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时农民如何对抗荒唐的政府

什么能吃的都“偷”

这一年冬季，我来到广东，继续农民“反行为”的调查。广东的“三年困难”，是从1958年底就开始了。据东莞的一位访谈者老郭说：那时就靠偷东西吃了。1958年底还有些没挖完的木薯、番薯，最紧张的就是1959年。有什么就偷什么，什么能吃的都偷。

那时天天偷鱼偷虾吃。河里的鱼虾都不允许抓，规定是队里抓了卖给政府。因为不让人抓，长得很大。偷，也得够胆。人多了不行，吃不了也不行，吃完要把虾壳挖个坑埋起来。还偷地瓜、甘蔗，偷吃完甘蔗渣要拿到很远的地方倒掉，一点踪迹都不要给人发现。再没有东西吃就吃猪，从猪场偷。还偷死了的牛。有一次一些人正挖一头死了埋在地里的牛，民兵过来了，锄头相撞，就像拉枪栓的声音，偷牛的人吓得急忙逃跑，我们就捡了十几斤牛肉。

1960年招兵，全县体检了360人，合格的只有5个，其中就有老郭一个，其他人连90斤的体重标准都达不到。从部队复员后，老郭做了大队的干部。老郭为自己当年的行为辩护：

我在这里生，在这里长，实际上并不是偷，那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但那时人家说成是公家的。我们要生存，不能饿死嘛！这是大地赋予我们的条件，我怎么不去拿？

当时的另一个办法，就是瞒产私分。后来广东搞“反瞒产”，在全国都是有名的。

广东的瞒产私分

瞒产私分，严重起来也是从1959年初开始的，老郭的父亲就是当时被查出撤了职的。当时他担任大队干部，有一个队长要把地塘（晒谷场）上的劣谷分给社员，求得了他的同意。恰巧一个社员偷了生产队的稻谷，被人发现他有饭吃，检查到他家，他不敢说是偷的，说是队里分的。问题就这样暴露了。当时这在全国已是一个普遍性的行为。

1959年初的瞒产私分一直惊动了毛泽东，他在广东省委的报告上批示说：“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并讲了如下一段有名的话：“生产大队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保卫他们自己的产品……我以为生产队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的”

但瞒产私分在那个时代毕竟是一个贬义词。广东省委也不认为粮食已很紧张，反而以为目前农村仍有大量余粮。于是首先在东莞召开干部大会，反对瞒产私分，会上报出瞒产粮食4000万斤，可能还有一二亿斤。接着在雷南县发现瞒产粮食7000多万斤，相当于原报产量的50％（实际上以后并没清出多少瞒报粮食）。由此在全省开展了“反瞒产”斗争。随后，由广东开始的这场斗争一直扩展到了全国。

虽然东莞处分了一批干部，瞒产的现象还是存在。江门一个姓陈的老婆婆说：农民是被逼得太急了。人总是要生存的，要想办法的嘛。当时队里的谷种都放在一户人家，装在几个大禾桶里。几个队干部就偷扒一些，分给大家。他们也乘此多拿一点。农民把粮食藏起来，放在木笼（即木箱）里，拿衣服盖上。没有地方碾米，就想出办法，把小石磨铺上草，关上大门，快快的碾。家里的老人也总是叮嘱，一定要藏一点，多藏一点粮食。

尽管瞒产私分是很难的，“私下多分”的现象却始终存在。我从东莞了解到，分粮食的时候，可以把所谓劣谷（即瘪谷）分给大家，中间混上一些好谷，以劣谷做挡箭牌。据说一家大约能分到三麻袋（一麻袋好谷能装140斤）。所有的都是全村来分。

还有珠江三角洲地区粮食分配只计稻谷，番薯、包谷、杂粮是可以不算的。所以农民认为：“稻谷多收是政府的，杂粮多收是自己的”，即企图以多种杂粮，来达到私分的目的。

饥荒过后，“擦边行为”依然不断

偷，在“困难时期”最厉害。但饥荒过后，“偷”依然存在。最主要的是偷鱼虾。农民老何说，偷鱼虾要晚上出去，不让干部知道。那时为防止人偷，家里发现斗萁都要没收，我就用两根竹竿一个网，不用很多时间就能捞好多鱼虾。别的社员也偷，每个人都要靠这个。

在山西调查时我就发现，农民的这类行为，不能仅以“偷”字来定义。我使用了当地农民所说的词汇———“抓握”，还有“捎带”等词汇。据他们说：红薯长大了，会从泥土里露出一条缝来，缝大的红薯肯定大啦。假装在地里走，一手下去，赶紧站直腰，揣在兜里，有五六条就够解决一顿了。大白天就可以偷。偷甘蔗得是夜晚。收西瓜时，拣好的，一掌拍开，也可以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