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森林里的红色幽灵
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米兰・昆德拉
在重庆，与歌乐山烈士陵园遥遥相望的沙坪坝公园里，在荒草和杂木间，有一片人迹罕至的森林。在森林深处，埋葬着无数红色的幽灵。一道长满青苔的高高的石墙，使他们与我们这个光怪陆离的和谐世界隔绝。这里113座坟墓里掩埋着400余名牺牲于枪弹和屠刀下的革命者。他们有年仅14岁的少女，有被称为“校花”的女中学生，有年轻的母亲，她们和她们的儿子、丈夫、父亲，交错地倒在这里。
40多年过去了，如今，这一片森林又郁郁葱葱芳草萋萋，那个红色年代曾经的歌声、激情、战斗、眼泪、鲜血、枪声、颂歌和罪恶都已成往事，一切都被鬼针草、尘土和高墙的阴影层层覆盖。甚至，他们已经被人遗忘。
1967年7月8日，两派红色革命组织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战斗，9人英勇就义，伤近200人。这次战斗打响了“重庆武斗第一枪”。从此重庆革命运动全面升级，从使用小口径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榴弹到动用坦克、高射炮、舰艇，从巷战到野战，规模越来越大，为革命牺牲的人越来越多，革命圣地重庆又一次成为一个鲜血横流的红色海洋。
1967年8月仅仅一周时间，荣昌县革命人民为了保卫红色政权，就在战斗中牺牲78人。而望江机器厂革命造反派用3艘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隻，消灭“敌人”240人，伤129人，打沉船隻3艘，重创12艘，取得初次大捷；8月中旬，两派革命队伍在解放碑激战，交电大楼及邻近建筑被革命力量焚毁；沙坪坝区潘家坪发生大规模革命战争，双方为了革命政权共牺牲近百人；8月底，歇马场发生3000多人的参加革命，双方共牺牲40人，不久杨家坪街道争夺战又使革命双方牺牲100人。无论谁获得胜利，都是红色革命的胜利，这是多么令人激昂的革命前景的。
44年前的那个火热的夏天，火热的革命圣地，红岩精神鼓舞下的山城重庆成为红色中国最红最红的革命阵地。这里热血沸腾的革命群众发扬“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精神，对待“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残酷无情，革命取得伟大的成功，敌人几乎都被消灭——没有牺牲的和没有被消灭的都被作为“杀人犯”逮捕枪决，英明的党取得了最后胜利。当革命已成往事，当青春化为炮灰，当红色歌曲变成无声的哭泣，往日的革命战场变成了一片阴森的坟场，留存在重庆那一片森林深处。
为了躲避美国和苏联的原子弹，毛万岁将中国几乎所有的军工厂都藏在深山老林中，因此山城重庆军工企业特别多。这些工厂都具备生产各种高效率杀人武器的非凡能力。天时地利人和，在“国内形势一片大好，国际形势一片大好”的火热年代，当年的重庆人民革命激情非常亢奋，革命精神无比高昂，战斗能力特别出众，因此A革命者与B革命者之间的殊死战斗不仅英勇而且残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双方动用了除飞机之外包括坦克、大炮、军舰、机枪在内的所有现代化武器，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们前赴后继浩浩荡荡。
当亢奋的歌声远去，当革命者变为森林深处的幽灵，这一块坟地终于成为重庆这块多灾多难的城市一个最为鲜亮的红色胎记，或者伤疤。多年以后，人们不知如何面对这块红色，或者抹去——把它炸掉，清除那不堪回首的革命遗迹与红色记忆；或者把它保留下来，以警示后人。后来，无处不在的红卫兵墓群都被一一削为平地。仅仅沙坪坝这块墓地在社会良心的努力下得以硕果仅存。这对无数化为灰烬成为孤魂野鬼的红色干将们来说，既是一种悲哀，也是一丝慰藉——至少还是有一块真实的泥土可以掩埋那肆意挥洒的青春。
在一个只有“文革”而没有“博物馆”的中国，沙坪坝为无数红色的幽灵留下的这块坟地将使我们更加懂得中国、懂得历史。这不仅是红色中国最为疯狂悲惨的一个纪念碑，也是中国唯一的一个关于红色恐怖的历史标本。这里一块完整的碑文写道：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吐嘉华。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最优秀的战士张光耀、孙渝楼、欧家荣、余志强、唐明渝、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炽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
