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的日本超级地震及其引发的大海啸与核危机震惊了全世界。与此同时，日本国民在如此严重的灾难面前所表现出来的井然有序，同样通过电视与互联网，让中国人为之惊叹。相比之下，因日本核泄露而在中国引发的食盐恐慌与抢购风潮，更让我们深感中日国民素质的差异居然如此之大。
无论中日两国在历史上有多少恩怨，在国民的心底有多少纠结，然而在事实面前，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的国民素质普遍与日本国民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日本以一介弹丸之地，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接连在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中战胜中、俄两个庞然大国，又在二战中独自于亚洲战场力战中美两大强国，在战后满目疮痍的废墟之上还能创造出经济腾飞的奇迹，可见该民族的整体力量是何等之强大，何等之惊人。
过去的日本人普遍身材矮小，同为亚洲人，在体格上日本民族并不比中华民族占优，在人口数量、国土面积与自然资源上，日本更是远远不能与中国相比。然而为何仅仅一水之隔的中日两国，在近现代的国运竟然差距如此悬殊呢？有道是“性格决定命运”，国家也是如此。一个民族的真正力量，来自于它的精神。而一个民族的文化，实为孕育该民族精神之摇篮。
4、日本的国运之昌，国力之强，源于日本国民的精神。日本国民之精神，源于日本民族的文化。而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则是中国大唐文化的微缩版。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绝对可以为日本国民所创造的显著成就而自豪，因为正是来自中国的大唐文化孕育了日本人那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大唐高僧鉴真六渡日本弘法的感人故事。
日本大力吸收中华文明是从著名的圣德太子时代向当时的隋朝派送遣隋史开始的。之后中国步入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大唐，好学的日本人对大唐盛世的一切佩服得五体投地，在长达两百年的时间里先后派了二十次遣唐使以及大量留学生渡海来到中国，如饥似渴的学习大唐文化。
当时佛教已经传入日本，成为上至天皇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普遍信奉的主要宗教。然而当初将佛教传入日本的僧人中没有具备授“具足戒”资格的高僧(佛教戒律可分为五戒、八戒、具足戒等几个等级，“具足戒”就是佛教所有的戒律)，因此日本佛教戒法不全。在日本佛教界高僧的提议下，天皇派遣荣睿、普照这两位年轻的僧人随第九次遣唐使来到中国，从大唐聘请传戒高僧。
荣睿、普照来唐后，在洛阳、长安学习佛法长达十年之久，后得知扬州的鉴真和尚是一位学识渊博且德高望重的高僧。为了完成来唐的使命，这两位日本僧使于大唐天宝元年来到扬州拜谒鉴真，邀请鉴真并请他推荐德学兼备的传戒师同去日本传授戒律。
当荣睿、普照来大明寺拜竭鉴真时，看到鉴真确实是一位学识渊博、“并世无二”的大德高僧，他们怀着虔敬的心情向鉴真陈述了来意，并向他顶礼说：“我国在海之中，不知距齐州几千里，虽有法而无传法人，譬犹终夜有求于幽室，非烛何见乎！愿师可能舍此方之利乐，为海东之导师可乎？”
鉴真平时已传闻日本的情况，今看到他们一片诚意，深感日本是一个“有缘之国”。就问徒众说：“谁有应此远请向日本国传法者乎？”谁知在场的徒众一个也不出声，此时一位叫祥彦的僧徒出来说道：“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
鉴真又道：“另有谁愿意去？”仍旧无人回答，于是鉴真第三次开口道：“是为法事也，不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在座的许多弟子为师父弘法的坚定决心所感动，于是祥彦等十七位僧徒纷纷表示愿随师东渡传戒。那时，鉴真已有五十五岁
唐天宝二年（公元743年）三月，鉴真作了一切东渡的准备，正待启航，不意浙东一带出现了海盗，随行的僧徒中间又发生了意见纠纷。道航认为高丽僧人如海学行欠缺，不应带他同行，如海遂向官府诬告，说道航等私通海盗，淮南采访使班景倩立即将荣睿、普照、道航等人拘捕，事后真相大白，荣睿等人已饱尝了四个月的铁窗风味。当释放时淮南采访使仍认为“今海贼大动，不得过海！”第一次东渡计划失败了。
同年十二月下旬，鉴真一行八十五人，在十二月下旬的一个月明之夜从扬州悄悄开航。但船到浪沟浦即遇风暴，浪击破船，停留一月修船，再度下海，船至扬子江口，又遇风浪，停泊一月，再次启航，不幸在衢州群岛触礁船沉，船上东西全被海浪卷走。全体人员登上一个荒岛，后被官船送回明州（宁波），大部分人遣送回乡，十七位僧人被送到浙江鄞县阿育王寺。第二次东渡又失败了。
