专制制度的复辟。至于近现代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虽因革命而推翻了旧君主、旧王朝和旧专制制度，其间，某些政治力量亦乘大势、随大流地建政党、喊共和、叫民主，甚至以革命的名义建立所谓“民主共和” 的国家，但是，只要他们在掌权后重新建构专制制度，再造专制等级，厉行专制统治，则不论他们在表面上与形式上为自己装潢了怎样的现代色彩，在实际上都无非是对于专制制度的复辟而已。列宁斯大林的共产专制俄国，希特勒挂着国家社会主义招牌的第三帝国，东欧、中国大陆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及地区，假共产革命旗号而建立的现代专制极权制度，以及七十年代伊朗以教权专制统治取代王权专制统治的事实，无不是鲜明的历史例证。如是，复辟虽有其不同的层次 —— 君王复位，王朝复归和制度还原等，但说到底，专制复辟就是专制制度的复归，并且不论是在何人、何党以及何种旗号之下。这，才是专制复辟的本义之所在。
三 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
在我们已经清楚革命与复辟的一般历史含义，特别是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特殊定义之后，我们自然就能够认清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互为反制的历史关系了。因为民主革命既然是意在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制度的革命，其革命的具体对象，便是以专制政权为代表的、企图维护旧专制制度的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相反，专制复辟则是指形形色色的专制势力企图重建专制制度。
幸运的是，近现代世界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历史进程，不仅证明了民主革命的爆发，乃是这一过渡在政治上的重大发端，而且证明了其过渡的主要方式便是民主革命。因为正是民主革命的爆发，才率先为推倒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制度立了头功；而也正是民主革命，才为全世界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留下了一座座历史的丰碑。因此，要追溯近现代世界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进程，则排斥、否认、甚至反污民主革命及其不朽的历史功绩，便无论如何于理难通。
然而，不幸的却是，也正因为民主革命乃是推动这一过渡的重大发端和主要方式，它才必然地要遭遇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的歪曲、诋毁直至公然反扑或变相反对，甚至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一定历史时期内，由于国际国内因素，政治经济原因，以及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为专制势力所战胜。由是，在民主革命爆发后，虽然专制势力的一再反扑甚至成功，并不能够阻止民主革命的一再爆发和最终胜利，但是，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艰难态势却因之而形成，民主与专制反复较量的痛苦历程亦因之而出现。因而，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也就必然地要表现出种种艰难与曲折的历史景象。
第一、较量的普遍性与反复性
举世最早的尼德兰民主革命，虽与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民族革命相互交织，自一五六一年革命发动到一六零九年西班牙承认荷兰独立，直至一六四八年欧洲在结束三十年战争后订立《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正式承认荷兰共和国，其间，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历史竟长达七十八年之久。
著名的英国民主革命，自一六四零年爆发直至一六八八年光荣革命告成，其间四十八年就曾历经三次革命与复辟的较量。一六四七年十二月，由于苏格兰和英格兰长老派密谋英王查理一世复辟，而引爆第二次国内战争。只因复辟派被克伦威尔战败，才使第一次复辟图谋未遂。一六四九年英王查理一世被处死后，苏格兰保王党及其势力欲拥立查理二世为国王的复辟企图，又因一六五一年克伦威尔征服苏格兰并将之并入英国，而使得二度复辟未果。第三次是在克伦威尔死后两年：一六六零年四月，因保王党蒙克与查理二世谈判成功而发表“布雷达宣言”，查理二世当上英国国王，斯图亚特王朝遂宣布复辟。复辟历经查理二世和詹拇世二世长达二十八年的腐败统治，直至被光荣革命推倒，英国才在王冠下，更在革命的逼迫下，诞生了举世闻名的新政体，并从此由“君主宪政”而走上了“虚君共和”的道路。所以，孙中山先生指欧洲各国的君主宪政乃为“革命之所赐”，也就言之不虚。
