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韩国人眼中的“文化大革命”(图)

2011-10-15 14:03

网络撷图

金宰贤 韩国在华留学生

“彻底打倒，彻底……”他在抄写的是1967年的一份《解放日报》的头版文章。我在上海图书馆经常碰到这样一位老人：个子较矮且瘦，动不动就自言自语，使得敏感的我不得不注意他。老实说，一开始我并不喜欢这位老人，但从那天起，我对他不再那么反感，而开始好奇到底是怎样的心灵创伤让他至今还抄写着30多年前的报纸。

我虽然通过一些书籍和电影瞭解了“文革”时期人们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但亲眼看到一个时代给个体的伤痕时才意识到它的影响有多么深刻。“文化大革命”给韩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不少影响。

当时，权威主义政权统治韩国的时候，它们实施了严格的反共教育。那时韩国人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我们经常把它称之为被竹幕(Bam boocurtain)遮蔽的中国。这两个因素反而使得韩国学生运动家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好奇。在这样的基础上，一位思想进步的教授撰写了一本书，介绍了西方对“文革”的较为善意的评论，并高度评价“文革”：它是以民众的自觉性和献身精神来颠覆既定权威的社会改造。这本书令韩国大学运动组织在整个80年代对“文革”一直抱有颇为欣赏的态度。后来，1992年中韩建交以后，随着交流的增加，韩国对“文革”的认识也逐渐深入，进而抹去了对“文革”的憧憬。我对“文革”的印象也是从学中文以后开始形成的。在中国生活了好几年之后，我才渐渐地瞭解“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在我看来，“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显著影响就是传统文化的破坏。由于我在大学读中国语言文学系专业，来中国之前，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很大的期待。不过来了以后，我才发现实际的中国与在书上学的截然不同。中国真的是这样吗？我越瞭解中国越觉得它不是我想像中的那样。以前，我以1949年为界：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它就与以前的中国划清了界限。但后来知道界线不是1949年，而应是“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大搞“批林批孔”的运动，“祭孔”被视为封建迷信而被禁止。当时许多曲阜三孔(孔庙、孔府、孔林)的文物古迹都被红卫兵破坏了。眼下参观孔庙的很多韩国游客，看到很多雕刻和石碑被毁的伤痕时，都不禁伤感。文化遗迹毁坏成这样，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难以保存。据说，曲阜的孔庙恢复祭孔大典前，专程派人前往韩国录制了整个祭孔的过程。他们特别注重的是“文庙祭礼乐”，因为中国早已失去了完整的文庙祭礼乐。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旦失去了，以后就很难恢复其完整的原型。好在被儒家熏陶的韩国至今依旧保存了这个传统。据中国媒体报导，祭孔祀典礼仪自传到朝鲜半岛后，尽管随着历代王朝的变迁，在音乐和舞蹈以及规模、等级等领域进行了调整，其礼仪的基本程序却一直沿袭中国周代雅乐的规范。

对韩国人而言，祭孔大典是从小耳熟能详的一个词。韩国成均馆和全国各地234个乡校，于每年5月11日孔子祭日和9月28日孔子诞辰日，进行两次“释奠大祭”。成均馆文庙大成殿中供奉着的是包括孔子在内的五圣，孔门十哲，宋朝六贤以及韩国十八贤等39位先圣、先贤的牌位。1986年，释奠大祭已经成为了韩国重要无形文化遗产第85号。

我觉得如果外国人，甚至中国人，要瞭解真正的中国，他必须先要瞭解“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最大影响无疑就是与过去、与传统的断裂。我认为，“文革”不仅仅是失去的10年，更是断裂的10年。中国人常说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但其保存的只不过是以紫禁城、长城为代表的物质文明，并没保存好精神文明的精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曾经否定过自己的历史以及传统等精神文明，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没来得及修复这个问题，随后他们很快又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这样的结果是中国无批判地接受了西方文明，并且它接受的都是浅层次的、表面上的物质文明，并没有接受深层次的精神文明。当今中国之所以频发种种事故，也是因为缺乏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国在硬件上已经开始“超英赶美”，但其软件上却没有树立好新的体系。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硬件上的显著提高，硬件与软件上的差异逐步扩大。众所周知，精神文明才是西方文明的精髓，并且西方国家在精神文明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物质文明的辉煌成就，但中国却忽略了这个事实。

很显然，这样的结果并不理想。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破坏了人性和基本的道德：儿女告发父母、学生告发老师、邻居告发邻居、朋友告发朋友，突然间最熟悉的人成为自己的敌人，以最极端的方式将“道德”连根拔起。此后，中国只去吸纳西方的物质文明，社会愈加功利和浮躁，在一切都向“钱”看的同时，使得仅存的那么一点“道义”随之贬值。

外国学者常说，“文化大革命”虽然发生在中国，但对它的研究却不在中国。考虑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被政治狂热席卷的中国，人们遭到了莫大的痛苦，也不难理解中国对“文革”的态度较为消极。但我仍然认为，对中国而言，“文化大革命”不是应该回避的对象，而是应该克服的对象。中国只有在充分理解“文革”并克服它留下的伤痕以后，才能真正地向前迈进更大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