第二年春，鉴真一行受聘到越州（绍兴）龙兴寺讲律授戒，天宝三年（公元744年）秋归阿育王寺。因越州僧人不理解鉴真东渡的意义，向官府控告说荣睿引诱鉴真，官府随即逮捕了荣睿，普照因躲在民家未被逮去。荣睿在押送解京途中，在杭州得病，假称病死，才得脱难，第三次东渡计划又夭折了。
天宝三年冬，鉴真派人先去福建购买船只，备办海粮，自己率徒众三十余人，声称巡礼圣迹，秘密从浙江小路往福州取齐。但扬州龙兴寺的弟子灵佑不忍鉴真远适异域，发起僧徒阻止鉴真赴日，江东道采访使遂下牒诸州，追踪拦截，鉴真一行在黄岩禅林寺被官差截获，强行押解回扬州，第四次东渡计划又成了泡影。
在这样的形势下，荣睿、普照感到再留在扬州龙兴寺使得官厅对鉴真的监视会不放松。为了回避风潮，他们遂移居同安郡（安徽安庆附近），在那里足足等待了三年。唐天宝七年（公元748年）两位日僧来到扬州崇福寺，鉴真又悄悄作第五次东渡准备。“买香药，备办百物，一如天宝二载所备。”
鉴真及其弟子，加上荣睿、普照共有十四位僧徒，其他尚有申请同行的三十五人，船员十八人，共计六十多人。他们在六月二十六日夜从扬州新河秘密登舟，尚未出海，即遇风浪，飘到浙江海面，先后在三塔山、署风山各停住一月。十月十六日登程后又遇狂风怒涛，在大海中整整飘流了十四天，最后飘到了海南岛。然后辗转从雷州海峡，经由广西、广东、江西、安徽，返回扬州，一路上历尽艰辛，前后历时两年。
日僧荣睿在路过端州（广东肇庆市）时不幸逝世，埋骨异乡。跟随鉴真始终如一的弟子祥彦，在途经吉州时也病死了。鉴真因受暑热得了眼疾，治疗无效，不幸双目失明。鉴真虽遭受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但他了解到日本众生对佛法戒律的渴望，明确赴日传戒是他作为一个佛门弟子的使命，以“不遂本愿”决不罢休的坚强意志，又准备作第六次东渡壮举。
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日本第十次遣唐使藤原清河归国前，特来扬州拜访鉴真，鉴真决意乘遣唐使船渡日。为了避开官府及僧人的阻拦，鉴真及其弟子于十月十七日夜秘密乘船离开扬州，普照从郑山阿育王寺赶来，大家会合后，一行二十四人搭上了遣唐使船，于十一月十五日夜启锚。这样，鉴真一行又踏上了第六次东渡的征途，次年（公元754年）二月到达当时日本的首都奈良。此时已前后历时十一年之久，而鉴真已经是六十六岁的失明老人了。
鉴真抵日后，讲律授戒，许多日本僧人得以完成正规的受戒仪式。从此佛教中的佛法在日本才算具备了完整的传承。鉴真东渡，不仅为日本传去了佛法，同时也将大唐的医药、建筑、雕刻、书法、绘画、印刷等诸多先進文化与技术传至日本。这些来自大唐的文化与技术在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鉴真也因此被日本人尊为“过海大师”。
无论是玄奘法师西行印度取经还是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弘法，从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当时的唐人坚忍不拔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意志，而这种精神随着大唐文化东传而在日本深深扎下了根，孕育了后世日本民族的坚韧精神。
什么样的民族文化，造就什么样的民族精神。日本民族的富强，得益于传自中国大唐的文化所孕育的可贵精神。相比之下，刚健大气的唐文化在宋明之后日渐式微，中华文明也随之而走了下坡路。及至马列幽灵西来，共产党得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被共产党破坏殆尽，五千年泱泱华夏、礼仪之邦竟然已成为文化的荒原。假、恶、斗的邪党文化泛滥，真正的中华神传文化却荡然无存。马列邪灵所谋杀的岂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更是中华民族赖以存在与复兴的高贵精神。
一个民族一旦失去了高贵的文化传承，也就随之而失去了高贵的民族精神。这样的民族就会不可避免的走向堕落，成为一个道德沦丧，弱肉强食，唯利是图的丛林社会。而地沟油、染色馒头和三聚氰胺奶粉，乃至形形色色的社会乱象，正是这样一个堕落的民族、黑暗社会的必然产物。
没有民族精神的复活，也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复兴。而欲复活中华民族的高贵精神，必先复活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当年大唐文化的东传，如今日本民族的精神，以及神韵艺术的精彩，就是为了让当今的中国人有一个现成的对照，看清什么样的精神才是中华民族应有之精神，什么样的文化才是中华民族应有之文化，什么样的道路才是中华民族应有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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