民主革命爆发后，迭呈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者，以法国为最。法国民主革命自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直至一八七五年法国人民承继法兰西共和国国统，承认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宪法，确立共和国体，成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后八十六年，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可谓连续不断，异常复杂和激烈。如果说罗伯斯庇尔之死，标志着立宪派的得手，拿破仑的滑铁庐之败，则带来了波庞王朝复辟的成功。一八三零年的革命虽然埋葬了力图全面复辟君主专制制度的波庞王朝，但是，路易·菲立普所建立的七月王朝却依然猖行专制复辟达十八年之久。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虽然战胜了复辟的七月王朝，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然而，路易· 波拿巴却于民主共和之中，“加演”专制复辟之为，并终于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更名为法兰西“第二帝国”，他自己也因此而从总统变成了皇帝。若不是色当一役既使法国惨败，又使路易·波拿巴的帝国一朝覆亡，则第三共和国的建立，尤其是法国民主制度的最终确认和确立，尚不知还有几波几折。
尼德兰、英国、法国如是，但凡爆发过民主革命、推翻过专制王朝、建立了民主政体的国家亦莫不如斯。一八一零年爆发的西班牙民主革命，虽然诞生了著名的“一八一二年宪法”，03 其始亦与反对法国侵略的民族革命交炽一炉，但是由于拿破仑在欧洲的失败和欧洲国际专制势力的粗暴干涉，亦使革命力量与王室复辟势力历经五次反复较量，时长六十四年之久，直至一八七四年，才以波庞家的阿尔丰斯十二实行两党议会制度、建立君主立宪国家为终。
深受西班牙革命和西班牙一八一二年宪法影响的葡萄牙，于一八二零年爆发革命后，由国王若奥之子唐·米格尔所代表的专制势力，就曾发动三次复辟。虽然一败两胜，胜也短命，却为葡萄牙民主革命留下了革命与复辟一再较量的痛苦经历。
十九世纪欧洲荷、英、法、西、葡等主要国家如是，二十世纪的德国和俄国，包括东亚诸落后国家，就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展开了革命与复辟之更加痛苦和更加艰难的较量历程。德国虽然迟至一八七一年才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并且威风一时，但它在第一次大战中的失败，却导致了第二帝国的迅疾败亡和德国民主派的轻易成功。一九一九年由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艾伯特派建立的魏玛共和国，转瞬之间便迎来了专制势力的疯狂反扑。意在德意志复辟帝国的卡普暴动固然为民主力量所迅速击败，04 但是，由希特勒所代表的新型专制复辟势力虽然不再公开号召重建帝国，归复君主专制，但他在国家社会主义招牌下，由要求强化中央集权而成为欧洲最大独裁者的发迹之路，却在实质上将德国完全复辟成了一个极权统治的专制帝国，即“第三帝国”，从而又敷演出了一幕帝国兴亡的历史悲喜剧。
无独有偶的是，早在希特勒于德国打着国家社会主义招牌，以逞专制复辟之前，列宁已在欧洲最落后的俄国，于二月民主革命推翻沙皇之后，复“以革命的名义” （列宁语）推倒了二月民主革命的成果，重建了俄国专制制度。十月革命对于二月革命背叛的本质，便是“以革命的名义”反扑民主革命，直至达到专制复辟的成功，并从此敷演了一场长达七十余年专制复辟的巨大历史悲剧。今天，即便是前苏联已经于一九九一年一朝崩垮，但一部分“人还在，心未死”的俄共党人，其复辟的愿望却并没有死绝。05
至于以辛亥革命为胜利发端的中国民主革命，在她一举推翻满清专制王朝、结束两千余年君主专制制度之后，所曾遭遇的较量历程，特别是形形色色专制复辟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巨大灾难，甚至是空前的历史浩劫，正是本书所要深入探讨与论证的主题。一言以蔽之，近四百年来，自从世界开始了从专制向民主的艰难过渡以后，凡是爆发过民主革命的国家，应该说，无一没有经历过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历程。而也只有经历了这一普遍的历史进程，或曰民主革命的主体历程，民主革命才能最终地获得成功，民主制度才会最终地获得确认和确立。
第二、较量的艰难性
一、来自被推翻的专制统治集团，以及作为它附庸的王室、贵族、教会、僧侣以及一切享有特权者，或既得利益集团，因不甘心失去他们的专制政权和贵族特权，而时刻企图死灰复燃，卷土重来。这无疑是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本质所在，又是革命要战胜复辟之所以艰难的根本原因。为了复辟，英王查理一世可以反仇为友，在一六四一年镇压苏格兰叛乱未果之后，又于一六四七年暗中勾结苏格兰长老派密谋复辟王位，并因此挑起第二次国内战争。同样是为了复辟，法王路易十六，王后玛格丽特，以及大大小小的王公贵族，在欧洲专制势力企图共同围剿法国革命之际，竟能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或投书以告密，或阴谋以献策，或奔走以呼号，或公然叛国以投敌，王后甚至能将法军作战计划密呈普奥联军，以图换取王权的复归。可以说，自一五六一年尼德兰爆发民主革命迄今为止的四百余年间，全世界凡爆发过民主革命的国家，无一没有出现过旧王朝、旧王权、旧贵族和旧特权享有者之一再图谋复辟的行径。一九九一年，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共产国家自崩自垮以后，其共产顽固势力一再企图复辟的欲望，实在是他们至今仍在蠢蠢欲动的根本原因。
