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国共两党关压过的政治学家

王造时是个政治学博士、教授，但在“解放”前他还是个政治活动家，他是五四运动中的闯将，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七君子”之一。建国以后他在复旦大学任教，1957年帮助整风时建议扩大民主、依法治国，结果被划为右派，受尽迫害；“文革”风暴中更被非法拘捕达五年之久，最后冤死狱中。子女全遭牵累，弄得家破人亡。他生前留有《国家的理论与实际》、《现代欧洲外交史》、《历史哲学》、《荒谬集》等多种著译。

（一）

王造时，又名王雄生，1903年出生于江西安福县，父亲为木排工人，以后经营竹木生意，家道中兴。王造时小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学制八年），1925年毕业，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深造，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1928年又去英国师从政治学权威拉斯基教授。1930年回国，被上海光华大学、中国公学同时聘为教授，并担任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政治系主任，这时他才27岁。

王造时继承了中国进步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优良传统，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关心国事，走在爱国救亡运动的前列。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作为清华学校中等科二年级级长的他，立即投身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他被选入清华学生代表团（清华学运的领导机构），积极带动同学参加示威游行，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曾经两次被捕（一次是在东安市场散发传单，一次是去向军阀政府请愿）。

1932年底，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为首的民权保障同盟成立，王造时担任上海分部执行委员。1933年杨杏佛被暗杀时，他也在国民党政府的严密监视之中。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王造时更加积极地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担任了“大学教授救国会”常务理事。1936年6月，以宋庆龄、沈钧儒等为首的“全国各界救国会”在上海成立，发表宣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王造时被推为常务理事兼宣传部长，是该会的领袖人物之一。

1936年11月23日凌晨，救国会的七位领袖人物沈钧儒、邹韬奋、王造时、沙千里、李公朴、章乃器、史良突然在上海被捕，强加上“危害民国”、“共党嫌疑”、“鼓动罢工”等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后先后关押于上海和苏州的看守所里八个月之久，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在全国人民的不断声援和抗议下才被释放。这七名救国会领袖便被世人尊称为抗日救国的“七君子”。

王造时出狱后，继续担任救国会的领导工作（直至1949年底自动解散），并创办《前方日报》、自由出版社，在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作为爱国知名人士，他还曾同沈钧儒等人担任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

（二）

“解放”以后，王造时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文教委员会委员，被选为上海市政协常委。他还在几家民办学校担任董事长等职务，但是真正发挥所长的工作，还是1951年起应校长陈望道之邀担任复旦大学教授，先是政治系、后转历史系。相比起来，当年的“七君子”除了已故的邹韬奋、李公朴外，都在北京担任部级高官，而王造时没有出任什么行政职务，实际上他也推辞了政府或民主党派的一些行政安排，决意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教学上。总的说来，他在“解放”前是爱国、反蒋的民主人士，“解放”后仍然态度鲜明地拥护中共和政府，拥护社会主义事业。

1957年2月，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党中央特别邀请王造时作为委员前去参加。在北京，他直接听到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听取了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传达。他关心国事的积极性受到很大激发和鼓舞。后来，他又受到周恩来的单独约见，谈话间就1941年救国会致斯大林的公开信一事作了沟通，增进了相互信任。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重新活跃起来，全心全意地响应中共的号召，投入到帮助中共整风的运动之中。

他在这次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作了《扩大民主生活》的发言。他认为，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把黑暗的、落后的、分裂的、被帝国主义欺侮的旧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建设成光明的、促进统一的、强大的新中国，并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极其伟大的胜利，这些都是铁一般的事实，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谁都不能否认。正因为如此，为了把国家的事情办得更好，防止官僚主义的滋长，防止下情不能上达，以至于演成严重问题，就要按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名言向党提意见，这才是民主人士应尽的职责。如果民主人士不说，一般人更没有机会说了。他又说：“拿一个或许不伦不类的比喻来说，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养，难得虚怀若谷；做魏征的非对人民事业有高度的忠诚，更易忧谗畏讥。我想，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像魏征的倒还嫌少。”

1957年3月，王造时回到上海之后，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上、上海市政协会议上，以及《新闻日报》、《光明日报》分别召集的座谈会上，他又多次发了言。他的基本观点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之后，应该扩大民主生活，加强法制。

