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阜阳宫小村是强迫被拐儿童乞讨根据地

中国存在严重的儿童被拐卖、并被迫乞讨的问题。有媒体报道，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宫小村及其附近地区，是大规模拐卖儿童、强迫他们乞讨的根据地。不法分子强迫被拐骗的孩子接受残忍的训练，甚至将孩子伤害致残，带到大城市乞讨，作为不法分子挣钱的手段。在当地，借此致富已有10年。就此，本台记者安培邀请孩子被拐走，在深圳开了一家“寻子店”的湖北人孙海洋和北京的法律专家程海进行讨论

记者：“我首先请问现在在湖北的孙海洋先生，知道您3岁的小男孩2007年在深圳的时候失踪。您看到这样的消息，安徽省阜阳市宫小村这样的地方是长期大规模拐骗儿童、逼迫儿童乞讨的据点。首先您想到的是什么呢？”

孙海洋：“我看到这个消息，不过人家把小孩偷出来乞讨、致残这个现象我估计还是少，很多都是因为重男轻女，喜欢小男孩子，然后就把偷出来的给他卖掉，很多的等着买家。把孩子偷出来要饭、致残这个事情也有。曾经我也有朋友的孩子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但估计在100个当中就是几个吧。”

记者：“所以您说现在中国拐骗儿童这个现象存在的主要原因是？”

孙海洋：“这个孩子拐卖，我们找孩子找了三年。这个孩子我们自己去找根本就找不到。中国这个地方太大了。政府又不让我们接受记者的采访，又不让我们去上访，找到就很难。中国政府一直把拐卖儿童的数字当做是国家机密，不敢公开的。所以最开始找孩子，我以为就是我一个人倒霉，把自己的孩子弄丢了，被别人拐走了，通过找孩子认识了很多家长，有很多就打电话说他们的孩子也被拐卖了，这里那里（都有）。我发现我这个寻孩子的名单、家长的名单，我认识的家长就有几百个。这个名单上就有三千多个，全部都是丢失的孩子。名单上的孩子三千多个几乎都是五岁以下的孩子，几乎都是小男孩子，一百个当中就有几个是女孩子。像这样的拐卖孩子的，一般的都是拐卖到潮州、福建，那边人家买是因自己家里生不出孩子来，自己家里没有小男孩子，这样买一个小男孩子回去。”

记者：“对您的这个亲身经历，北京的程海律师，您看为什么中国拐卖儿童甚至逼迫被拐的儿童乞讨这个现象长期存在，屡禁不止呢？”

程海：“我觉得这个反映出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乞讨致富的问题；第二个是拐卖儿童的问题；第三个是乞讨现象的问题。谈第一个，村内致富是一个各别的现象。如果国内媒体报道的情况属实的话，它属于一种犯罪行为，是拐卖儿童，因为儿童后来致残那是一种伤害罪，是犯罪行为。这种行为在国内应该说是不算普遍吧。这个犯罪行为之所以产生这么长的时间，应该是地方政府和当地的村长有更大的责任，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有犯罪的或者不合法的行为在里面，应当予以制止。第二个问题是国内如果这样报道的话会导致对广大的乞讨人员采取一种歧视的、敌视的，都认为他们是骗子。一部分这是由于国内的社会保障非常不健全，医疗、子女上学、生活方面的问题，残疾人生活的问题，很多都不能很好地解决。只有通过乞讨用社会的慈善来加以补充。把这个犯罪的行为和正常的乞讨行为要隔离开来。还有小孩的拐卖问题，很重要的跟户口也有关系。农村的超生的上不了户口，就说这种人没有一个符号，很小的小孩被偷走以后，最后长大了你不知道他哪儿来的，你也很难查。”

记者：“刚才程律师谈到我们要对这种拐卖儿童、逼迫儿童乞讨现象予以关注，但是又要把这种现象跟街上正常的确实因为家庭贫困而乞讨的要区分开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孙海洋先生，从你的实践经验来讲，社会或者政府怎么样更好地来做，来帮助像你们这样的孩子被拐走的父母或者是来解救这些孩子呢？”

孙海洋：“这个小孩失踪我认为当地政府不应该拼命地阻止这些家长出去找孩子。我们到外面找孩子，一听说去了福建，当地警方追过去要把我们拼命弄回来，我们要去北京上访反映一下情况，丢失了很多孩子，要求中央重视，去了一次了以后，到北京随便你走到哪里，他都能把你抓回来。这个手机可以定位，你随便走到哪里，他都可以把你抓回来。我们就是想要求中央能够把20岁以下的孩子全部都做DNA。另外，小孩子（丢失）时间长了之后，这个案子根本都破不了。像我的孩子他也不在深圳了，人贩子也不在深圳，当地政府我看它根本也破不了案。破不了案之后，不让我们宣扬这些事情，记者一报道，就影响到深圳的治安形象。我们四名快过年的时候到北京反映要求中央把孩子都做DNA，包括街上的流浪的、孤儿院的，这些孩子都要做ＤＮＡ，说不定这其中就有我们失踪的孩子。但是一直这些问题反映不上去。”

记者：“我看到现在中国社会民间也有些人成立网站，比如“宝宝回家”，还有最近的北京的社会学者于建荣也开了网站，专门帮助街上被拐卖儿童让大家拍照。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媒体报道，有些孩子被拐骗后，带着他们的人以极其残忍的手段，让他们看上去很可怜用来乞讨。那么程律师，您看这样的孩子，还有些确实因为贫困而乞讨的孩子，这中间的区分应该由谁来做呢？”

程海：“第一个是犯罪行为，刚才讲的大规模的犯罪行为当地的政府它应该有觉察的。这个镇如果致富，（当地政府）要推广，肯定要去了解。这样就会发现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这时候就应当制止。从个别人从谈话中很难发现。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村子，消息肯定会扩散，这个政府就有责任了。”

记者：“他们乞讨都不是在本地乞讨，都是到外地去，到全国大城市去。冬天在南方，夏天在北方。”

程海：“它是两方面，一个方面是本身的村政府，因为这些人在外面乞讨，过年过节他运些东西总要回去，刚才讲的那个信息，当地效仿，他的效果已经是回去了致富，通过大家亲戚朋友的总是知道他致富的办法。他会把这个所谓秘诀传授给大家、告诉给大家。所以大家就跟着学嘛；第二个，在乞讨地的当地公安机关和民政部门有责任的。比如当他们发现残疾儿童，而儿童本身是受监护人，没有独立行使权力。乞讨这个行为严格说起来，除了他没有父母以外，还应该也有大人监护的，这两个部门应该把这些儿童找出来问。确实需要帮助的话要对他们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