二、来自未曾解体或正在解体的传统农业社会对自身专制政治形式的顽固维护，和对于自由经济发生与发展的顽强对抗。因为传统的家长制与小生产，既是专制政治赖以建构的最坚实社会基础；自由经济的发生与发展，又是造成这一基础解体的最重要原因。更何况自由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当它对专制制度、权力经济及其基础 —— 整个传统农业社会进行挑战时，既带着足以憾动人心的民主自由信念，又带着由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新鲜历史气息。由是，它才不仅是在思想政治领域对一切专制意识形态的一场彻底的大进攻，而且更是对传统生产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一场彻底的大破坏，必然要遭到整个传统农业社会、特别是农民的反对甚至反抗。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中期，尼德兰、英格兰之所以能够及早地爆发民主革命，其根本原因，便是在文艺复兴、思想更新、宗教改革的时代到来之后，由于航海业的发展，圈地运动的推行，传统农业社会的开始解体，从而促使大型手工业获得迅猛发展的一个结果。反之，不论是法国民主革命期间旺岱地区农民的公开叛乱，还是西班牙民主革命期间农民对卡洛斯王子复辟活动的广泛支持，亦都是因为传统农业社会和宗法制农村未能走向最后解体所至。德国魏玛共和国成立后，率先叛乱并公然要求复辟第二帝国的卡普暴动，便爆发在封建落后的东普鲁士。至于俄国二月民主革命之所以被列宁的共产革命所叛变，中国辛亥革命后之所以会出现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特别是出现了以共产革命名义和以农民造反方式实现专制复辟的痛苦状态，东亚几个所谓共产国家之所以只有改朝换代、而迄无制度变更的现实，无非是作为专制政治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还没有开始、或刚刚开始走向解体这一根本原因所致。
三、来自传统思想文化体系中专制的思想文化观念对于世道人心的顽固影响，及其对于新思想新观念所产生的巨大反制力量。必须明确的是，一个漫长的旧社会和旧制度的精神传统，是断然不会与这个旧社会及旧制度自身的物质形式同时被送进坟墓的。一次革命固然可以推翻一家王朝，但一次革命，却绝无可能将种种专制的思想文化观念同时送进坟墓。中外民主革命的历史事实早已证明，凡是专制的思想文化与观念，在革命前如若未曾受到挑战、批判直至被民主共和的思想理念所战胜，则不仅会带来发动革命的困难，而且在革命后招致复辟的可能也就愈大，甚至愈长。一六四零年的英国民主革命，在西方之所以被称做清教徒革命，便是因为清教徒对英国国教的反对才促成了革命契机的到来。反之，在当时的英国，正因为清教徒并不曾、也不可能推开一场真正宣扬民主共和理念的思想解放运动，因而，英国才会在革命爆发后迭呈思想的混乱，并最终招致斯图亚特王朝的长期复辟，甚至连光荣革命也只能在王冠之下才能获得成功。这，大约也是英国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的理念和理论，是在革命爆发后，更在革命与复辟迭呈较量的历史混乱中，才开始逐步形成的原因。法国在一七八九年爆发民主革命之前就有了近百年的思想启蒙运动。正因为这个思想启蒙运动不仅公然地举起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旗帜，公开地提出了共和主义的建国原则，并且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法制等许多方面，都催生了新思想和新理念，因此，法国人民才能够在长达八十六年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中，一贯坚持追求共和、反对专制的民主革命精神。法国革命的理念、理论与实践，才会传遍世界，并成为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标志。
其次，即便是在一个为民主革命的爆发作好了充分思想准备的国家，将同样存在着专制思想文化的反扑。某些由传统思想文化观念的“旧帽翻新”而产生的所谓新思想和新文化，亦会成为对于真正新思想新文化的变相反抗。显而易见的是，在俄国，由民粹派所发现的，“俄国农民身上所固有的共产主义本能”，才为俄国“新兴无产者”接受马克思的共产革命理论奠定了社会基础，更为列宁以共产革命名义实行对二月民主革命的公然背叛，直至重建新沙皇专制制度，带来了直接的思想要求。在德国，因一八七一年俾斯麦武力统一的实现和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兴起，才带来了尼采、叔本华“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的应运而生。反之，也正是这个倡导 “权力、意志与超人”思想的典型独裁主义哲学，才为希特勒推倒魏玛共和国，和挂着国家社会主义招牌重建专制的第三帝国，带来了专制复辟的明确思想前提。
