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我在师范大学念历史系,读近代史到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知道我们国人为了民族生存奋起团结抗战。各党各派,不论是在国内,或在海外,都在“共赴国难”的口号下互相集结起来。就是方在对垒的中国共产党,也发表宣言,愿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战前线的职责。那时中枢即将其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嗣后依战斗序列,虽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但一般人仍习称“八路军”,全部人枪成为三个师的编制,每个师下辖两个旅,每个旅下辖两个团,总共有二万多名兵卒,列入第二战区,归阎锡山指挥,开赴晋北作战。这正是诗经上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侮)”的史实新印证,也可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最大的奇突转变。因此我不禁发生奇想,以为这一个事变,如果永远结束国内的纷争,使中国内部团结起来;更进而追想到中国以往一切内战的损失,若是都用来对抗外侮,那么日本帝国主义断不会如此的张狂猖獗!谁知曾几何时?中共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致中央抗战工作到处受到阻碍。到现在,共党又擅自篡改历史,说什么抗战是他们打的,尤其大事渲染“平型关大战与百团大战的大捷状况”。我对于这种宣传的真实性当然不敢妄加臆测。后来看到何应钦先生发表谈话,说平型关不是(共军)“第十八集团军”打的,而是国军第十五军打的……。这才稍微明白,然而仍是不得其详。
我有幸常陪刘茂恩老将军聊天:由民国初年的南北内战,谈到北伐、剿匪、讨逆、平乱、抗日、戡乱诸役,无所不谈;其中经历,很多不是外人所知道的。刘老将军,字书霖,河南巩县神堤村人,北京模范团(团长最初是袁世凯兼,继为黎元洪)第二期辎重兵科,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辎重兵科毕业,三十来岁就当了军长,历任总指挥、指挥官、绥靖区主任、军团长、集团军总司令、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现任总统府国策顾问。自从军以来,无役不与,可说是现代民国史最好的见证人之一;而平型关之役,就是他亲自指挥作战的。
平型关,亦作平刑关,在山西省繁峙县东偏北一百三十里,即旧瓶寨,音讹成为平型、平刑,乃通烨窨的要隘;西北连浑源县,东南接河北省阜平县界。
那时抗战开始不久,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底,平津后先沦陷。八月二十日,国防会议特将山西、察哈尔、绥远画为第二战区,以山西绥靖主任阎锡山任司令长官。刘先生这时任第十三军团军团长兼十五军军长,归大本营直接指挥,增援石家庄(在河北省获鹿县东南约三十里,平汉铁路经此,正太铁路以此为起点,今名石门市),又以南口(在河北省昌平县西北二十五里,当居庸关南,故名,平绥铁路经之)、张家口(今察哈尔张垣市)先后失陷,国军退守雁门关、平型关、阳方口(晋北要隘,在山西宁武县北二十五里)一带,晋北告急。我国山西省,表里山河,地势雄固,素称天险。不仅在古代战争中是用兵要地,即在现代战争中,也是同样重要,是一座天然堡垒,成为华北数省的脊背。所以在军事上,必须确保山西,以牵制华北敌军的行动,遏阻战区扩大。九月初,刘先生奉命驰援山西,正太铁路局局长朱霁青拨以一列兵车,由石家庄沿正太铁路西运所部军队;同时(共军)第十八集团军也调归阎锡山指挥,命其巡守平型关以遮断敌人后方连络线。
刘先生随乘兵车抵太原,即入城赴山西绥靖公署。没见到阎锡山;说是去雁门关督师,在关里靠山一个小村庄后面土窑洞设立“作战指挥所”。于是便去看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赵字次陇,山西省五台县人,时年七十一岁。赵氏告知:“八路军来了,帮打日本人。”刘先生说:“八路军能帮我们打日本人?那真是日头要从西边出来了!恐怕待日本人打来,他们就会乘之而入,捣乱我们。”赵又说:“你怎知人家不帮我们?不要乱说哟。”随同去的一位营长陈宝山在旁听到,很不耐烦,就愤慨的对刘先生说:“对他(赵)讲:有我们,没他们(八路军);有他们,无我们。”这是十五军非常清楚的是非观念与决断的精神。赵氏坚留晚宴,以表欢迎之意,藉示地主之谊。这时正是阴历八月中旬,也是北方秋高气爽的时节,万里无云,月色分外皎洁,只见来人多是穿列宁装。入座后,赵戴文首先介绍朱德和刘先生两人认识。刘先生当面把朱德压了一辈,说:“玉阶!你应该称我五叔喔!”