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苍县危重尘肺病患者钱加凯
陈久红，是无数尘肺病患者的一个缩影；在四川广元市，像陈久红这种的危重患者到底有多少，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都没有相关的统计数据。
４月，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对该地区的尘肺病患者进行了深入调查采访，然而因各种现实困难，终难获得更多详实的资料。
与其他地方的患者一样，广元的部分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患者其生存状况让人担忧，面对病痛和死亡，他们除了沉默就只有等待。
“劳动致富”的代价
本报记者通过长期的采访，发现不管在四川的广元、凉山、乐山，还是在甘肃古浪，抑或在江西修水等农民工尘肺病集中爆发的地区，都是经济落后的区域。
资料显示，四川旺苍县1993年农民人均收入为707元，2006年为2158元；甘肃古浪县1996年农民人均收入为630元，2007年为1814元；江西修水县农民人均收入为1993年629元，2007年1812元。
三县农民人均收入在14年里增长约为3倍，但外出务工的患尘肺病的农民收入呈现负增长。
“当年，为了生活远离家乡，每个人都带着致富的梦想到矿山打工。劳动强度大一点，无所谓；生活环境差一点，无所谓；工作环境差一点，也无所谓……但我们谁都不会想到，在这种粉尘浓度很大的环境里干活会死人的！”苍溪县尘肺病患者赵成强如是说。
每个尘肺患者去世时，不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也为家人留下了一大笔债务与无尽负担。
尘肺病患者杜长柏去世后，妻子彭燕一个人带着儿子生活。2010年，儿子考上四川大学。孩子上学一年近10000元的学费，每月1000元的生活费。为了供孩子上学，彭燕不得不远离家乡，前往天津一家钢管厂打工。
“（他）临走的时候才37岁……” 彭燕电话中说。
彭燕在成都一家建筑公司工地干了一年活，每个月1000多元，但去年一年10000多元的工资至今老板还未发给她。
“那时我还小，只知道父亲在甘洛县挖铅。父亲病重时，我正在读初三。”杜长柏的儿子，在四川大学学习的杜世学说，父亲在华西医院住院时，有一次晕过后，感觉自己不行了，要见他一面。他特意请了一周假，到成都看望父亲。医生告诉他，父亲病情很严重。后来就回到家里，不到3个月，父亲就去世了。
“上高中的时候还想过要找企业索赔，但由于自己正在读书，毕竟父亲已经去世了，就暂时搁下这个念头。”小杜说，“上高中的时候，每个寒暑假都跟妈妈在成都的建筑工地上打工。住在工棚，吃在工地，为自己攒点学费。”
记者调查发现，自2003年以来，尘肺病开始集中爆发，每个患者每年近万元的医药费，早已让每个尘肺患者家庭负债累累，陷入绝境。几乎没有一个家庭有积蓄，没有一个家庭不欠债。病情较轻的患者大多欠债在1万元—2万元，病情较重者欠债在3万元—5万元，病情严重者欠债在5万元—8万元。
一个个家庭，20年间，从贫穷脱贫，甚至到富裕，却被尘肺病再次拖到贫困，甚至极贫，被死亡笼罩，陷入生活的绝境。
悲哀的包工头
苍溪县尘肺病患者赵成强，广元尘肺病人几乎没有不知道他的，从1991年到2005年，他一直在甘洛铅锌矿干活。
14年间，他至少在15家铅锌矿井当过炮工。“政协1号井，田坝5号井，田坝6号井，柳沟5号井，冶炼二厂2号井，赤普2号井，铅锌矿3号井，埃岱11号井、20号井，埃岱48号井，农行5号井，915矿区6号井，普昌1号井，沙俄祖9号井，部队1号井……”赵成强一口气说出15个矿井。
埃岱48号井是赵成强干的时间最长的矿井。2000年，他承包了这个矿井，带着近20个矿工打炮挖矿。炮工以广元人为多，拉矿石的大多是凉山州当地彝族人，多为雷波、美姑、昭觉三县的。
后来，他又承包的冶炼二厂2号井。
但赵成强承包挖矿已经是到了甘洛县铅锌矿问题最突出的时期。2003年，四川省专门组成以副书记为组长的调查组，清理整顿混乱无序非法开采的甘洛铅锌矿。
“我当时投资了100多万元，整顿期间，矿证被收了……所有投资血本无归。”赵成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我当时当炮工挣了些钱，但开矿所需资金大多还是向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借的。”
2003年后半年，闲下来的赵成强发现自己身体不适，检查为尘肺病。
赵说：当年承包挖矿的借款，后来基本还清了。由于自己懂技术，再次向兄弟姐妹借了40万元资金到别的地方承包挖矿，却被人骗了。今年，他到湖南一家矿上打工。因为他要偿还40万元借款。现在，每个月还要花费近400元药费。
“我也是受害者。”赵如是说。“现在钱没了，矿也没了，只留下一身的疾病，我又该向谁去诉苦？”
各方的沉默