近现代欧洲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了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历程的，还有一个著名的浪漫运动。这个浪漫运动虽然波潮起伏，历久不衰，但是，它作为变革时代欧洲社会的一种思想文化表现，亦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就积极方面而言，浪漫运动崇尚个性，反对旧传统和旧伦理的制约，不安于陈旧、刻板、僵死的社会生活，是故，当它在为个性解放而反对专制压迫时，曾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并曾成为民主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革命的一翼。相反，就消极而言，则因它藐视金钱，厌恶俗务，甚至因抗拒和逃避由“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现代文明发展，而号召返归田园，回到蛮荒，直至走向反对新时代正在形成的进步社会制度时，它又完全可能走向时代要求的反面，从而成为专制复辟要求的一个浪漫“回声”。十九世纪后期那个典型的文学浪漫运动便多少具有这样的色彩。至于俄国农民在精神上的代表、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伯爵，在他面对着“洪水猛兽” 似的资本主义时，之所以会被吓回到“好地主的庄园”里去；以及那个“在刀光火色衰微中已经看到了下个世纪曙光”、即所谓共产主义曙光的中国文豪鲁迅先生，之所以同样把资本主义看成是青面獠牙的怪兽，而亟欲反对之；无非都是还了他们传统型知识分子的原形罢了。
四、来自国际专制势力和某些仅从本国利害考量的国家对于别国革命的粗暴干涉，直至联合围剿。从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爆发直至一八一五年拿破仑战败，欧洲各国反动君主就曾联合“民主”英国组成七次“反法联盟”，以共同对付法国革命，直至联合打败拿破仑，迎回路易十六之弟路易十八，在法国实现王政复辟。拿破仑失败后，俄、普、奥三国反动君主又在英国支持下，于巴黎结成三国“神圣同盟”，以抵抗、反对和企图扑灭欧洲革命：一八二一年“神圣同盟”出兵扑杀了意大利革命。一八二二年“神圣同盟”又粗暴地干涉了西班牙二度民主革命，支持裴迪南七世再度实现了复辟。应该说，自尼德兰爆发民主革命以来的四百余年间，各专制强国，各国反动君主，不仅对内厉行专制以纷纷杜绝本国革命的爆发，而且对外一再地粗暴干涉别国革命，甚至共同扶植垮台君主以求复辟。此虽不足怪，然而，怪则怪在，一些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的民主国家，即“民主列强”们，他们对内虽推展民主政治，对外则推行强权政策，仅仅为了本国的利害而不惜与专制列强联手，以共同干涉和围剿别国的革命，甚至一再地支持别国的专制复辟势力，以围剿别国的革命力量。这自然是他们虽已“新其貌”、却未“新其心”所致，更是他们始终将国家利益高悬在民主理念之上的不良表现。然而，近几百年来，一些国家民主发展的艰难困境，便常常与此相关；中国辛亥之后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较量的反复与艰难，亦有源于此；今日民主的台湾在国际上所遭遇的一切不公平待遇，同样与之难解难分。
第三、较量的复杂性
一、复辟手段的复杂。形形色色的专制势力，当他们自信有力量、有条件推倒民主革命、实现专制复辟之时，他们自然会采取公然的手段以求复辟。如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和法国波庞王朝的公然复辟，以及中国辛亥之后袁世凯的公然复辟帝制。然而，当之形形色色专制势力，因力量不足，条件不够，更因为人民对于专制制度与专制统治的普遍厌弃，而不敢公然推行专制复辟之时，他们亦完全可能采取非公然的手段以实行复辟。首当其冲者，便是“假共和以复辟”，即宁愿丢弃王位、王朝之名号，而劫夺专制复辟之实。法国革命期间，路易·波拿巴假第二共和国向第二帝国的过渡；中国辛亥革命之后，北洋军阀于共和旗号之下一心推行专制复辟的历史事实；都是它典型的例证。其次，是在“假共和以复辟”也无以遮人耳目时，则干脆打起革命的旗号以逞专制复辟之欲。他们有的打着民族革命的旗号，以民族革命压迫民主革命；有的打着宗教革命的旗号，以教权专制取代王权专制；有的干脆打起农民革命的旗号，来反对民主革命，反扑民主政权，归复专制制度。最时髦的，也是最具欺骗力量的，便是打起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号，以推倒民主革命，复辟专制制度，建立极权统治。
二、较量状态的复杂。显然，不论是革命要战胜复辟，还是复辟要推倒革命，其间，都极可能出现一种极其复杂的较量状态。如前所说，一是复辟手段的复杂，自然已为较量状态的复杂奠定了基础；二是种种政治力量对于政治的不同要求，也同样会构成较量状态的异常复杂性。因为在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历程中，不仅存在着坚定的民主要求和顽固的复辟愿望，而且也一定存在着不同层次的革命要求与不同层次的复辟目标。诸如既要反对专制、又要维护王权者，形式虽是共和、内容却是专制者，或形式虽是专制、内容却是共和者，甚至是“你中有我、我中又有你”者。若是再加上由种种思潮所推动起来的无政府要求，国家主义的呼声，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叫喊等夹杂其间，其较量状态的复杂也就更加可想而知。英国光荣革命后出现的“君主立宪”新政体，拿破仑藉复辟帝制以巩固新秩序，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之又共和又独裁的性质，俄国二月民主革命后两个不同性质政权并存的局面，中国辛亥革命后的大分裂状况，以及北伐成功之后、国家统一局面之下的种种叛乱造反行径，都是复杂较量状态的表现。