朱德楞了一下,刘先生继续说:“你和我侄儿献捷是拜把子兄弟,我两孙女都在你跟前寄著,是不是?”朱德连称“是!是!”刘先生又说:“这样你应不应该称我五叔?”朱连说:“应该!应该!”(按:朱是四川省仪陇县人,时年五十二岁,云南讲武堂第一期毕业,后至德国留学,时刘镇华长子刘献捷正在德国留学,异国相逢,结为盟友。)于是各军传出刘茂恩是朱德的五叔,不知情者难怪要莫明其妙了。随后赵戴文让大家各个自我介绍,由刘先生起首;刘先生说:“我是十五军军长刘茂恩。”他们都征了。接着是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政委周恩来及副总司令彭德怀,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第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由于双方多年对打,乍然相逢,空气竟一时沈寂下来;还是刘先生举著酒杯先开口问道:“那一位是徐向前先生?我们来干一杯!”徐向前原名象谦,山西五台县西南三十里东冶镇永安村人,南距阎之家乡河边村仅十五里。他瘦高个儿站起来答说:“我不能喝酒。”周恩来像个老狐狸精,凭恃他早年在黄埔军校任过政治部代主任老师辈的身份,急忙凑上数语,叫徐向前喝下,说是到了你的家乡,应该多喝几杯才是,还说:“就是死,也要喝。”两人就在这种情况下又干了几杯汾阳名酒。徐向前怀着鬼胎带着酒意,忽然问道:“刘军长!你的大炮还有没有了?”刘先生答说:“有!──那是山西造(太原兵工厂),阎先生给的。”徐说:“当年土桥铺之役曾伤亡七千人;好厉害呀!”大家哈哈大笑起来。餐饮中,刘先生感慨万分,大概是想到彼此以前是相打了十来年的对头,如今竟然成为同一战线上对外的“战友”,把不可能的变成可能,再怎么说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宴毕离去。刘先生即乘火车,转同蒲铁路北上至怀仁县;闻大同弃守,即下车赶往占领平型关以西一带阵地,依临泰戏山构筑工事。泰戏山在繁峙县东北一百三十里,上有平型关。
土桥铺之役,系民国二十一年冬,追剿“红四军”徐向前的战争。土桥铺在湖北省樊城东北。当年第十五军政训处处长徐会之(湖北黄陂人),与徐向前在黄埔同学时颇为要好,尝言“徐败逃太快,追不到;若能追着,可以劝他投过来”,一副很有自信的样子。土桥铺之役后清理战场,他报告伤毙匪军至少六七千人,证明徐向前说的话不假。但刘先生恐怕夸大,命报四千人。按:此役生俘五百多人,掳获步枪五百多支;十五军伤亡五六百人。
说来平型关之役,刘先生以十五军占领平型关正面阵地,向东延长四十里,西至北楼口八十里,以过于辽阔,军部驻在平型关后小冶镇上。先是派十七军担任平型关守备,谁知在南口被打垮,到军部报到官兵只有八十三人,乃安置在十五军后方收容,后来勉强凑合了不到两千人。左翼是第三十三军,占领大小石口阵地,而(共军)十八集团军则是协同参加左翼雁门关一带,所以在主战场正面没有见到他们的影子。在敌军第五师团(板垣征四郎)主力进攻平型关及团城口(在平型关西三十二里),情况紧急时,早已跑开了,林彪部潜藏在关右山区杨镇。九月二十三、四日,敌军来攻,十五军给以严重打击,第二营(张全兴)官兵均受伤;幸第一营(陈宝山)及时增援,牵制敌军,予以夹击,才把日军打跑。以后林彪获知敌军辎重队四百来人,多数徒手,少数步枪,在蔡家峪落后,乃以“以大吓小”的手法乘机出袭,虚幌一下就逃之夭夭。嗣以敌人从北楼口以西七十二里处左翼大小石口、茹越口堡(在繁峙县北六十里)突入,迂回威胁平型关我军的后方,致功败垂成。中共为了掩饰他们随便逃走,竟然夸大宣传什么“平型关大捷”的噱头,想欺骗世人。从此便不听命中央,到处游来游去,袭击国军,破坏抗战。后来刘伯承破坏同蒲铁路不成,便到洪屯公路(洪洞至屯留两县间的横贯道路)骚扰。这时刘先生的第十四集团军驻扎在洪屯公路以南地区。刘伯承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我需要这个地方。”刘先生便警告他:“你不犯我,我不犯你。”刘伯承知道刘先生当年剿匪的厉害,给他们的教训难忘,从此他不敢过洪屯公路以南地区。刘伯承因为眇一目,绰号“刘瞎子”,又叫“刘单眼”,周恩来称他是共军中打硬仗的,有股猛冲的蛮劲,其实是欺弱怕强的狡黠之徒。
平型关之役,高桂滋的第十七军从南口作战下来,损失很大,正在十五军后方休息,等待补充,故未参加此役;第三十三军在十五军左翼,并未发生战斗情况。大概是十五军调至山西归阎锡山指挥,因此报捷时,必先呈阎转报,阎就此加上其部将孙楚的第三十三军,想必顺便拉入高桂滋作陪吧。后来甚至有写成十九军、三十四军,与事实都不甚符合。到现在,共匪随意改写历史,极力渲染平型关之役是他们打的,大吹大擂,这实在太离谱了!他们的战斗本质如何,战果多大,好在当年指挥此役的主将刘茂恩先生是最好的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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