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圣姜子牙　卓越超凡的治国智慧(图)

牧野一战，姜太公居功至伟，这成为他一生的经典之作，也成为世界经典战例。实际上，姜太公还应该是齐国的缔造者、齐文化的创始人。

西周建国，论功行赏，姜太公自然功劳第一，周武王就把他封在了齐（今山东淄博）地，建都营丘。姜太公成为齐国始祖，被称为“齐太公”。

实际上，这样的封赏跟流放差不多。其时的齐国，是“负海泻卤，少五谷人民寡”的蛮荒之地。东夷人生活没有保障，社会一片混乱。

在这里，姜太公显示出自己卓越的治国智慧。他根据当地的情况，充分利用傍海的自然条件，开发渔盐资源，发展工商业，使人民安居乐业。

“他没有采取镇压的手段强制推行中原文化。”孔令奎先生说，“他采取了四项措施来治理齐地：一是‘因其俗，简其礼’的民族亲和政策，就是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制定适合他们的政治制度，让中原文化和东夷文化慢慢融合。二是根据齐国多山靠海、盛产盐铁独特的地理优势，采取了‘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的便民富民政策，开展了煮盐、冶铁、养殖业，不仅开拓了财源，也促进了农业发展，太公称之为‘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三是尊重人才，重用人才。能者上，庸者下，无论中原人或是东夷人，只要德才兼备，都可以得到提拔和重用，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无论中原人或是东夷人，不管职位高低，犯了法都要受到处罚。四是修筑城池。姜太公带领军民修了一道城池，这城池一方面是军事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让东夷人和中原人尽早融成一个大家庭。”

由于措施得力，齐国很快富强起来，成为东方的大国，也使周朝在东方的统治得到了巩固。

牧野之战创中国谋略之先河

一般认为，姜子牙是中国古代谋略家的鼻祖，这是丝毫也不夸张的。有周一代与商纣的决战，既是两个朝代的决战，其实更多的是个人智慧的决战。在这场战争中，有着巨大作用的，就是姜尚姜太公。

其实无论古今中外，战争进行事态的持久与否、胜败如何，决定性的在于战争的准备阶段。战争的准备既有物质的准备，也有心理的准备，更有谋划贯穿其中。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战争的最高境界，而要一击决定战争的成败，自然是不得不进行战争、减少物质损失和人员伤亡的最佳选择。在周与商之间，除了战争，没有别的选择，因为矛盾已不可调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其实这种对决早在战前已分出胜负，战争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这样的战争结局，姜太公功不可没。而姜太公有这样的成就，是与他个人的经历分不开的。

生逢乱世，遭遇曲折，按传说由祖先的贵族，到后来家道中落，及至姜子牙时沦为贫民。这样的大起大落，往往会对置身其中的人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是一蹶不振，从此消沉沉沦下去；一种是绝地反击，成就一番卓绝的事业。姜太公显然是后者。特殊的家庭背景，让姜太公对上下尊卑有着更多的了解，也有着更多的物事体悟，这是他成就自己的根本。

所以他可以一根直竿钓鱼，可以耐得住性子，可以等机会来临，甚至等到地老天荒。所以姜太公为了维持生计，可以在朝歌（今河南淇县）宰牛卖肉，到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卖酒。饱尝民间疾苦的结果，终于使他锤炼成满腹经纶的一代奇才。

但这样的等待太久太久了，在接近80岁的时候，他才被周文王发现。

在辅佐周文王期间，姜太公为强周灭商制定了一系列内外政策：对内促进生产发展，为灭商打下了很好的经济基础；对外，表面上恭顺事殷以麻痹纣王，暗中争取邻国，逐步拉拢，瓦解殷商王朝的盟邦，以翦商羽翼，削弱和孤立殷商王朝。

在姜太公的谋划之下，归附周文王的诸侯国和部落越来越多，周逐步占领大部分殷商王朝的属地，出现“天下三分，其二归周”的局面，为最后消灭纣王创造了条件。周文王死后，武王姬发继位，拜姜尚为国师，尊称师尚父。姜子牙继续辅佐周国朝政。

周武王九年（前1038年），为了探查诸侯是否会一起东讨殷商，在姜子牙的统率下，周军浩浩荡荡开到孟津，在这里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孟津之誓”，周武王发表了声讨商纣王的檄文，当时有八百诸侯会之于此，显示了武王的声威。虽然当时许多诸侯都说“商纣可伐”，但武王和姜子牙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如果兴师讨伐，一定会遭到顽强抵抗。这次行动，实际是灭商前的一次预演，也是姜太公小试牛刀，但在诸侯国间产生了很大影响，至少说明，当时已有相当多的诸侯听命于周武王。

武王十一年（前1036年），殷商统治核心发生内讧，大臣比干被杀，箕子被囚为奴，微子启惧祸出逃，太师、少师投降周武王。这时，姜子牙果断建言周武王，讨伐殷商。

其时，以姜子牙为主帅，统领兵车三百乘，虎贲（猛士）三千名，甲士四万五千人，以“吊民伐罪”为号召，联合诸侯各国出兵进攻朝歌。

二月甲子（二月初五），周武王率领大军陈师牧野（今河南淇县南），与纣王的17万大军展开决战，结果，殷商大军当天就土崩瓦解，纣王看到大势已去，连夜仓皇逃走，随后于鹿台投火自焚。至此，殷商王朝宣告灭亡。