三、不同性质革命的交相并作。由于民主革命的爆发常常需要历史的契机，如尼德兰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民族革命就引起了民主革命的爆发。反之，西班牙的民主革命又推动了反抗法国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但也正是种种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和种族矛盾，才导致了革命与复辟叠呈复杂的较量状态。在中国，辛亥前后的民主力量要想推翻专制统治，战胜专制复辟，则必须号召、直至发动反对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的民族革命，因为专制列强与民主列强在中国专门支持专制势力以反对中国民主革命。在亚、非、拉，民族革命和种族革命又常常取代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要求，以至造成民族虽然独立，种族也已解放，但又陷入专制统治的泥淖，如菲律宾马科斯和印度尼西亚苏哈特的专制统治等。在伊朗，人民借教权反对王权以发动民主革命，却反而陷入了更加专制的教权专制统治之中。当然，南非民族、种族与民主革命的交织，却最终地赢来了一荣而俱荣的胜利局面。显然，不同性质革命的交相并作，虽有可能推动民主革命的进程，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因它有可能促成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较量状态的复杂化，因而又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制造了相当大的麻烦与困境。
第四、较量的激烈性
首先，革命与复辟较量所常常采取的暴力形式，就是激烈性的具体表现。而暴力形式的第一种，便是较量过程中的暴力冲突。第二种则表现为国内战争或国际战争。如果说，一六四零至一六六零年间，英国民主力量与专制势力的反复较量，早已表现在第一和第二次国内战争中，则一七九二年，当法国民主派因国王与王后叛国而砍掉了他们的脑袋之后，由旺岱农民造反所煽起的全国六十个郡农民对于巴黎民主政权的叛乱，便差一点将革命的法国变成了复辟的废墟。至于列宁在共产革命的名义之下，为推倒二月民主革命，重建专制制度，借反对“外国武装干涉”于俄国国内挑起的七年残酷内战，不知将多少无辜的民众和知识分子推向了血海之中。在中国，辛亥革命之后，由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所导致的内战与混战，更是长期地使国家与人民陷于混战与分裂的痛苦之中。
其次，若就革命与复辟之较量所引起的国际战争而言，除掉欧洲七次“反法联盟”，“神圣同盟”，以及各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对别国革命的武装干涉之外，单就两次世界大战来说，便已将世界范围内的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广泛较量，推到了难以言状的残酷境地。由新兴的专制统一的德国和欧洲老大帝国奥匈帝国在欧洲所挑起的一次大战，其部分性质和目的，便是要在已经走向民主进步的欧洲重建专制的新秩序。由法西斯德国和法西斯日本这两个强大的国际专制势力共同联手所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其部分性质和目的，亦同样是向全世界民主进步的的疯狂反扑。至于二战以后，随着东西方专制阵营与民主阵营的迅速明朗化，所带来的东西方对抗，亦无非是将无数激烈的较量，隐蔽在“冷战与杀机”之中。而许多国家在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主要历程中，因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所付出的种种牺牲，就更是难以尽书。
第五、近现代专制复辟的共同历史特征
一、实现专制复辟的种种形式与方法
在近现代世界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历史进程中，当形形色色专制势力因公然地卷土重来已经难以得逞之时，其实现专制复辟的形式和方法无非有四：一是如前所述，在共和的名义下，实现专制权力的复辟，或推行专制复辟统治 。即如孙中山先生所言：“假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
二是假宗教的名义，或在教权的支撑下恢复专制复辟统治。这在中世欧洲曾是屡见不鲜的历史现象 —— 因为教权乃是封建专制权力的最高象征与精神皇冠。即便是在现代，七十年代伊朗以教权推翻王权的“革命”及其结果，亦充分说明了它的完全可能性。
三是近现代最为危险、亦最具迷惑性的专制复辟形式及方法，乃是假“革命”的名义以反对民主革命。特别是在共产革命的旗号和“反对专制统治”的名义下，发动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或传统型农民造反，以达到、或在实际上达到复辟整个专制制度的目的。这种复辟的形式和方法，在世界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即在传统农业社会尚未解体的地区和国家，如东欧和东亚，就曾获得相当的成功。
四是近现代民主革命的胜利，民主政治的兴起和民主制度的建立，带来了“政党政治”这一政治形式的广泛兴起和使用。虽然，它作为团结民主力量、反对专制统治和建立民主制度的一种政治形式，固有其相当的先进性，但是，它作为一种时髦的政治形式，亦为世界许多国家、甚至是专制国家与复辟政权在表面上所效法，所利用。因此，利用现代政党的形式作为复辟的政治组织形式和实现极权统治的现代专制力量，便成为近现代某些专制政权、特别是现代共产专制复辟政权的一大时髦。这种政治形式固为现代所有共产国家所接受，更被世界所有共产国家将它发展成了利用党权以实行专制极权的最佳形式。