关于加强民主法治宣传教育问题，他说：““解放”以来，大家的政治水平尽管都有了提高，但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的统治，我们一般人对法治，还缺乏了解，并且在生活习惯和处事作风上，始终没有完全摆脱掉一向重人治而轻法治的残余封建传统。我们一些机关干部轻视法律的规定，甚至有一些司法工作者也有时犯了有法不依的过失，这都是人治主义的表现。过去对于法治的宣传实在做得不够，今后应该特别加以注意，作为人民基本教育的一部分，务必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宪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根本大法，大家必须按照法律行事。全国人民在法律前面是平等的。”“党固不可以党代政，也不可以党代法。这不仅对于人民是一种保障，对于党的威信也是一种保障。”

关于切实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问题，他指出：“依据宪法，我们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但是我们还没有通过普遍的立法来把它完全实现。例如宪法里面有二十几次提到‘依照法律’、‘根据法律’、‘服从法律’、‘法律的保障’等等字样，但这些有关法律大部分都没有制定出来。···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什么是犯罪，在什么范围内自由，在什么范围之外没有自由，如何审判，如何处罚，在许多地方还缺乏明确的规定。人民在享受自由之中，仍有不够安全之感。”

关于建立监督制度问题，他说：“党的领导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为了进一步保证党的领导更加健全无失，毛主席看出了民主党派的作用而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我觉得这个政策尽可以扩大到人民团体，因为人民团体所代表的群众比民主党派更多。···中国古代的御史制度享有独立和公开的弹劾权，在历史上曾经起过作用，也许我们可以考虑把政治协商委员会已有的视察工作扩大为类似御史的弹劾权。这不但可以具体而鲜明地充实互相监督的作用，而且还可以培养和发扬中国历来士人气节的优良传统。”

关于推行基层民主管理问题，他说：“民主的真义不仅仅是为广大人民谋幸福，而是要人民真正起来当家作主。民主集中制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民主特点。从革命的发展的过程来看集中或许是先行于民主；但从制度的本质上说，民主究竟是第一性。只有在民主基础上谈集中，这集中才是健全活泼的。缺乏民主基础的集中是滋长官僚主义的温床。”“应该使生产者在他生产单位内，充分参加管理。···如果在这些基层组织里打下了民主基础，广大劳动人民充分享受了民主权利，培养了民主生活的思想和习惯，那么民主就生了根，就会开花结果。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便不是任何反动势力所可以渗入而破坏的。”

从王造时的上述发言，可以看到他确实是怀着爱护中共、爱护社会主义的心意，拳拳进言，诚意可鉴。而所述的观点更是难能可贵的真知灼见，如果当时为政者能够听进去几分，中国的历史也就不会走如此之大的弯路，中国人民也就不会遭受如此之深的苦难！这些观点，直至三、四十年以后才逐步被执政者所认可，如今已写进了许多重要的政治文献。王造时不愧为我国民主和法治思想的先驱者，可是他却为提出这番建言、提倡这些真理，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

六月初，反右枪响几天之后，他便被作为“右派”遭到劈头盖脸的批判，上述良言忠谏，全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状，还诬指他“自比魏征、向党进攻”，诬指他要“点火基层、搞乱天下”。上海政协政法组、上海法学会，连续六天轮番批斗，还在报上大张旗鼓地刊登批判文章；而且“新账老账一起算”，把1941年他为救国会起草的致斯大林的信说成严重的反苏罪行，把周恩来同他谈话时提及的救国会的事，说成他妄图恢复救国会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就在这种疯狂又蛮横的口诛笔伐之中，王造时被推进了百口难辩、万劫不复的深渊。

（三）

所谓“严重的反苏罪行”，是指1941年他受救国会委托起草、由在重庆的救国会九位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史良、王造时）共同签名的《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公开信》。这封代表救国会共同意见的信件，竟被说成是王造时一人所为，甚至有人说是他强要别人签名的。

那么，这是怎样的一封信件呢？

事情起源于1941年4月13日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条约共四条，主旨是“保证维持相互之间和平与友好邦交”，倘若一方与其他国家发生敌对行为时另一方“应始终遵守中立”。这份条约还附有一份宣言，其中写道：“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1941年正是日本侵占了我国半壁江山、我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处于特别艰困的时期，在这一紧要关头，苏联竟公开表示要在这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中保持中立，与侵略者“保证维持”“和平与友好邦交”，而且竟然发誓要尊重日军一手扶植起来的伪满洲国的“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怎么不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战斗中建立起来的“全国各界救国会”，理所当然地对此感到严重关切，经过集体讨论后决定发表公开信，指出这一协定是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的，对此表示很大的遗憾。现在看来，苏联此举实在是一种民族利己主义的行为，它为了一己的利益，不惜将祸水南引，让战争的火焰燃遍整个中国；而且违背国际正义，承认并维护日军侵占我国东北、扶植傀儡政权的合法性。王造时和救国会领导人起草并发表这样的公开信，完全是正义的爱国主义行为。可是在1957年，这却成了一条严重的“罪状”，是非颠倒已经到了何等荒唐的地步！

