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两难抉择

到现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已经将近十年了。刚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中国被动地引进了“全球秩序”，接纳了主要由美国制定的种种既有政策、规则和制度。从当时的表现来看，中国很像是一个中小规模的经济体，只能努力适应现存的国际贸易条件。如今，中国已经比肩于美国和欧盟，成了世界经济三巨头之一。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最大的出口国，还是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功臣。

与自身经济规模的增长相适应，中国政府希望能对商品价格和国际贸易条件施加一些影响。不过，要想达到这个目的，中国政府就必须大幅度改变自身制订经济政策的方式。然而，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始终不愿意做出这样的改变。这就为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与此同时，其他的经济巨头原本指望中国在全球经济事务当中扮演一个建设性的角色，值此也不免产生种种疑虑。

全球贸易问题集中体现了中国的政策转变，同时也集中体现了它政策上的两难处境。跻身世贸组织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利用世贸组织的规范体系和争议解决程式，中国不仅化解了多方面的矛盾，也让自身快速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变得更加顺畅。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签下了一系列的双边或地区性自由贸易协定，它与东盟之间的协定即是一例。

然而，在旨在进一步消除全球贸易壁垒的多哈回合谈判（Doha Round）当中，中国仍然扮演着一个十分扎眼的边缘化被动角色。它的默认立场仍然是消极应变，让其他的巨头采取主动。此外，它签下的各种自由贸易协定通常都没有什么力度。举例来说，韩国与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意味着几个经济巨头之间的贸易壁垒全面撤除，中国政府与东盟之间的同类协定却只起到了取消关税的作用，几乎是完全没有触动商品及服务贸易、投资、公共采购等领域的制度壁垒。更有甚者，中国签署的另一些自由贸易协定连废除大部分关税的目的都没有达到，它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协定即是如此。

另一方面，大约从2006年开始，中国面向世界经济的历史性开放进程便陷于停顿。除了向世贸组织承诺的义务之外，中国只采取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单边贸易自由化措施。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领导的这届政府远比江泽民和朱镕基领导的上一届政府谨慎，与此同时，反贸易自由化的势力——其中包括某些政府部门和管理机构，以及再度崛起的国有企业——也有所抬头。尽管自身实力日趋强大，也许恰恰是因为实力日趋强大，中国不但不愿意单方面开放市场，在协商互惠条件的时候也是锱铢必较。

与停滞的贸易自由化进程相一致，中国政府还加大了政策干预产业发展的力度，目的是扶植大约50家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多数都来自“具有战略意义的”制造行业或是资源型产业——以及主宰中国金融系统的几家国有银行。中国用超负荷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由此为公共产业和国有企业提供了支撑，但却让所得补贴远较前者为少的私营产业付出了代价。此外，中国政府经常借助物价控制之类的命令式手段来对抗通胀，改革市场的难度因之进一步加大。

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和政府干预的产业政策在几个方面找到了契合点。出口限制——最显著的体现是稀土金属——有所加强，各种税收激励政策、补贴、价格控制措施以及针对投资决策的行政性“指导方针”则为国产商品提供了对抗进口产品的竞争优势。专为本国制定的各种标准——比如第三代手机标准——往往需要外国企业付出高昂的达标成本，服务行业——尤其是金融和电讯行业—— 当中的道道门槛就算不是纹丝不动，下降的速度也非常缓慢。

在国有企业把持的一系列产业——比如钢铁、石化、煤炭、生物燃料、新闻网站、视听产品以及互联网服务——当中，针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有所加强。歧视性的政府采购以本国公司为照顾对象，幌子则是促进“本土创新”。在高速铁路、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外国公司也需要满足关于合资经营和技术转让的种种限制条件，从中受益的则是本国的明星企业。到最后，这种“投资民族主义”还渗入了中国的“走出去”政策：集中体现是那些资源型的国有企业，它们正在利用国有银行提供的廉价资本大量买进各种外国资产。

问题在于，这样的政策组合与全球经济领袖的身份水火不容，而眼下的中国已经别无选择，只能担起全球领袖的责任。中国政府不能一边指望自己的交易伙伴无止境地接收滚滚涌入的中国出口产品，一边又不让对方的产品进入自己的市场。因此，为自身利益着想，中国也应该收敛眼下的干预型产业政策和过度的保护主义倾向。除此之外，中国还应该继续推行各种“超WTO”改革，不能止步于入世之时的那些字面承诺。可行的措施包括进一步削减进口关税，尤其是工业品进口关税。与此同时，中国也应该取消对原材料和农产品的出口限制。

中国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挑战，那就是消除商品、服务、投资以及公共采购等领域的制度性壁垒，这些高不可攀的壁垒虽然存在于国内，但却与贸易息息相关。相关的措施应该与内政改革紧密挂钩，以便改善商业环境、实现经济“再平衡”，也就是说，助长经济的消费导向，削弱其投资导向，给私营产业更多的自由，同时放松对公共产业的管制。

上述种种美好愿望多数都不在中国政府的计划之内。中国的领袖们无意收敛产业政策，也不想推进入世承诺之外的各种改革，因为后者不仅要求政府放松对产品市场的管制，还要求政府改革严管之中的生产要素市场（比如土地市场和资本市场）和能源供应市场（比如石油、水力和电力市场），这些市场都处在国内经济和政治的核心区域。今日中国最需要的种种改革恰恰会伤及共产党政府-公共产业利益集团的根本，伤及它对权力的控制，因此就不太可能在短时间之内成为现实。

不过，前景不一定会像乍看起来那么悲观。之前的自由化改革已经把中国深深地楔入了全球供应链条，要是在回头路上走得太远的话，后果将使它无法承受。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致力于制造稳步增长的繁荣局面，因此也就越来越无法维持原地踏步的状态。然而，如果找不到一个打破眼前僵局的办法，中国就发挥不了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领袖作用。这样的事实要求中国的领导人放低身段，免得在国际舞台上留下一个越来越盛气 人的印象，同时也要求外国的领导人采取一种务实的态度，这样才能指望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世贸组织和G-20峰会之类的国际论坛上发挥更大的领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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