二、实行专制复辟统治的种种手段
由于任何一个专制复辟政权都是意在维护、修复、甚至是重建专制制度，恢复专制统治，所以，它们在实行专制复辟统治的手段上也就颇多共同之处。
一是强化专制权力。民主革命的初造成功，即意味着专制国体的被解体和专制政权的被推倒。因此，专制势力一旦卷土重来，也就不可能不把恢复、重建专制国体与恢复、甚至强化专制权力，作为其实行复辟和巩固复辟的根本大计。历史的事实是，无不意在恢复和强化专制权力的近现代各国专制复辟政权，特别是在革命名义下实现了专制复辟的苏俄、中国大陆等共产国家，其对于专制权力的高度强化，早已为世所认知。
二是归复等级制度。民主革命的要意之一便是要打破专制等级制度，建立平等的民主社会秩序。反之，专制制度之根本社会秩序的基础，便是专制等级制度。严酷的等级划分既是专制统治的灵魂，则复辟王朝、或因复辟而建立起来的新专制政权，就一定要归复和重建等级制度，藉以保证专制复辟政体“权力结构”的绝对稳定性。复辟的君主王朝固然如此，以革命名义所建立的崭新复辟政权，亦无不以重新划分等级和建立等级制度为其要旨。中国的传统农民革命如是，苏俄的共产专制制度亦如是，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等级制度，则已成为世界历史上专制等级制度的集大成者。
三是厉行镇压手段。专制复辟统治虽是被推翻了的专制统治之再生，实为专制制度死亡期的回光返照（参见导论第二章第二节）。因此，专制复辟统治者只要一想到 “革命”二字，无不“中宵念起，梦魂屡惊”。此其一。其二，专制复辟统治，又是民主革命爆发后，因专制势力反扑成功而恢复或重建起来的专制统治，因此，要人民对卷土重来的专制统治心悦诚服，实非易事。因为此一时的人民已不是彼一时的人民了，因为人民已经经过了民主革命的洗礼。其三，即便复辟的不是旧君主和旧王朝，而是以其它名义，甚至是以革命名义实现了复辟的专制势力，正因它们是乘民主革命或社会动乱之机，才推倒了民主革命的成果，甚至是以“革命”推倒了革命，所以，它们才不仅深谙“革命之所以爆发及其如何爆发”，和“统治者之所以被推翻及其如何被推翻”的道理，其作为知情者，也就更加懂得如何才能保住它们的专制复辟政权。八十年代伊始，中共和中共领袖陈云顽固地反对制定“出版法”的言行，就是明证（参见下卷第七章第三节）。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原因，任何专制复辟政权才不可能不厉行镇压手段，这也是它们欲保住这个专制复辟政权的最重要手段。所以，当它们一旦为保权和保命、即保卫复辟而行动起来时，它们无疑要比非复辟的正宗专制统治，来得更加的残酷。
四是强化思想统治。所有遭遇民主革命、并为民主革命所推翻的专制政体，无不有这样一个深刻的教训。这个教训就是所有民主革命的发生，可以说无不以新思想的兴起与滋蔓，和旧思想的消沉与崩溃，作为革命爆发的前奏。英国民主革命固与新教思想的传播关系甚大，法国民主革命则更与“平等、博爱、自由”之民主、民权思想的启蒙与传播休戚相关。中国的辛亥革命自然也是民主共和思想 —— 亦即欧风美雨影响的历史产物。因此，为维护旧思想，铲除新思想，打击与摧毁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的崭新民主思想体系，也就成为任何一家专制复辟政体最为棘手和最为重视的大事。因此，为防患革命再起于未然，为从根本上杜绝革命思想的再生和蔓延，直至为彻底剿灭任何意在引爆革命的新思想、新文化，也就成为专制复辟政权较之正宗专制王朝更加重视和特别重视的问题。路易十八复辟后，立即恢复臭名昭著的“圣·耶稣会”，就是旨在强化思想统治。七十年代伊朗在革命后强化宗教思想统治的事实，已明显地说明了思想统治对于一个宗教复辟政权的至关重要。以苏俄领衔的所有大大小小共产专制复辟国家，均以“独尊马列、杀尽百家”为手段，来剥夺人民任何思想与言论的自由，甚至一再地和疯狂地罗织思想罪，更将思想罪定为重罪，并大面积施以极刑，直至因“法重心骇”，而迫使人民丧失了思考的自由和能力。此无疑为革命战胜复辟、即民主战胜专制的较量历程，带来了特别的艰难性。
一言以蔽之，正是四百年来世界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才带来了革命与复辟 —— 即民主与专制反复较量的艰难历程。同样，也正是这个历程所一再表现出来的普遍性、反复性、艰难性、复杂性与激烈性，才明确地体现了各国民主革命历程的历史共同性。
四 民主革命的历史范畴
第一、就时间而论
革命既然是一个普遍的历史变革进程，则民主革命便决不仅仅具有一个历史事件或一次历史事变的意义，无疑应该是有始有终，并有过程。如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和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不过是法国民主革命和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发端而已。