乐山市沐川县尘肺病患者告诉本报记者，早在1984年他们前往甘洛铅锌矿打工时，广元的农民工就已经在矿上打工，他们中许多人的炮工技术都是跟广元籍的“师傅”学的。当时在甘洛铅锌矿打工的广元籍民工不仅数量多，而且技术好，按道理应该是尘肺发作更为集中的地区，但从目前情况来看，许多人显然选择了沉默与自我忍受，即便一个个患者先后死去，也没有人愿意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打工的矿主索赔或者向政府部门提出要求。
调查显示，广元前往甘洛铅锌矿打工的农民工主要集中在旺苍县和苍溪县。旺苍县的尘肺病患者主要在龙凤乡和张华镇，苍溪县的患者则在桥溪、龙洞两乡和高坡镇。
杜长柏、陈天寿、姑天祥、李桂林、李海国……一长串沉甸甸的广元尘肺病农民工死亡名单。当地患者说尘肺病死亡人数有数十人之多，也有患者称这个数据超过100人。
本报记者在苍溪、旺苍两县采访时，因为不少患者至今依然坚持在外地打工，无法与本人取得联系，也没有当地政府部门做过相关的调查，缺乏具体的材料数据，使本报记者无法一一核实这些数据，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甘洛铅锌矿的受难者，也是甘洛县30000矿工中不能忽视的一部分，这个数据恐怕只多不少。
与四川乐山等地的尘肺患者不同，广元尘肺病患者没有像乐山和凉山甘洛的患者那样坚持索赔或维权，许多人多次以个人名义向相关部门反映无果，进行职业病鉴定也因无法提供用工单位的申请及单位对于职业史的认可，最后他们几乎都无一例外选择了放弃，然后就是沉默，最后在绝望中死去。
“赔偿？可能吗？矿已经拍卖了，老板也找不到了……”这是记者在广元采访时，常常被患者和死难者家属反问的一句话。对于维权和赔偿，她们几乎都“没有想过”。
沉默的背后，是对未来的无望，更是对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的无望，是对国家法律的质疑和不信任，这是一种可怕的沉默。
卫生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现有约1600万家企业存在有毒有害作业场所，约2亿劳动者在从事劳动过程中遭受不同程度职业病危害。2009年新增尘肺病14495例，在这些病例中，煤工尘肺和矽肺占91.89％。
2010年年底，全国煤矿职业安全健康经验交流会暨全国煤矿尘肺病防治现场会上，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赵铁锤透露：1-10月份，全国煤矿安全事故死亡2080人，预测这个数字到年底不超过3000人，但每年尘肺病死亡人数却超过6000，是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的2倍。
“我国尘肺病已经开始进入高发期，呈群体性爆发趋势，2003年，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蔺草草席加工业爆发160多人的尘肺病案；2009年3月，在云南省昭通市水富县向家坝镇3个村寨中400多位曾在安徽石英砂厂打工的农民中发现了30位尘肺病患者；2009年5月和12月，前后两批来自湖南耒阳和张家界共300多名工人因在深圳建筑工地从事地基爆破工作而罹患尘肺病；2010年11月，北京房山区史家营煤矿300多名矿工被确诊为尘肺病；2010年底，甘肃省古浪县146名曾经在酒泉市从事煤矿和金矿采掘工作的农民工罹患尘肺；2011年初，广东佛山市皓昕五金首饰有限公司近500名工人先后被诊断出患有尘肺病或者肺部出现小阴影等异常……” 参与甘肃古浪和四川乐山尘肺患者爱心救援的志愿者“兰州老令”俨然已是一个“尘肺专家”，对全国范围内的尘肺情况有着很深的了解，他这样向本报记者介绍目前全国的尘肺现状和分布情况。
“尽管中国的尘肺病及维权情况早在2000年前后就有媒体报道，但是，即便2009年发生了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也仅仅是作为极端个例被反复提及，并没有引起整这个社会对尘肺病，尤其是尘肺病农民工群体的关注。尘肺病非常可怕，而更可怕的是，截至目前，我国民众普遍缺乏对尘肺病的了解，全社会还处在对尘肺的冷漠与漠不关心中，如果再这样下去，还会不断涌现更多的尘肺群体，这无疑将是更大的社会悲剧。”“兰州老令”痛心疾首地说。
“兰州老令”呼吁：“为职工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是企业最起码的责任和义务。尘肺病是在职业活动中长期吸入生产性粉尘后在肺内滞留引起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为主的全身性疾病，现有医学技术无法治愈，患者晚期因为无法平躺呼吸，只能坐着跪着，往往屁股双膝跪烂，惨不忍睹，所以必须从源头上根治，我们必须唤起全社会的关注和企业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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