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大饥荒时期,也是中国对外援助最踊跃的时期之一。1962年,在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王稼祥提出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结果被批判为“三和一少”,王稼祥被迫搬出了中南海。
1962年无疑是共和国史上最为复杂敏感的年份之一。饥荒的阴霾犹存,处于全面衰退中的国民经济尚无大的起色,凋零的部门起初是农业,后来逐步蔓延到轻工业、重工业。就国际环境而言,周边事件层出不穷,中国和印度的边界纷争升级;而在东南沿海,蒋介石政权则趁大陆经济衰退,筹划从台湾反攻大陆,60万解放军不得不因此备战集结。毛泽东判断,这是“帝反修”的联合进攻。
王稼祥: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1958年,曾担任过驻苏大使的王稼祥,提醒人们苏联公社垮台已有前车之鉴。而此时,人民公社未经试点,就在全国的穷乡僻壤一瞬间都建立起来了;党的领导同志已开始担心粮食吃不完怎么办,而且已经开始同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讨论这个问题了。
得知王稼祥对“大跃进”有意见,毛泽东说:“两百多名中央委员,就是王稼祥一个人反对呀?”
1962年,王稼祥的忧虑变成了现实,国内外局势都出现了罕见的严重局面。据中联部副部长王力回忆,“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期间,稼祥同志了解到更多的国内困难情况。他找我到他家里去深谈,我们二人抱头哭了。”王稼祥找刘少奇长谈了一次,随即在内部小范围进行了讨论,但规定不许向外讲,用他的话,是“关起门来谈一谈”。取得大家同意后,采取给“恩来、小平、陈毅同志”写信的方式,写成了一个作为《党内通讯》的信件。与此同时,王稼祥还建议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毛泽东的“三和一少”
1962年,王稼祥上书的那些信及文件,至今没有完全公布。他曾教导属下工作人员,天下事有些是办不到,而且不该办的,而要制止、特别是纠正来自“上面”的“左”的东西是很难的,结果不幸而言中。“从来没有考虑过后果,因为他不是为自己。”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说。
王稼祥写建议信有一个推动力,那就是1962年初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王稼祥深受鼓舞,他在建议信结尾处加上了这样一段话:“嗦嗦写了一大篇,可能毫无参考价值,只是打扰你们。但既然有这些想法,就写出来,即使是完全错误的,想你们也不会责备和见怪。”这样谦恭的行文仍然引发了复杂的结果。
据王力回忆:“当时毛主席掰着指头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而“三和一少”的即兴发言最终被想插手中联部工作的康生利用了。
朱仲丽在《毛泽东与王稼祥——疾风知劲草》一书里记载,“他到处煽风点火,说中联部的错误都是由王稼祥那封信引起的,那封信的要害是提出了‘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康生更将“三和一少”,发展为“三降一灭”,还写进了九大的政治报告,即“投降帝国主义、投降现代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和消灭民族解放运动”。而与之针锋相对的是“三斗一多”,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民族解放运动。
王稼祥一家人的悲惨结局
“历史是最好的裁判官”,这是王稼祥在1943年7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说过的话。在该文中,王稼祥首次总结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但是1962年以后,王稼祥的政治生涯事实上终结了。
王稼祥不久便被实际撤销了中联部部长的职务。不再是中共的重要领导人,王稼祥搬离了中南海。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儿子王命先忍受不了批斗,投河自杀身亡。王稼祥本人被软禁,朱仲丽被“专案组”定为“现行反革命”,非法拘押在中联部一间朝北的小屋里,一关就是六七个月。康生提出要彻底砸烂中联部这个“三降一灭”制造厂。王稼祥难以承受和应对,由于极度紧张,他产生了精神紊乱和幻觉、幻视症。他不断地喊:“我没有罪!”朱仲丽记述说:“入夜,他仍不时地惊叫。”1974年1月24日晚上,王稼祥心脏病发作猝然离世,终年6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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