同时，既然在民主革命爆发后，尚存在着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这样一个普遍、艰难、复杂和激烈的过程，所以，各国民主革命也只有经历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主体历程”，才可能走向最后的成功，即民主对专制的最后战胜 —— 她的标志，便是民主制度的确认与确立。由是，我们就应该将民主革命自爆发到革命的反复较量，直至民主制度的确认和确立，看作是民主革命的全部过程，即全范畴。从而对民主革命的历史范畴有一个甚为科学的界定。这样，我们也才可能对世界各国民主革命的起始与终结，尤其是她的复杂历程，有一个明确而清醒的认识，才能使那些身处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状态中的国家或民族，避免将阶段性的专制复辟当作民主革命已经失败的标志，从而树立民主革命必将走向最后成功的信念。因为，英国民主革命并未因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而走向失败。法国民主革命更未因波庞王朝的复辟而未获最后的成功。希特勒打着国家社会主义招牌所煽动起来的复辟炽情，亦未能救第三帝国于短命的必然。苏俄与中共在共产革命名义下，虽然夺取了反扑民主革命和颠覆民主政体的成功，但是，他们一个已经自我崩解，一个如不痛下政治改革的决心就必然要面临覆灭的命运，无疑已经昭示了：以二月革命胜利为始的俄国民主革命和以辛亥革命为胜利发端的中国民主革命，将一定会走向最后成功的历史前途。
第二、就内容而论
在政治革命领域，民主革命的要旨，就是要推倒专制的政治制度，并建立一个民主和法制的新社会制度，以确保民主政治理念的贯彻与实行。所以，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在实际上和本质上，就是建立和反对建立民主新制度的较量。因此，也只有为建立这个新制度而奋斗，并最终地确认和确立了这个新制度，才可视为民主革命的最后成功。
在思想革命领域，鉴于不能最终地推倒传统思想文化体系中专制的思想文化成份，削弱它对于世道人心的钳制与影响，便不仅会给民主革命的发动带来困难，甚至能为专制势力的卷土重来，造成先声夺人的局面。可以说，任何一家专制王朝，在临死前都要强化专制的思想文化统治，如满清王朝崩解前对“三纲五常”的推崇。同样，任何一股专制复辟势力，要复辟就必定要独尊专制的思想和文化，犹如“尊孔”便是袁氏复辟帝制的先声。因此，革命前的思想发动，即宣传和张扬民主共和的理念，并使之深入人心；和革命后的思想建设，即一方面是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清理和扬弃，一方面则是积极建立民主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以击退旧思想、旧文化的反攻；也就成为民主革命之极为重要的思想内容了。
在经济革命领域，由于自由主义生产经营方式的形成，乃是反对专制权力经济和要求突破传统农业经济的一个结果；由于传统农业社会解体的速度和程度，与自由经济形成的规模和成效，乃是民主与专制之较量往复的重要社会基础；因此，努力推动自由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迅速解决农民的问题，即解决土地的问题，就成为攸关民主革命成败，尤其是革命与复辟谁胜谁负的重大环节。尤其是在一个以传统农民为主体的国家里，在革命爆发后，能否立即着手解决之，将无疑对保卫民主革命的成果，防止农民在专制势力的诱逼与发动下实行对新生民主政权的造反，便实在是不能稍稍等闲视之的。法国农民对于法国民主政权的全面叛乱，西班牙农民对于王朝复辟势力的广泛支持，辛亥之后因土地问题未能解决所带来的惨重后果，和五十年代初中华民国正因为在台湾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才巩固了中华民国台北政权，并终于使之走上民主政治道路的教训和经验，其得其失，已然在史鉴之中。
第三、就形式而论
显然，在我们一谈及革命的形式问题时，我们立即就会联想到革命的暴力形式。然而，既然革命不拘任何形式都是一个普遍的历史变革进程，因而，只要是意在结束旧专制制度和建立新民主制度的革命，即便它带有迅速推进、甚至强行推进变革进程的意义，也未必就只能以暴力的形式来推动之和进行之。更何况历史也从未给革命规定某种必须的形式。但是在近现代世界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历史发展中，民主革命确实是过多地使用了暴力的形式。米涅说道：“迄今为止，各民族的编年史中，还没有这样的先例，应当作出牺牲的人，总是不肯牺牲，要别人作出牺牲的人，总要强迫人家牺牲。好事和坏事一样，也要通过篡夺的方法和暴力的方式才能完成。除了暴力以外，还未曾有过其他有效的手段。”06
米涅把革命概括为“应当作出牺牲的人和强迫别人作出牺牲的人的冲突”，并由此将革命之所以采取暴力的责任，平分秋色地套在这两种人身上。再次，他显然是无意地抹杀了是与非的界限，而且视革命为一个碟子并不响的把戏，恰恰忘记了由他自己所叙述的法国革命史，已实实在在地把法国民主革命之所以采取了暴力的原因，即人民采取暴力形式的完全被迫性，亦即“逼上梁山”的本质，叙述得那样准确。
他说：“在钱的问题上，王朝政府并不排斥按人数表决的办法，因为这样做，可以更加迅速地得到解决。而在政治上，则赞成按等级表决，因为这样做，十分有利于阻止革新。王朝政府要达到的目的，是增收新税，而不是让人民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指掌玺大臣巴朗）把三级会议之任务局限在下列范围内：讨论税收问题，并进行表决；讨论一项新闻出版的法律，以便给以种种限制；讨论民事法和刑事法的改革，其它改革则一概排除。”07
于是，米涅又说道：“这完全是对国民愿望的无知，或者可以说是公开的对抗。”08 然而，正是这一无知与公开对抗（公开对抗更准确 ），才激起了第三等级的强烈不满，并逼迫一百七十五年以后才第一次召开的三级会议流产，同时酝酿了革命的发生：第三等级被迫召开国民会议，国王便下令封闭会场大门；代表们遂冒雨到达网球场宣誓：“在制定法兰西宪法前，绝不解散国民大会”，并且吸引了第二等级自由贵族代表的积极参加；六月三十日，国王派兵镇压群众游行，无奈士兵竟以高呼国王万岁为手段，拒绝接受命令，国王遂向凡尔塞和巴黎调集军队，决心镇压；七月十一日，国王又解除了深得民心的改革派财政总监内克尔的职务，由是而激起了更大的民愤；七月十二日晚，国王调集的军队与巴黎的群众发生冲突，暴力镇压终于开始；七月十三日，群众被迫拿起武器准备起义；七月十四日，因遭受残酷镇压而狂怒的群众终于攻占巴士底狱 —— 于是，伟大的法国革命，不仅无可奈何，也无从避免地被迫采取了暴力革命的形式。
