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好了，这件事不用说了，你们交待一下贩买大烟的违法活动吧！”康生以不容置疑的口吻给我们扣上了“小集团”的帽子，马上又端起一顶更大、更可怕的帽子。这一下，我简直气疯了。
倒霉的当然首先是张醒。就在我向顶头上司汇报以后，张醒很快被秘密处决了。至于究竟是什么时间，由谁执行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是从张醒的两件东西确定他已被杀这一事实的。张犯有一副毛朝外的皮手套（在延安这种手套是很罕见的）和一件高级皮大衣。有一天，这两件东西却出现在我的那位领导住的窑洞外的院子里，物在人无，事情是非常明显的。后来阎锡山还专门来电，向保安处要张醒这个人，复电是：延安无此人。
张醒死后，康生的魔爪伸向了我的头顶。可惜，在大祸临头之际，我却毫不知晓，没有任何思想准备，而康生确实不愧称一个“老”字，谋算准确，出手不凡，使我一下子掉进他设下的陷阱之内。
1938年7月28日，即在我审完张醒案件的一个月后，康生突然大驾亲临，来到保安处，亲自找我和黄赤波、汪孝忠向他汇报工作。这是我和康生第一次见面，因他刚从苏联回到延安（1937年11月）。过去，我从未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实在不知道这位“马王爷的三只眼”。可是，他对我的情况却了如指掌。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汇报”是在保安处的一间大窑洞里进行的，只有黄赤波、汪孝忠和我在场。稍微寒暄几句以后，谈话即进入了正题。但都不是我们向康生汇报，而是他对我们进行审问式的询问，当然一开始态度还是颇为“和善”的。
“湖生，听说你长征前就到保卫局工作了？成绩不小嘛！好啊！”
我微微一愣，不知怎么回答。只好把我的简历向他简单讲了一下。
“现在工作怎么样啊？听说你们不太安心保卫处的工作，要求调走？”
“小辫子”抓得很准，我们确实有这种想法。说实话，我们对顶头上司的领导作风和水平不怎么服气，与他合作得也不太好。除了有工作向他汇报之外，平时很少到他那里去。另外，从个人利益考虑，在保安处提拔的机会太少。基于这两种考虑，我和黄赤波都要求过调出保安处，汪孝忠可能也提过这种要求。所以，我只好老老实实承认：
“是！我是想调出去。”
“这就不好了嘛！都是老了，怎能不以革命利益为重，搞小集团活动呢？”
从不安心工作一下子升到“小集团活动”，康生实在是善于“上纲上线”的老手。我的火儿腾地升了起来：“首长，我们要求调动工作是事实，可没有什么小集团活动啊！”
康生的态度也严厉起来：“你们几个不服从领导，一起要求调动，还一块打麻将，赌博，你说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不是小集团是什么？！”
看来，有人告了我们的状，而且到了非常“详细”的地步。当时，我们在休息时确实打过麻将，谁输了就拿津贴费到街上买个西瓜大家吃，连这点事康生都知道了，并作为“小集团活动”的证据拿了出来，我当时气得脸都变色了。但我不知道，这正是康生所希望的。
“好了，这件事不用说了，你们交待一下贩买大烟的违法活动吧！”康生以不容置疑的口吻给我们扣上了“小集团”的帽子，马上又端起一顶更大、更可怕的帽子。这一下，我简直气疯了。
原来，贩卖大烟确有其事，我是知道的，但和我并无关系。当时，为了侦察工作的需要，保安处在延安城里设了几个联络点。一是在延安大街西南处开设一个修表店，由王化开负责；再就是开办了陕北饭店，由杨原珍负责。开办饭店的钱是周兴从公家银行借的。因主要精力用于侦察工作，加之缺乏经验，管理不善，使饭店赔了本，无法还银行的借款。因此，保安处负责人擅自批准用特别费派人到陕西、三边地区去买大烟，回到延安地区卖。这时我还在抗大学习，没到保安处。
1937年4月，仍是这个领导又指使杨原珍派人跑第二趟。我5月份到保安处，派的人已走了一个多月。又过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回来。结果在延安出售时，被延安市政府发现，追查此事，追查到了陕北饭店。当时，我已在侦察部负责，所以成了陕北饭店的直接上级。保安处这个领导害怕承担责任，就往我身上推。由于事情的前因后果大家都清楚，而且在当时那种严峻的斗争情况下，在经济条件极端艰苦的形势下，大家一致认为，这么做是为了工作，加上延安市政府追查后也没对我们怎么样，所以我对此事既没承认是我决定做的，但也没把真相都向别人讲清楚。这一点当事人心里自然清楚。可现在康生却把这件事拿出来。我心里一下子明白了。这是串通起来要陷害于我，是找“茬儿”来了，怪不得康生第一次找我们谈话，我们的负责人却不参加。
我强压着怒火回答康生说：“我没有贩大烟，而是××干的，他自己心里清楚，也应当向你汇报清楚！”
“这么说，是我没调查研究喽？”
“这是有人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我几乎是喊起来了。
“啪”的一声，康生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叫道：“陈湖生，你有错不认，还反赖别人，你这是反政府、反党、反领导！”
我一看他这副样子，身不由己地也把胳膊抬了起来，可我的手没拍到桌子上却从空中拍向了他的脸部。当然，并没有打着他，只是险些把桌子撞翻。
我确实太莽撞了，太年轻了，太受不得委屈了。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康生给我扣的帽子提供了“最真实的证据”，而且罪加一等，殴打领导！
结果是不难想象的：两个小时以后，即下午1时，我、黄赤波、汪孝忠全被拘捕了。
（本文摘自：《一位老红军的传奇人生之一特殊囚徒》，作者：陈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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