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中国的出路》之五十一
说起中国农村经济的停滞不前,农民普遍贫穷,肯定又有人会出来辩解说什么小生产呀；素质低呀；土地少呀等等。这都是用真话骗人的一派胡言。这些人最喜欢举的例子是美国。土地宽阔，技术先进，包括什么农民博士啦,规模效应啦等等。这些都对。
可是中国也土地宽阔,美国也曾经是小农经营,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大规模经营呢？土地政策所致。中共一直坚持他早期所定的土地公有制，有些人以为是什么意识形态原因。可为什么其他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私有化，只有土地不能够呢？看看现在靠批土地拆迁暴富的太子党们，就有了答案。
太子党这个词儿那么招人恨，也不是因为意识形态,而是种种不合理的暴利和暴行招致的。涉世较深的成年人都知道，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还是比较重。将门出虎子,皇帝的儿子当皇帝的观念还是比较重。平时对那些当官的儿子接着当官持有比较宽容的态度,但是你侵犯到人们的切身利益和安全时，就另当别论了。
自从发生了“我爸是李刚”的事件后。老百姓但凡是听到肇事后大喊“我爸是谁谁谁”的，不问青红皂白就是一顿痛扁。这种民情，就是无数件仗势欺人的案子积累而成。这些官二代、富二代们从日常生活中已经体会到政府是他们家私人的政府,让他们不骄横已经很难了。老子们强夺别人的土地财产，小子们不过在街上打了个人,他们还觉得冤枉呢,真正是在替老子们作替罪羊。
中国的土地权属不清，给贪官污吏们制造了获取暴利的机会。它的副作用就是土地兼并受阻，永远是那么小的规模。土地上的收入很少,年轻的农民自然会倾向于放弃务农进城打工。在小块土地上实现先进科技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了,再加上专制腐败，农村经济发展的空间大大的缩小。农村的贫困就是这样炼成的。
所以说,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瓶颈的问题，首要的就是解决共产党基层专制政权的问题。不仅是腐败，而是解放农民，还给农民传统的自由。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土地私有化。土地私有化不仅仅是有利于土地兼并，发展大农业,就是在小块土地上，也可以发展现代化农业。日本、台湾和欧洲的农业就是在小块土地上发展起来的。
但是无论在大规模农业还是小规模先进技术农业中,人的主观态度都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因素。无论美国还是欧洲、日本，他们的土地经营良好的前提是土地有主人。
有些人对美国的大农场有很深的误会，以为那是土地兼并的结果。其实不然。有些农场和牧场确实非常大，至少在早期开发荒地的时候非常大,但也和中国古代一样，随着继承分割和出售，地块也是变得越来越小。除了一部分有能力的农民兼并了小地块,大部分农民采取了出租和雇人种地的方式，这也和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相似。
例如我本人的农场就因无人耕种租给了我的邻居。我的邻居主要靠在外打工获得收入。他的土地加上我的和其他邻居的土地合在一起，请了其他的农民来耕种,就像中国古代的地主。而替他耕种的农民自己的土地也不大，主要靠帮别人耕种赚取工钱。我的邻居怎么看都是个穷人,那个帮工看上去比他富裕得多,信心十足的样子。
就这样形成了现代化的大农业,效率远远高于小块土地耕种。所以他们的粮食卖得那么便宜呢,还经常卖不出去，要求别人买他们的粮食,否则就得休耕。在美国经常看到大片的农田在长期休耕。美国的休耕是因为粮食卖不出去,中国的休耕是因为土地权属不清,粮食反而不够吃。
中国的土地经营不善的主要原因，是土地权属不清。名义上是土地国有，但是各级官僚又都有一定的支配权,特别是农用土地，乡村土皇帝们有随时调整的权利,农民自然就没有了向土地投资的积极性。我的土地租赁合同上关于如何使用和保持地力的条款写得非常详细,那是因为土地是别人的财产，主人们都非常小心地保护着自己的财产,已经都习惯成自然了。我是个中国来的人，所以才会看着奇怪。
中国的农民才不会这么爱护土地呢，因为那不是他们的财产。不是自己的东西没必要那么爱护，这是人之常情。而且地权不稳定性成了农村干部的重要权威来源，时不时地调整地权成了他们的重要财源，而农民向土地的投资因为不稳定，很可能成了为他人作嫁衣裳，所以普遍的地力下降，产量也下降。这个重要的财产就因为不合理的一纸法律而贬值了。
现在中国很多大型农用机械已经实行了和美国一样的制度，这说明中国的农民不需要别人提高素质，也会很好地经营现代农业。但那是因为机械的财产权属比较清楚，而土地这个最重要的财产却权属不清，其他的进步都不足以彻底改变农业落后的局面。只有在土地私有化之后，现代农业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否则也不过是苏联的集体农庄的变种而已。
历史已经证明，这种农业土地公有制是倒退回了封建时代，给苏联和中国都带来了大规模的饥荒，即使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也无法挽回这种结局。为什么明知道这种教训，三十年前改革了半步就停滞不前了呢？官僚资产阶级的贪婪本性和国际资本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是导致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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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