反过来，如果我们再将历史的事实进行一番善意的假定，即：在三级会议上，国王同意以人数而不是按等级表决政治问题，那么，第三等级便不会自行召开国民会议；如果第三等级召开国民会议，国王不曾下令封闭会场大门，代表们便不会在群情激愤之下冒雨去网球场宣誓；如果国王同意国民会议制定法兰西宪法，而不是向巴黎和凡尔塞调集军队试图镇压，并且不在此时此刻解除内克尔的职务，其后，更未造成国王与军队的冲突和群众与军队的冲突，则群众绝不会在七月十四日攻占巴士底狱。如是，法国革命便既不会采取暴力形式，更不会沿着七月十四日的暴力之路，使整个法国革命的历程与暴力形式再也脱不开干系。同样，如果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后在修宪和君主立宪的宪法制定以后，能够安于他们已得的权力，而不是阳奉阴违，密谋与欧洲专制势力联合，以拼命摧毁法国革命，并决心反攻倒算，国王和王后也不会被送上断头台。
应该说，近现代各国所爆发的民主革命及其所用的暴力形式，无一不是专制统治者“逼上梁山”的结果。并且，更应该说，近现代世界各国民主革命的爆发，其所持的暴力革命形式，又无一不是被专制统治者们有预谋、有计划，和寸步不让、步步紧逼的暴力镇压阴谋及暴力镇压行为，直接逼迫而成。民主革命，尤其是暴力民主革命的爆发，除掉极少数是在正确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理念的影响下，并在被迫革命的形势形成之后终于发生以外，常常都是群众在毫无准备和毫无动机的状态下，因为遭受暴力镇压而群情激愤所致。历史的事实是，如果没有菜市口的刀光剑影和人头落地，孙中山的革命就很可能是“天下共弃”；如果没有那个“流血的星期日”，就可能没有俄国共产暴力革命发动的借口；09 同样，如果没有中共“六四”之夜的大屠杀，则天安门广场上的中国人以及其后的大陆民众，便绝不会“暴动和暴乱”，而只可能继续坚持和平与非暴力的方法，去争取自己应有的民主权力。这，便是近现代世界民主革命之所以被迫使用暴力形式的共同原因。只有明了了这个真理，才可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一切不分青红皂白地动辄指责革命、尤其是指责民主革命的形形色色立场，建立一个分辩的事实基础。只有明燎了这个真理，我们才能够为坚持理性而追求和平与非暴力的民主革命，并敢于在专制统治者的残酷暴力镇压面前，同样能够为坚持理性而维护人民正当的暴力反抗权力。因为在不应该采用暴力革命手段时而采用了暴力革命手段，诚然是不理性的。但是，在应该、并且在不得不采用暴力革命形式时却不敢采用暴力革命的形式，则同样是不理性的。
这样说，自然不是志在号召要用暴力革命来推倒现存的专制制度与专制政权。因为自古“变革天命”便有过种种非暴力的形式。在当代，波兰团结工会坚持长期合法斗争以结束波共一党专制的历史，东欧共产国家努力避免暴力以完成政权更替的经验，尤其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尔钦交接棒式地和平解决苏俄共产制度向民主制度转换、即过渡的初步成功，这一切无不说明，在我们的时代以和平方式或以和平演变而非暴力演变的形式，来解决从专制向民主的最后过渡，和解决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最后较量，藉以将变革时期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促使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和民主制度的最终确立，已经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极具前景的了。它不仅是当代人民民主意识、民主精神以及民主修养得以提高的一个重大成果，而且是当代专制政治与专制制度已经日益不得人心的一个有力证明。而也正是这样两个原因，才造成了专制政体自身的分崩离析局面，和专制统治集团内部某些权力人物民主意识的觉醒，或民主素养的提高。戈尔巴乔夫作为当代和历史上一个伟大人物的全部意义，即在于他宁肯失去自身的最高权力，却愿意将民主与自由从共产专制极权制度下解救出来，并还给了自己优秀的人民。因此，我们无须鼓吹暴力，更无须把暴力革命当作民主革命的唯一方式。我们只需要坚持民主政治的理念，坚定民主制度必将取代专制制度的信念，坚持一切可能的努力，只要当代的专制统治者们同样不采取欺骗和暴力的方式，在人民的推动、甚至是迫动下，愿意逐步完成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我们都应该在不求激进与不算旧账的总前提下，为了国家、民族和全体人民的福祉，而采用非暴力的形式，将伟大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当然，如果当代的专制统治者们，其对暴力镇压、暴力抗拒直至暴力反扑的迷信仍然冥顽不灵，则来自人民非自愿的暴力，即被迫产生的、并且同样是理性的人民革命暴力，一定依然会和民主革命的既定目标紧密连接在一起，为民主能够最终地战胜专制而牺牲奋斗，并且在所不惜。齐奥塞斯库身上的九十九个弹孔，便是最透彻的证明。因为专制必败，民主必胜。因为人民必定是革命与复辟之反复较量的最后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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