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窗情靠这张小学毕业照,高秉涵(后排右四)在台湾和校长(左立者)相认,改变他劫后余生的命运。
动荡的一九四九,山东男孩高秉涵在兵荒马乱中,牢记母亲的叮咛:“跟着帽子上有太阳(白日)的,不要跟着星星”,跋涉千里,来到台湾展开截然不同的人生。
一九四八年,高秉涵十三岁,刚从山东省渮泽县第二小学毕业,并报考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初中部,拿到新生录取证明书。
当年国共内战激烈,山东一带战云密布,菏泽孤城也危在旦夕。高秉涵的父亲是国民党员,遭进逼的共产党杀害,但是高秉涵的阿姨和两个姊姊认为国民党腐败、蒋介石抗战不力,已早一年跑到延安,偷偷加入共产党,对家中变故浑然不知。
母一再说:别跟错星星
那时,国民政府在江南广设流亡学校,免费收容华北沦陷区学生。高秉涵于是带着一张小学团体毕业照和初中录取证明书,跟随学长逃奔江南。
“如果学校解散了,你要紧跟着国军走。国军不回来,你千万不可以回来,回来你就没命了。”临别前,母亲一再叮嘱:“军帽上有个太阳的才是国军,有星星的是八路军……,别跟错了。”这一幕深烙在高秉涵脑海里,至今难忘。
街头被押在国军当小兵
一九四九年春节过后,国共两军对峙长江两岸,这时政府无暇顾及流亡学生,设在江苏无锡的鲁南中学第七分校,就在连日断炊中不宣而散。年长的学生投笔从戎,维持生活;多数学生结伙渡长江返乡。高秉涵拎着简单行囊,徘徊在无锡街头,不知何去何从。
这时突然有两个荷枪士兵强押高秉涵上军车,换搭军用火车,连夜开往安徽芜湖。高秉涵抬头端详这些官兵的军帽上都有白日徽记,当下“我窃喜又安心,这是母亲要我追随的国军。”高秉涵于是被编入第八兵团野战医院充当卫生小兵。
一九四九年四月廿日,共军深夜强渡长江,国军奉命撤退。高秉涵跟着国军和大批来自各方哀号的难民,从芜湖夜以继日地步行,跋山涉水数千里逃抵厦门,年底再撤到台湾。
腿伤溃烂流落台北街头
苦行途中,高秉涵双腿竟遭部队滚烫的稀饭烫伤,逃难途中无药可医;伤处溃烂长蛆,差点截肢。当时高秉涵才十四岁,身材瘦弱,不合当兵体格要求,来到台北举目无亲,被迫流落街头。
为了治病考铁路局小贩
“我住在火车站里,在车站东南边的垃圾场和野狗抢食物;幸好捡了一件旧皮衣过冬,才没被冻死。”拖着溃烂的双腿,高秉涵走路一跛一跛,打扫马路的妇人见他如此狼狈,好心建议:“孩子,你的脚非看医生不可,你去报考铁路局小贩(限十五岁以下),就能去铁路医院治病了。”高秉涵顺利到火车站卖便当,一双腿也幸运保了下来。
过了几天,高秉涵在火车站前巧遇渮泽第二小学校长李学光,他兴奋地上前自我介绍:“我是第二小学的学生。”校长半信半疑。高秉涵拿出随身携带的毕业照,校长很欣慰,带他回家同吃住,力促他以当年的初中录取证明书(同等学力)考上建中夜校半工半读,最后就读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成了开业律师,直至今天。
老共若来“眠药煮粥”“逃难真的逃怕了!”七十四岁的高秉涵最懂安居乐业的可贵。在中美断交危机时,许多人卖了房产移民海外,高秉涵告诉妻子:“台湾是我的家,我绝不离开;老共如果血洗台湾,咱们也不逃了!”他做了最坏打算,备妥高单位安眠药,当老共真的上岸,就“把安眠药煮在粥里,大家吃了。”
回头看,历经家破人亡、三餐不继和九死一生的艰困,高秉涵反而觉得一生丰富多采,“太阳”和“星星”也成了他心中难以磨灭的两大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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