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拚爹时代

“官二代”、“富二代”欺人炫富事件频传，彰显大陆社会如影随形的“拼爹”魅影，而“打工二代”、“农民二代”、“工人二代”却落得像二等公民，脱贫之日，遥遥难企。一切都显示整个社会急速向权力和金钱倾斜，撕裂着社会的基本共识。

近日，中国著名歌手李双江之子，开无牌照宝马携带“冲锋枪”打人事件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国际媒体也纷纷报导这又一起“我爸是李刚”再版事件。大众舆论再次将“官二代”、“富二代”、“拼爹年代”等中国特色问题推上风口浪尖。

70年代文革后期，中共军队歌手李双江为《闪闪的红星》演唱插曲“红星照我去战斗”，一举成为全中国著名歌唱家。李双江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近年来，随着歌迷有了众多中外歌手可听，李双江已被视为过气歌手，难以引起歌迷轰动了。

不过，近日李双江的名字又产生巨大效应。9月6日晚，李双江15岁的儿子李天一无照驾驶一辆没有挂牌的宝马牌高级车。因他前头一对夫妇开着车突然刹车促使他暴怒，下车对那对夫妇拳打脚踢。

这对夫妇5岁的孩子在车里吓得哇哇大哭，李天一的朋友奥迪车司机苏楠（网传是太原市公安局局长苏浩的私生子）也停车跟他一起殴打。李天一和朋友显然是出手凶狠，一边打，一边威胁旁观者不得打电话报警，“谁敢打110？”被殴打的彭姓男子随后被送到医院，头上缝11针。

有关消息随后在中国互联网上传开，成为中国民众的微博热议话题。

富二代毒素蔓延？

作为父亲，李双江已到医院向伤者鞠躬并道歉，称不会放纵自己孩子犯错。但社会舆论普遍指出，儿子无照驾驶，做父亲能不知道吗？车肯定是家人提供的，如在孩子无照驾驶之初，就被父亲及时制止，恐怕就不会发展到这一步。

同月初，在加拿大温哥华，警方接获民众报案，多部跑车以时速高达200公里向南行驶。警方先后截获包括法拉利（Ferrari）、蓝坚尼（LamborghiniGallardos）、玛莎拉蒂（MaseratiTurismos）等13辆名贵跑车，以野蛮驾驶名义向司机开出罚单。媒体报导，涉案的12男1女都为来自大陆的“富二代”，年龄介乎18至21岁。

现实中，人们看到许多类似李天一和苏某这样的“富二代”、“官二代”等人。此前“杭州七十码”、“我爸是李刚”、“药家鑫杀人”等交通肇事恶性事件历历在目。

媒体舆论观察，百姓痛恨不公平的社会，以及有权有钱欺压老百姓的特权阶级及父辈庇护下权力财富的炫耀意味。

年少或许难免轻狂，不过，无论是轻易挥下的拳头，还是那脱口而出的“谁敢打110”，都不像是口不择言，而是下意识的发作。从这个意义上说，“二代事件”并非偶然，某种流行的社会病毒在道德意识的溃败处，繁衍于许多自认为是的“特权者”心中，并不自觉被下一代所偷窃与继承。“官二代”、“富二代”事件流露出如影随形的“拼爹”魅影。

国产四大名爹

中国网民列举近年“富二代”与“官二代”仗父势旁若无人的恶行恶状，“四大名爹”出炉：李双江、李刚、王军、卢俊卿。

去年10月，河北保定市某公安分局副局长李刚之子李启铭，在河北大学校区内酒驾造成一死一伤，李启铭被学生和保全人员拦下时态度嚣张说“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

今年6月，年仅20岁、自称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郭美美在网上炫耀其奢华生活，网民搜索，发现郭美美的干爹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王军，引发红十字会善款流向的质疑，红十字会遭遇公信力危机。

年仅24岁的“富二代”卢星宇，身兼中非希望工程执行主席兼秘书长、全球华商未来领袖俱乐部秘书长，管理“中非希望小学”的劝募活动。民众质疑卢星宇是否为另一个打着慈善名义行骗的“郭美美”。其父卢俊卿，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主席，华商500强俱乐部主席，其发家史受质疑。

网民还大量创造段子恶搞李双江父子。“恨铁不成刚，怨爹不双江，投胎姓李”的段子已然创作完毕，搜狐更是把改编歌词而成的“红星‘罩’儿去战斗”做成了微博专题封面，配上“戏子的儿子都敢如此牛”。

