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有理下 彬彬变要武 房子成蜂窝

1966年8月5号，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赞扬北京大学造反派聂元梓等七个人1966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学贴出的一张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指责刘少奇为首的一批中共领导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实行白色恐怖”。

八月惊雷

聂元梓等人的那张大字报是指责北京大学当时的校领导压制校内的文化大革命，不让群众起来造反。当时的中国人现在大多不记得当时聂元梓等人的那张大字报是什么内容，对它的内容也并不那么感兴趣。不过，人们清楚地记得，毛泽东的这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实际上为人们向当权派造反敞开了大门。

1966年8月8号，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当年通过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的所谓的《十六条》向人们指明了这场运动的矛头所指就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这是继中共中央在早些时候发出《5.16通知》以后的第二个发动文革的正式文件。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从中国南方回到北京，要踢开刘少奇，开始真正的文革了。本来，刘少奇在指导初期文革的时候，每一个步骤都请示过毛泽东，而且得到了毛的首肯。然而毛泽东从南方回来之后对这些只字不提，反而指责刘少奇派出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

在8月1号到12号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刘少奇尽管还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国国家主席，但是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了。《十六条》的发表标志著刘少奇领导文革的终结，毛泽东亲自挂帅的开始。

红卫兵出世

1966年7月28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些学生以“红卫兵”的名义写信给毛泽东，并且附上了他们的两张大字报，请求毛泽东支援他们的“造反”行动。他们在大字报中引述了毛泽东1939年12月在延安说过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毛泽东当年要推翻一个政权，主张造反有理。二十多年以后，他的红卫兵要再次造反，为毛泽东清除党内的“异己势力”。8月1号，毛泽东给这些红卫兵复信，表示坚决支援“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于是，以首都北京的学生为首，中国各地的大中学生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

8月18日，毛泽东身着解放军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上百万来自中国各地的红卫兵，并且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城楼上下“万岁”声鼎沸，毛泽东兴奋地说，“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在随后的两个多月里，毛泽东又连续七次在北京接见来自中国各地的红卫兵，最多的一次接见了250万红卫兵。八次接见的总人数达到将近1200万人。

毛泽东以红卫兵统帅的姿态出现，使红卫兵更加狂热地投身到这场运动中。他们在全中国展开造反运动。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各种传单满天飞。

红色恐怖

各级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受到揪斗、批判、游街羞辱和殴打。红卫兵开展“破四旧”活动，要消灭“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一切被认为是“四旧”、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场所和物品都受到破坏，包括教堂和寺庙、文物古迹、书籍字画等等。由于造反的红卫兵以学生为主，因此各级学校的负责人和老师受害尤为严重，许多人在这场“红色恐怖”中被打死，还有很多人由于不堪虐待、羞辱和折磨而自杀。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作者之一高皋回忆说：“在我们学校，刚刚一开始，那些红卫兵，特别是女红卫兵，在我们的礼堂当场打死了一个我们附近的医生。”

红卫兵抄家在那个年代司空见惯。

高皋说：“66年文化革命刚开始，我们家是我们学校第一个被抄的，而且整个家里头，几个大汽车给搬得一空，地都挖了三尺。但是实际上我们家只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

一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也因为这场造反行动而再次受到株连。

高皋说：“我们家当时有一个阿姨，也是我们亲戚，她是出身于地主，结果当场给她剃成一个阴阳头，把她赶出北京。为了让她走的(安全)，我还记得我给她做了一个帽子，一半是假发横在那儿。这样让她能够少受点折磨。哪知道，一上了火车，她的帽子就被摘下来了，一路打，打到老家。”

美国海波因特大学教授邓鹏博士回忆说：

“我有一个同事，出身不好，他的父母是地主。文革初期，他因为自己的思想和言论，出了一点差错，就受到了种种不公的待遇。他受到不公待遇的时候，受到其他红卫兵攻击的时候，他这个事情就很容易牵连到他的家庭出身上。这个同事显然丧失了理智。他回到他的老家，和他的弟弟一块儿到他父亲的坟墓那儿去，把他父亲的坟墓掘开，挖出父亲的尸骨，然后用锄头把父亲的头盖骨，尸体的头盖骨给敲碎了，来发泄自己心中的怨恨。”

王友琴：毛鼓励支援打人

《文革受难者》一书的作者，美国芝加哥大学高级讲师王友琴认为，红卫兵打人、打死人的行动得到毛泽东的直接引导、鼓励和支援。

王友琴：“毛泽东1970年12月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的时候，他很明确地告诉斯诺，说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拿大学教授、中学老师和小学教师开刀。斯诺，我不知道他懂没懂开刀的意思，但是毛泽东是知道的，中国人也是知道的。这个开刀不是比喻性的说法，是真的，就是杀人见血的。他就是这样明明确确告诉大家的。”

记者：“有证据表明毛泽东当年支援这种行为吗？”

王友琴：“1966年8月5号下午，北京第一个受难者卞仲耘被打死以后，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当天傍晚就向北京市当时的第二负责人吴德报告了这件事情。当天晚上，北京市委和周恩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到学校来，而且跟被打死的校长的丈夫谈了话。

