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没雅量 记仇是长项
毛泽东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并强调:“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因为要说话是客观存在,不说话不行,那就让人说,说完了心里也就痛快了,也不去街头闹事了。共产党也讲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正确的就听,讲的不对就解释,这是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一贯作风。”“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我们宪法上有规定游行、示威自由,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是也没有禁止,所以罢工并不违反宪法。有人要罢工,有人要请愿,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这些讲话让当时的知识分子们为之一振,并纷纷贯彻落实毛泽东的号召,向中央提意见,并对一些决策提出批评。然而,知识分子们没想到的是,这些讲话只不过是毛泽东为了引出异见分子罢了。
比如,最后一位儒学大师梁漱溟在一次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批评革命胜利进城后不关心农民问题,他说“如今工人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值得领导党引起注意”。后来遭到与会者的批判,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大会给梁漱溟回应的机会,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就在今天,同时我也表明,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毛泽东当场回应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
毛泽东不但没有“雅量”,还相当“记仇”。历史学家林蕴晖在《毛泽东的性格和新中国的走向》一文中提到,1959年4月5日,毛泽东整整用了一个上午为他的“三面红旗”辩护,认为真理在他的一边。并且对反对者一一算起了老账:“我这个人是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因为我跟他闹别扭最多。跟刘少奇也打过架,就是合作化问题,对于洛甫的处置问题,翻你的案,也打过架。跟陈云我们打过架,跟林彪也打过架,我们在闽西一路合作得很好,遵义会议以后我跟你们两位(指林、彭)都分裂了,搞了一个会议整你们,因为你们要把我们搞掉。……任弼时封我一个“狭隘经验论”,刘伯承封我一个“怕打烂坛坛罐罐”,军事上不行。至于跟粟裕同志、萧克同志,还有陈伯钧等,我们几个是历来斗的,他们是我的反对派,但是你们是反对派,你们的官还可以做,我不报复。去年报复一次,不是我的报复。去年报复是开军委扩大会议,四五百人,是你们犯错,把你们一批评,我就开心了!”对此,李锐认为:上海会议这一长篇讲话简直是可怕的伏笔。
随后,由于毛泽东的自大自负和拒不认错,由其亲自发动的大跃进,在1959年到1962年共导致全国非正常死亡约3000万人,国民经济损失人民币5000多亿元。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曾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都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十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已诏”的。但是,刘少奇的这番话毛泽东不但没有雅量接受,还坚定了他搞死刘少奇的决心。
对领导高层如此,对平民百姓如何?任复兴先生在《1960年公民肖森的上书》中谈到大跃进期间,一位自称叫肖森的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名义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信,其中对大饥荒情况的反映,对干部特权、走后门等现象,对军事与民生、农业与工业、学校比例的失调的失误,看得很准,不久上面也做出了政策调整。而肖森洞察到的个人崇拜、对人民压得太严等根本性、体制性问题,则变本加厉,酿成了不久之后文革的悲剧。
公民肖森在信中提到:“军人多,不管是在城市、乡村、火车、飞机、轮船,到处有军人,而且占40%之多。我们养这么多兵干什么?他们什么也能买到,什么也能吃到,下面会怎样的呢?听听人们的态度。有下面的歌谣,这也可能是坏份子干的,但人们是有感触的,你们也可听听:黄皮到处是,吃饱没有事。我们饿着肚,果实喂猪猡。事实也如此,现在不但军人多,而且公安人员也比以前多了有三倍。”
“现在我国处于一党专政,一切都是党员吃的开。在工作中,有极明显的例子,如不是党员的领头人几年不动,有些还换掉。而就是不动的一些人,也是有职无权,作什么还的请示支部,才能行动,否则就不行。因为吃不饱,山东曾有三、四次的群众运动,这是不是你知道否?有饿死人的现象,如在东北、山西等。再者是我也认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很严重,中国现在没有什么民主作风。实际有些人是不敢说,并不是没有问题。为什么会压制的这样呢?这你们也值得考虑。”
“我想你们也知道过去的历史发展的情况,作官者爱民。而现在呢,不管什么官,尤其是农村干部,恨极了。人常说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现在实在是“管理的好”,否则早反了。再说现在对人民也太压的严,有一点不合的言语,就带一顶大帽子,不是死即是牢。我在全国看到今年枪决人和一九五零年差不多,每天都有。有些青年人,一时对国家的政策想不开,说几句不利国家的话,却就要受到以上的制裁。因此有些人(包括党员在内)有话不敢说。”
按理公民给领导人上书,是完全合法的,但却成了“污蔑信件”。太原市公安局1960年发出“关于查找给中央主席写污蔑信件肖森下落的通知”要求彻查,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肖森’写给中央领导人的信件“认为政府不关心人民生活,把大批东西用到制造国防用品上,污蔑我国“好战”。为迅速查找此人下落,现将原文复制附发各单位,希结合当前以摸清各种危险分子开展的调查摸底工作,广泛寻找线索,认真核对笔迹,发现怀疑对象,及时报告市局二处。”一个普通公民给领导人上书,却遭如此陷害追查,可谓触目惊心。
据此,毛泽东还有什么雅量可言?一切不过是他所说的“这是阳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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