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出狱后，法律难保自由身(图)

原文链接：Out of Jail in China, but Not Free

来源：纽约时报
作者：DIDI KIRSTEN TATLOW
发表时间：2011年3月9日
译者：蓝枫（@lawrence2020）

北京——自曾金燕的丈夫，艾滋病和环保活动家胡佳，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08年入狱之后，曾金燕就开始带着他们刚出生的女儿走上了例行的家庭探监之旅。

如今，宝宝已有3岁，胡佳则是38岁，他将于今年6月份刑满出狱。但曾金燕打算接下来让女儿留在家里，她独自前往北京市监狱探视胡佳。

宝宝就她父亲被监禁所提出的问题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回答，28岁的曾金燕说。

“她会问，‘为什么那些人有枪？他们要向谁开枪？为什么爸爸穿着制服，并且在他的衬衣上有一块身份牌？爸爸是警察吗？'”曾金燕在近期的一次电话采访中如是说。“我觉得真的很难去一一回答这些问题，所以我想我不会再一个人把她带在身边。反正，胡佳就要出狱了。”

差不多自宝宝落地之后，胡佳就身陷囹圄，所以他还不清楚他的女儿是否在健康成长。情况在他获释之后或许会有变——也须不只是他的家庭要向当局讨价还价那么简单。人权倡导者看到一种不详的预兆正在加深：胡佳将会遭遇软禁，或称之为“软拘留”，这是一种中国当局为控制知名异议人士而越来越广泛地采用的法外惩罚手段。

“人们普遍认为胡佳将会被置于软禁之中，”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人权守护者”（The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研究协调员王松连如是说。

“政府正加紧将活动人士置于被软禁的状态，尤其是针对知名度高的活动人士，”王松连说道。在2010年，该组织记录了641宗类似的案子，她说，相信实际数目还要“高得多”。

曾金燕不知道她的丈夫在6月份之后还会遭遇何种不测，但她明白被软禁的可能性的确存在。

“他可能再一次被软禁，”她说。“他在入狱前就处在被软禁的状态中，而且当前的整体政治环境要比2007年那时严酷得多。”

对政治异见人士施加软禁的这种手段早已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文化。自从恰恰是1000年前的北宋时期开始，它就已被用于实施间歇性的精神打击。

这一切都说明，随着日益增长的有着现代思维的人口为了个人权利而奋起向仍常常深陷专制泥潭的政权发起抗争，巨大的文化价值观念冲突正开始在中国呈现出来，纽约大学法学教授杰罗姆·科恩（Jerome Cohen）这样说道。

这种新老一代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中国的法律体系里体现得尤其显著，科恩说道。在经受了毛时代数十年的动荡不安之后，中国在1978年开启了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自此，快节奏的法律和社会改革就在被不断推进。

“在过去的33年里，中国在数字上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科恩说，他在将近40年前初次到访中国时，结果却发现找不到可以进行交谈的同行。“他们要么藏在家里，要么就是在田地里干体力活。”事实上，从1957年至1978年，中国根本就没有在职律师。

如今，中国拥有约17万名从业律师，并且有不少是维权律师，他们要求落实中国自己制定的现代化的法律和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竭力去争取更多的权利和自由。

然而，执政的共产党从来就不曾打算让民众通过法律去挑战它的权力，科恩说。它所想要的只是“用现代法律制度来当遮羞布，”他说。面对人权意识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国政府正试图避免它所创立的现代法律制度若付诸实践所带来的后果。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政府是其自身成功的受害者，”他说。

作为回应，中国政府对维权律师和人权活动家已经实施了打压行动，仅仅只是在过去的几周，当它试图去平定由海外发起的为争取更大权利而进行“散步”示威的号召时，就有数十人被拘留，逮捕或失踪。

专制主义并非中国所独有，但在东亚其它儒家社会，如韩国、台湾和日本，已经“在新纪元走出了专制主义的泥潭，“科恩说。

“他们没有让他们自己成为历史的囚徒，即使某些历史元素沿袭了下来，“他说道。

把今时今日和过去加以比较会显得不仅怪异，还具有启发性。

在宋朝，软禁是合法的，但如果在受害人已经服完——通常是两年——刑期，还对他们进行无限期的软禁，那么，它是否具备合法性就会变得难以区分。就像胡佳发现他在6月份服完法庭所判定的刑期后又被置于法律外的软禁之中，在宋朝，被指控批评皇帝或朝廷者在刑期届满后也通常都会被置于长期监视之中。

正如1000年前的情况，“软禁”通常都是以家为中心，但活动半径可以变化，王松连说。最终，他们或许会被准许在监视下去干活养家，或者是可以在固定的周遭行走。

在宋代，软禁被区分为三种严厉程度不同的级别，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今天。

最轻，“居住”或“住在某一固定地点，”允许个人行走，但仅仅只能在其生活的区域里——就像高中历史教师袁腾飞在去年被限定于只能在北京行走，这是因为他向学生讲解大饥荒和反抗共产党统治的起义运动，这些历史事实都被历史教材所忽略了。

中等级别，也是最为普遍的，被称为“安置”。它被用来对付诗人和官员苏轼，苏轼因为在1079年发表批评朝廷政策的诗歌而被认为是“大不敬”而获罪，他被判流放到长江边的黄州的乡村两年。

今天，“这种形式仍然被广泛采用，”王松连说。“有时候他们获准外出散步或工作，但通常警察都会开警车紧随其后。”

最严厉的一种是“监管”，类似于陈光诚，一名自学成才的盲人律师，所正在经受的。自从去年出狱以来，陈光诚一直被严厉地限制于他那被明亮的灯光所照耀的住所。前往探视的访客经常会被以暴力驱赶。

个人成本太高。曾金燕认为，胡佳获释后，警方会留给他们有限的家庭生活空间，并且宝宝的困惑将依然存在。

“警方肯定会来到我们这里，警车和警察将全天24小时守候在院子里。我该如何向我女儿解释这种情境？”她说道。

本文刊载于2010年3月10日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