（四）

被划“右派”以后，王造时被降职降薪，剥夺了讲课的权利，放到图书馆当管理员。他的家庭也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他的发妻此前已经病逝。两个儿子和大女儿均有精神疾患，由于严酷的政治压力，病情不断加重，先后住进医院，高额的医疗费用使得家庭经济极为窘迫。他的幼女在复旦大学物理系上学，亲眼目赌父亲遭受残暴的批斗，由于同情父亲的冤屈遭遇，竟也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毕业后下放复旦的玻璃工厂劳动。这种局面勉强熬到1960年，王造时总算获得“摘帽”，可是全家还没有缓过气来，一场更大更加凶猛的风暴“文化大革命”，又使他们大难临头了。

1966年“文革”开始，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旗下，红卫兵一次又一次地登门抄家，每次都是翻箱倒柜搜索“罪证”、拳打脚踢逼迫“交代”，弄得王造时一家无法安宁。到了十一月下旬，一伙来自复旦大学的红卫兵竟然进驻王家，对他进行“隔离审查”，轮番拷打批斗，连续折腾了42天，然后以“群众专政”的名义，把他关进了上海第一看守所——这正是三十年前他因抗日救国而被国民党关押的地方。从此以后，他便开始了长达五年的牢狱生涯，既没有批捕手续，也没有开庭审讯，也不许家属探监（即使要家属送衣送物，也由看守转交，不许直接见面）。自他入狱以后，工资停发，他的后妻凭着微薄的工资收入，实在难以支撑全家的生活，更无法支付日积月累的儿女医疗费用。他的长女和两个儿子在几个月内先后病故；他的幼女被红卫兵剃阴阳头游街，受尽屈辱，长期郁抑，后来得了癌症离去。王造时自己，禁不住长期牢狱中的饥饿、虐待和折磨，终于一病不起，于1971年8月冤死狱中，时年仅68岁。

六年之后，“文革”落幕，暴政告终，王造时的冤案随后总算得到了“改正”，上海各界还为他开了追悼会。可是，一个生气勃勃的爱国志士，一个才华出众的知识精英，却已含恨归天、无法再世；一个本是完整平静的家庭，此时早已破碎消失、无法重现。一番折腾，人世间消失了一群鲜活的生命，山野间平添了几个孤寂的土坟，何其悲沧，何其荒唐！而这，还只是中华大地上的一角而已。

附：王造时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把鸣放的重点放到基层上”

首先，王造时赞颂了整风运动，他说：“作为一个开国当政的党，主动地、及时地运用大力，在全国范围内，来推动这么一个全面揭露矛盾、公开批评思想和工作的运动，在人类历史上，这还是破天荒第一遭。”他认为通过整风鸣放，“党的威信在全国广大群众的心目中不仅没有减低，而是更大大地提高了”。“大家把心里头的话吐得越淋漓尽致，大家越体会到党究竟是我们自己的党。”

王造时为知识分子讲了话，他说：“我深深地感觉，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整个阶层来看，确是有着毛主席所说的志士仁人的传统。这个传统是我们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过去对它估计不够，党今后应当更多多加以爱护。”在知识分子这一方面，他认为，“我们今天的责任，是要本着搞好事情的精神，继续放鸣，彻上彻下的放鸣下去。”

“今天的官僚主义，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着；不是刚刚萌芽，而是发展到了相当恶劣的程度；一说来，越往下层，越是专横，违法乱纪的事情越多。它阻碍了我们的生产进展，影响了我们的建设计划，损害了我们广大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官僚主义的行为，不管是有心或无心，实际上等于假借党的威信和国家的名器，作了害党害国的事情。正如周总理所说，官僚主义者在党与群之间筑起了一座墙，挖了一道沟，弄得爱国爱民爱党的人，尽管满腔热诚，想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其一砖一瓦之用，可是莫名其妙地被挡在墙沟之外，凄惶失所，想不通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国家有前途而个人没出路。”

（原载《文汇报》1957年5月21日）

参考资料：《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

叶永烈：《五七年的血泪》（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叶永烈：《反右派始末》（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本文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