“红爹罩我去战斗”──小小宝马无牌遛，套牌奥迪跟我走，有人挡我路，直接上拳头，打架斗殴一起上，爹的教导记心头。小小年纪实在牛，不由分说把人揍，红爹闪闪亮，罩我去战斗，坑爹二代如潮涌，前仆后继跟爹走，砸碎所有的穷光蛋，万人面前把脸丢，把脸丢……。

拼爹的年代

社会流行一句俗语：“读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拚爹的年代已经进入中国人生活的各个领域，从幼儿园到大学，从教育到工作及医疗等等。因学费问题，“有爹”的小孩可以享受优质的双语教育，“无爹”的孩子只能被塞进破败的非正规幼儿园就读；因为户籍问题，北京的小孩更容易进入重点中学与重点大学读书，而非北京籍的小孩只能被迫进入条件极其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有些甚至辍学。

在李天一打人事件中，不难看到“拼爹”时代效应的发酵。李天一15岁的年龄，享受着令人羡慕的教育资源：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人民大学附中、美国沙特克圣玛丽冰球学校，每一所学校都令普通人家的孩子望尘莫及。此外，仰仗父母的关系，他四五岁就成了“年纪最小的申奥大使”，多次与父亲同台演出献歌，在中央民族乐团音乐厅开过“假日歌友会”。如果没有那个明星般并拥有相当权力的父亲，估计这些好事是不会如此幸运地同时砸到一个年仅十余岁的少年身上。

“二代”似乎明确的划分了社会身份的界定，相对于“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打工二代”、“农民二代”、“工人二代”也纷纷出笼。二代明显的差异，已成为一种利益集团、甚至阶层的对抗。

二等公民二等子女

近期，一则中国农民工子女上学难的新闻讲叙，为中国经济建设流血流汗的上亿农民工成为中国事实上的二等公民，他们的子女只能得到二等的教育机会。这种政府赞许或批准的歧视性政策引发国际媒体的关注。

日本《新闻周刊》题目为《支撑都市的二等公民，民工及其子女》文章说：“中国的学校9月开始新学年。本来现在是有孩子的人家准备孩子进入新学期的时候，北京郊区24所学校却得到强制关闭通知。约1万4000名学童无学可上。学校被强行关闭，表面理由是它们得不到正式的开学许可证……它们的学生都是地方来的民工子女……。”

法新社报导说：“根据中国错综复杂的种种居住权法律，大多数民工的居住登记依然是在他们的出生地，因此他们得不到在他们打工地方正式居住的‘户口’。没有户口，民工的孩子就不能上当地的公立学校。”

加拿大《环球邮报》社论《中国的民工是二等公民》，社论的副标题是“（民工）他们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理应得到平等的社会服务，但他们没有得到。”文章说：“北京关闭大约30所民工子弟学校，只能让中国的民工阶层更加沮丧……。家长认为，至少某些学校，地方当局拆毁，以便把学校土地卖给开发商。”

“两亿‘流动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他们建摩天大楼、建地铁、清理垃圾，为北京、上海、深圳和其他城市提供廉价劳动力。”“然而，按照复杂的户口登记制，民工得不到城市居民的社会服务，其中包括医疗、住房和子女的公立教育。”

权力金钱挑战社会基本秩序

2005年，北京大学教师文东茅的一篇调查报告《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指出父亲的职业状况决定子女的就业机会，父亲职业为行政管理人员、各类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者，其子女的就业机会均高于平均水准，而父亲职业为农民、工人、个体工商人员、商业服务人员以及离退休、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者，其就业机会低于平均水准。

网路作家乐云博客文章分析，从找工作来说，“有爹”的小孩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权力与金钱的余荫，轻易地在国外镀层金，通过“萝卜招聘”进入公务员队伍，再经由盘根错结的关系网得到提拔的机会。

在一个有序运行的社会中，处于社会下层的人群，可以通过自我奋斗向上发展。但“官二代”、“富二代”依仗父辈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管道。他们想要“成功”易如反掌，而直接的结果却是危及了社会的公平和公正。

在这样一个拼爹的时代，不管是明规则抑或潜规则，都在急速地向权力和金钱倾斜，挑战着整个社会的基本秩序，撕裂着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