牧野之战，实际上是一场智慧与谋略的决战，无论从战略高度或是战术的运用，无论是宏观形势的把握或是战争局部的组织，都显示出姜尚英明超凡的组织指挥能力。

首先在作战时机的把握上，他选择在纣王麻痹松懈、众叛亲离、极度虚弱之时，增大了胜算的把握；在力量的组织上，以“吊民伐罪”为号召，联合诸侯共同伐商，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在作战指挥上，他利用“致师”（大战前的一种特殊战争方式，就是在战前由进攻一方集中精锐之力量冲入敌方，冲乱对方阵地，显示自己的力量，也是小试对方虚实）的机会，以兵车、猛士从正面突击，而后以甲士猛烈冲杀，结果只此一试，商军阵势大乱，有周大胜。

《六韬》姜子牙智慧的结晶

因为战争谋略乃至治国方略的杰出成就，人们称姜子牙为杰出的韬略家、军事家与政治家。历代典籍都公认他的历史地位，儒、道、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他为本家人物，被尊为“百家宗师”，被世人尊崇为“谋圣”、“武圣”、“中华第一智囊”及兵家鼻祖。

实际上，姜太公的成就还表现在著作方面，他的著作很多，《六韬》六卷、《阴谋》三卷（一说三十六卷）、《阴符钤录》一卷、《太公兵法》一卷。诸书之中，《六韬》被誉为兵略鼻祖，最为著名。

从现存的内容看，《六韬》反映的基本上都是姜子牙的军事实践和韬略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曾对姜子牙的谋略及其历史地位有一段概括性的评价：“……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涉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

《六韬》分为《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篇，每篇又细分数章，一共六十章。

像《孙子兵法》在西汉之后忽然失踪了一样，《六韬》在秦汉时期为人们所绝口不提，到三国时候，又神秘地冒了出来。《三国志·先主传》注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志意。”

到了唐朝，长孙无忌撰《隋书·经籍志》，载《太公六韬》五卷，注曰：“周文王师姜望撰。”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六韬》。此后，唐、宋、明诸史均认为《六韬》为姜尚所撰。

由此，有专家认为，《六韬》用词浅近，通俗易懂，与《尚书》的语言风格截然不同，不像姜太公那个时代的作品，所以，此书可能是后人伪托之作。

有清一代，乾隆皇帝广招天下学者编纂《四库全书》，同时编辑《四库全书总目》。在“总目提要”中，编者专门举例证明《六韬》是伪书。

其实，《六韬》伪托不伪托，并不重要，关键是书中内容确实是姜太公军事思想和谋略的集中体现，这当没有异议。况且，姜太公时尚没有印刷术，传播全靠手抄，就是姜太公亲书的《六韬》，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也难免会增添和删节，加进些个人的东西。

所以，争论书是不是姜太公亲书，没有多大意义。

在《六韬》中，我们可以看到姜太公卓绝的见识和非常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想，直到今天，这些看来都精妙绝伦，成为政治家、谋略家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六韬》中的“文韬”有如下记述：

文王乃斋三日，乘田车，驾田马，田于渭阳，卒见太公坐茅以渔。

文王劳而问之曰：“子乐渔耶？”

太公曰：“臣闻君子乐得其志，小人乐得其事。今吾渔甚有似也，殆非乐也。”

文王曰：“何谓其有似也？”

太公曰：“钓有三权：禄等以权，死等以权，官等以权。夫钓以求得也，其情
深，可以观大矣。”

文王曰：“愿闻其情。”

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鱼生之，情也；根深而木长，木长而实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亲合，亲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语应对者，情之饰也；言至情者，事之极也。今臣言至情不讳，君其恶之乎？”

文王曰：“唯仁人能受正柬，不恶至情。何为其然？”

太公曰：“缗微饵明，小鱼食之；缗调饵香，中鱼食之；缗隆饵丰，大鱼食之。夫鱼食其饵，乃牵于缗；人食其禄，乃服于君。故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国，国可拔；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呜呼！曼曼绵绵，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远。微哉！圣人之德，诱乎独见。乐哉！圣人之虑，各归
其次，而树敛焉。”

文王曰：“树敛若何而天下归之？”

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诏命乎！”乃载与俱归，立为师。

…………

文王问太公曰：“原闻为国之大务，欲使主尊人安，为之奈何？”

太公曰：“爱民而已。”

文王曰：“爱民奈何？”

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敢请释其故。”

太公曰：“民不失务，则利之；农不失时，则成之；省刑罚，则生之；薄赋敛，则与之；俭宫室台榭，则乐之；吏清不苛扰，则喜之。民失其务，则害之；农失其时，则败之；无罪而罚，则杀之；重赋敛，则夺之；多营宫室台榭以疲民力，则苦之；吏浊苛扰，则怒之。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此爱民之道也。”

文王问太公曰：“君国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

太公曰：“不慎所与也。人君有六守、三宝。”

文王曰：“六守何也？”

太公曰：“一曰仁，二曰义，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是谓六守。”

文王曰：“慎择六守者何？”

太公曰：“富之而观其无犯，贵之而观其无骄，付之而观其无转，使之而观其无隐，危之而观其无恐，事之而观其无穷。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贵之而不骄者，义也；付之而不转者，忠也；使之而不断隐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穷者，谋也。人君无以三宝借人，借人则君失其威。”

文王曰：“敢问三宝？”

太公曰：“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臣无富于君，都无大于国。六守长，则君昌；三宝完，则国安。”

被世人尊崇为“谋圣”，姜太公的谋略不仅表现在牧野一战和对齐地的治理上，他早年直钩垂钓等待文王，也是其智慧、谋略的真实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