不周山下红旗乱，碧血催开英雄花。披肝沥胆何所求，喜爱环宇火样红。你们殷红的鲜血，已浸透了八一五红彤彤的造反大旗。啊！我们高高举起你们殷红的鲜血（？）。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你们铿锵的誓言啊，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呼吼（？）。
你们英雄的身躯，犹如那苍松翠柏，巍然屹立红岩岭上，歌乐山巅。
立碑者：重庆革命造反战校（原二十九中）。
很多年后，郑义先生用一部凄美的小说《枫》记录了重庆那一抹鲜红。当那一场红色岁月变成鲜血慢慢凝固、结痂，10年之后，一部电影让中国回到现实——《噩梦醒来是早晨》。当青青不再，当激情远去，无数当年红色政治的革命者成为一个理性现实的批判者，这块萋萋荒冢，不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矫揉造作，不是对革命鼓噪的招幡引魂，而是对一个民族狂热和愚昧性格的警告，他们以鲜活的生命祭告的是权力的大旗，而不是民族的复兴和民众的福祉，甚至连烈士都算不上。他们只是中国权力政治这台绞肉机里香艳可口的饲料。他们在错误的时代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或者说在罪恶的年代做了一件罪恶的事情，激情和蒙昧永远只能被权力利用和玩弄，蒙昧的人类只有成为权力的牺牲品和罪恶的“替罪羊”时才体现出一种价值。那些无限忠诚的集体无意识，那种“为信仰而献身”的残忍，使无数革命者成为人类和历史的叛徒。
在王家卫的《重庆森林》中，何志武自嘲道：“我穿雨衣的时候，也会戴墨镜。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什么时候会下雨，什么时候会出太阳。”历史总是充满嘲讽。40多年后，红色的歌曲又一次在这块鲜血干涸的城市里泛起。时间洗去鲜血的腥臭，权力又一次披上鲜亮的袈裟，红色的历史被打扮成一个清纯浪漫的小姑娘。来自权力舞台的红色歌声与太阳帝国朝鲜的阿里郎将人们拉回到一个古老的世纪，恍如隔梦的革命幽灵借尸还魂夜夜归来。当年重庆革命时期的“坏头头”“三种人”周家瑜说：“我们当年的战斗是遵照党中央的决议”、是为了“坚持自己信仰”和“革命的热情”。他在监狱服完16年刑期后出狱，对革命无怨无悔，每年清明时他总要到沙坪坝悼念他的战友。
文革过后，伤痕文学甚嚣尘上，红卫兵作家梁晓声写了《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以所谓“革命热情”作为“永不忏悔”的理由；“红卫兵”三字的原创者张承志则在《金牧场》中为充满血腥的红卫兵暴行大唱赞歌。正如徐友渔所言：“如果认可这些借口，人们会变得多么厚颜无耻。”在文革期间，大学红卫兵超过百万，连同中小学的红卫兵、红小兵超过一亿人。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司令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说：
被驯化的我必然会在最高统帅号令下应命而动，而灵魂深处不服驯化的我则蠢蠢然待机而发；前者为展示革命性，后者则寻求真正的自我价值；文化大革命恰恰为两个对立的我同时提供了表演的机遇；这是我投入红卫兵运动的原始心态，也是我同代人狂热地充任浩劫工具的大同小异的心理轨迹。红卫兵是个人迷信、宗教膜拜孕育的怪胎。红卫兵运动是被极左压抑的民主意识、自主意识的强劲反弹，是对阶级斗争怖慑到极点而迸发的变态绝叫，是几千年积淀的封建意识的回光返照和集成展览。回首当年，我感到悲怆，感到沉痛，但没想到忏悔。
很多年后，当我们回首那些不堪的往事，作为一个现代公民，我们对一个愚昧民族的那些疯狂、错误或罪行，难道不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么？这就是所谓“记忆的责任”。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在给《圆明园大劫难》一书所做的序言里说：“记忆的责任意味着必须承认和不忘记过去的错误和罪行，不论它们是他人还是自己所犯。”
一篇关于这块红色墓群的文章里写道：“当我们离开时，看见墓壁上这清楚的墨痕，亡者只能沉寂，生者选择了沉思。无论你是共和国领袖或是一介平民，无论你是军人或是百姓，无论你是作家、诗人、或是工人、农民，在赴黄泉的路上，当通向墓道两旁的烛光，在照出亡者过失的时候，同时必将拯救后来者们的灵魂。”
“历史是无法回避的，这些孩子必须直面他们父辈的历史。”感谢四川美院的田太权先生，他用尼康D2X相机和Photoshop技术为我们描绘了那死亡的凄美和青春的无辜。一群在冰冷黑暗的寂静里飞舞的红色幽灵，与森林之外喧嚣激昂的红色歌曲构成历史的风月宝鉴，让人们看不透哪个是人，哪个是鬼，哪个是历史，哪个是现实……他将这组作品命名为《遗忘》。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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