“实际上在南京，在8月3号，南京师范学院的教务长李敬仪和她的丈夫，江苏省教育厅的厅长吴天石已经被打死了。江苏当时的省委书记江渭清的自传里边，叫《七十年的征程》吧，他写得明明白白，他说他当面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了这件事情，说他们那儿已经有两个人被打死了。那么没有任何人出来制止，说别打了。

“从8月5号到8月18号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前，北京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有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耘，以及101中学一个美术教师，叫陈葆昆。然后在8月18日那一天，第一个打死人的学校的红卫兵负责人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然后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泽东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然后毛泽东说：“要武嘛”。

“这段话通过电视向全国广播，然后，两天以后的《人民日报》上登出来一篇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下边的署名是宋要武，括号宋彬彬。就在八一八的第二天，就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舞台上就毒打了一批北京的校长，然后跟着，8月下旬就开始一连串的打死人(事件)，你看见数字的时候是直线上升，从两位数变成三位数，最多的一天可能是三百人的样子。”

大串联

各地的学生红卫兵还在全中国范围内开展了所谓的“革命大串联”，把文革之火烧到中国每一个角落。一些工人、农民的造反组织就是他们直接发动组织起来的。当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总司令”潘国平回忆起这个上海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成立时的情况说：

“在北京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帮助下，‘首都三司’的，他们的串连和组织下，就成立了‘工总司’。其实成立‘工总司’的时候，说老实话，真可怜，就是二十多个人啊。当初其实是一个红卫兵把我们召集起来，说是听听你们上海工人的工厂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后来红卫兵就说了，特别就是那个，我记得，鲍普(？)，中央美术学院的，他就说了：‘你们要靠红卫兵干什么？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你们自己成立一个造反组织嘛。’就这样，就想起成立一个组织，就成立了上海‘工总司’。”

踢开党委两派对立

本来，中共的《十六条》还规定文革是在中共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但是在1966年10月5号，根据毛泽东的副手林彪的建议，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指示，不让军队院校的党委领导文革。中共把这个指示转发给全中国。于是，中国进入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时期。

随着造反运动的展开，城市和乡村各界也都纷纷组成各种造反组织起来造各级官员的反。而各级官员也动员自己的亲信组织起来，也号称是要造反，实际上是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于是，便出现了各地造反派和所谓“保皇派”之间的争斗。

军队介入

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指示自己的副手，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说：“应派军队支援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援、援助，都应当这样做。”

第二天，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接见中共军委人员，要求军队“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1967年1月23日，中共发出《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援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并且表示，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在美国的文革专家宋永毅说：

“离开了毛泽东号召造反，搞不起来的。任何一个群众自发的造反很快就会被他强大的国家机器给立刻镇压下去。因为毛泽东是皇帝号召造反啊，所以他那个国家机器就不敢动。结果才有造反派把‘公、检、法’给摧毁了，还有造反派敢于冲击军队的大院，敢于抢武器，这个是因为天子号召造反。”

全面夺权

在毛泽东的亲信张春桥和姚文元的直接操纵下，以王洪文、潘国平等人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1967年1月6号掀起所谓的“一月风暴”，率先全面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权力。毛泽东在1月8号发表讲话对这种行动表示支援，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他并且指示中共中央向上海造反派发贺电，号召全国学习上海的经验。

从此，文革进入造反派“全面夺权”时期。“夺权”之后纷纷成立了所谓的“革命委员会”，取代过去的党委和政府。“革命委员会”由军队人员、被认为是“革命干部”的老官员和造反派派出的所谓“革命群众代表”组成，当时被称为“革命的‘三结合’”。

血腥武斗

就是这一时期，中国各地的造反派之间为了争夺正统地位和权力而展开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就是人们所说的“武斗”。

当时人们最喜欢引用的毛泽东的一段话就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各派在武斗中动用了从大刀、梭标等原始武器到坦克大炮等现代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相互残杀。四川的武斗尤为激烈。老家在重庆的美国海波因特大学教授邓鹏回忆说：

“文革期间的武斗，我们老家是重庆的，重庆这个武斗是全国闻名的。两派一打起来的话，那么整个社会生活就进入了一个非常混乱的状态。有人在街上，走着走着就被流弹打死了。还有的房屋也在武斗当中被毁坏了。民不潦生啊……

“有一天，武斗过后，我回到我们家里面一看，我们家里面到处都是弹孔，被机关枪、机关炮打穿了的。幸好机关炮的弹头把引信给取掉了，所以没有爆炸，这样呢，房子上面被打了很多洞，但是没有被炸掉。非常惨烈。那时候我到初中班上的一个同学他们寝室里面去……一走进他们的寝室，就看见墙上挂的好像是冲锋枪，床边上挂的是手枪，桌子上面放的是机关枪。”

中国军队所谓的支援左派的行动实际上助长了武斗的发展。到了1968年9月5日，中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这种“革命委员会”，中国官方媒介当时欢呼说“全国山河一片红”了。此时，毛泽东又动用军队制止武斗，试图恢复秩序。

多数要人遭整肃

就是在这个时候，这场风暴中最大的“走资派”，中国共产党副主席、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当时有71%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反党分子”，97名中央委员中，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40个人，还不到半数。当时中共官员受到冲击的程度可略见一斑了。

至此，毛泽东文革的最大目标已经达到了，刘少奇和其他毛泽东认为应该打倒的中共官员已经都被打倒。

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就此罢手，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刚刚开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