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民众口述历史:饿死的人与打死的人
我是这个殡仪馆的首批职工,一九五七年美专刚毕业就来了。当时正反右,如不服从组织分配,就极可能成右倾份子。
政治挂帅是时代潮流,政治是全国人民共同的第一职业。一九五八年大炼钢最火的时候,群众竟上门建议把焚尸炉改造成铸钢炉,说反正你们一年也烧不了几具尸,还不如多炼钢铁为“超英赶美”做贡献。馆长解释说,两种炉子的设计不一样,群众不相信,认为炼人和炼钢是一回事,就以反对大跃进为罪名,把馆长抓起来,还抢着向馆里运矿石和焦炭,幸好县委书记亲自赶来,才说服大伙,并应允在院里建土法上马的小高炉。这下殡仪馆热闹了,人没烧,废铁倒炼出不少。我在人山人海中瞎忙乎,与我现在的老婆对上眼了,她是共青团员,当时早忘记我是干遗体整容的。
“三年自然灾害”,我们这个县饿死了好几万人,别说埋,就棺材也做不赢,只能裹一床草席朝这儿送。一九六○年下半,我们就忙不赢,开始加夜班了,那时不像现在,电钮一按,就自动传送、关闸、焚烧出骨灰。那时烧死人是力气活儿,抱着朝里送,有时电刀跳闸,火苗子提前冲起来,还薰你个大黑脸,再加死者亲属在外面哭哭啼啼,使你觉得自己是刽子手。
开始,我还把(尸体)吐出来的舌头送回嘴里,塞进一坨棉花让腮帮子鼓起来,后来就什么也顾不上了,你感觉那是一捆接一捆的柴火就行了。到了一九六一年春天,青黄不接,成百上千的人满山遍野地转悠,捡到什么都朝嘴里填。树皮、草根、野菜,甚至昆虫。当然,荒山秃岭的,能捡到什么好东西。
有的人在山上转着转着,就扑地栽倒,永远起不来了。我们把县里配备的收尸卡车停在山脚公路边,等基干民兵押着一串串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上坡捡尸。五类份子也饿得不行,不发馒头就把脑袋一抱,身子一缩,任你枪托怎么乱捣也不上。于是,我们支书发明了抛尸法,即用一根长绳连好几具尸体,利用互相之间的牵引力,转翻朝下面抛,果然省了不少力气。
县里特别重视我们这种单位,人与炉子都不能出故障。到了一九六二年初,人吃人的现象终于出现了,从山上运回的尸首,大都肢离破碎,大腿、膀子、肩背和屁股的肉都被卸去了,领导尽快处理掉。那时民兵昼伏夜出,也抓了几个吃人狂,判了刑。你猜他们吃人的理由是什么?不是因为人肉香,而是因为糠馍和观音土积在体内,下腹坠震,拉不出屎,需要人肉润肠。
我天生就是做这个的材料。文革武斗当中,这儿也是够热闹的,三天两头,有裹着红旗的尸体送进来,红卫兵拿枪逼着我为他们的战友整容。有的尸体一下池子,水就成了殷红色。捞上来,把身上钢钉捅的眼儿用橡皮膏一贴,再换军装。有个红卫兵头头,大约是被对手当胸一刺刀,死了还咬牙切齿,眼珠瞪出了眼眶之外,我按了半响不进去,只好用大号夹子把眼皮封住定型。而那嘴巴更闭得比城门还紧,我用改刀撬不开,就使出开口器,把大牙都给他顶裂了。
我这钳工却差点被那鸟嘴给薰昏了。我拿牙刷一挑,一窝蛆滚了出来,原来舌头烂掉了。我急忙冲出去呼吸新鲜空气,最后才回来仔细给他刷牙,我一壶接一壶朝里面灌腐剂,这那是整容,我在洗厕所呢。我耗了一下午,那张愤怒的面孔终于浮现出大家所熟悉的微笑。红卫兵们被我的认真劲感动了,硬把红袖章给我套上,在喊了几句“向工人阶级学习”之后,还把我发展成组织成员。
我不喜欢有关死人的电影,还是喜剧片好,笑一笑,十年少。我真正对死者动感情的时候只有一次,一个小女孩遭车祸,送到这儿来时,半个脑袋都没了。我抚摸着她的小身子,感到心里挺酸的。我赶走洗尸工,还原她那可爱的小模样,用硅胶把那淘空了的后脑勺填满,再把药水处理过的头皮整个蒙上去。我一根根地清理她的头发,扎了粗粗的马尾巴独瓣,粉和胭脂淡淡地涂上后,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小家伙光彩照人冲我笑。我还给她刷了法国的睫毛油,使那眼睛深遽得不见底。我着迷地工作,连领导敲门也没听见。你猜,我样费尽心血创作艺术品,结果怎样?
灵堂里所有的人,都抱着这可爱的小天使,又哭又亲。我躲在一边,我不敢奢望有人想起我,给我递一杯水。我只暗暗祈祷上苍,让我的创造物留得长一些,至少再留一夜,让我独自再多看几眼,给她献点花和玩具。然而,她却那么快进了焚尸炉!我离开她才一个小时!我害怕与谁建立感情,猫狗也一样。一旦处久了,有一天它们要永远离开你了,你就会难过。那么多好人,漂亮的人、无辜的人都死去了,尽管我竭尽全力为他们化妆,恢复一种短暂的假像。我再不愿失去什么。人最可怕的不是死,而是不断地丢失东西,上了岁数,你环视四周,会发觉已丢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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