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翔:我站在中国的大门口说话
中国当代历史回顾
33年前“民主墙”启蒙运动中论毛泽东
论历史人物对历史的作用和反作用
加注： 毛泽东承传的是历史上“农民革命”的传统思想。其思维与思想远不具现代“星际时代”或“太空时代”生命“人体宇宙”意识；精神骨血上也失传东方“天人和合”的人文菁华，在民族人文建树上毫无精神承传、拓展和弘扬，反而在一个时代全方位实施对中华民族人文的破坏、摧毁和打压；毛泽东身着外来的“马列主义”的衣饰，却仅以马列旗号为遮蔽、骨子里却是“非现代”传统帝王意识，敌视文化和知识分子和整个星球上人类普遍认同的现代文明及其价值。他是人类社会文明历史进程的拦路挡道的顽石！是人类精神生命正常发展的天敌和死敌！
毛泽东因年青时代做过图书管理员，自觉在高级知识阶层地位低微，有受辱和被人轻侮之感而心生怨懑和仇恨。他借“文化革命”打压异己和知识阶层，一生却对“文化”从未起到过任何意义的“革命”和创新作用，骨血里渗透“打下江山坐江山”的农民意识，一生玩的是“万寿无疆”的封建造型。
毛泽东什么都不是，却是一个货真价实、空前绝后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身体力行者，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众生中的血淋淋的暴君。
人们对毛泽东及其思想，时至今日“稍为有一点良知的人都不会提了，那是个极度黑暗的年代。”“大跃进、大饥荒、大动乱、特供、大权独揽、言论箝制，不提也罢。”
（摘自网络。任何一个心身和思维正常的人可从中感受到普遍的民意和社会的心声！）
本人从不是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的信奉者，也未从中受益，却在“思想和精神”暴虐下终生受害。此政论文中所引语录，是上个世纪公共环境中历史的必然与惯例，却丝毫不影响本人终其一生对毛泽东的异议。本人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地下文学创作，1978年10月11日于北京民主墙运动中如地火率先冒出。针对毛泽东的诗文除此篇外，尚有如下篇章表达对“超级红太阳”一以贯之的精神透视和剖析：
1969年8月13一15日文革高峰中创作反对对毛泽东的“偶象崇拜和个人迷信”的《火炬之歌》：
“为什么一个人能驾驭千万人的意志？！为什么一个人能支配普遍的生亡？为什么我们要对偶象顶礼膜拜？！被迷信囚禁我们活的意念、情愫和思想？！”
……。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当日写下《倒下的偶象》。
1978年11月24日在天安门广场写下两条批毛反文革的大标语：“毛泽东必须三七开”、“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当时现场参与者有李家华、莫建刚、方家华、杨再行等为人权和言论自由起而抗争的先行的精神叛逆者。
1978年11月27日写下《论历史人物对历史的作用和反作用》并于1979年2月25日张贴墙报和散发油印民刊于北京西单民主墙。
2011年“七一”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前夕写作《毛泽东有“思想”吗？！》。
本人的全部创作从上世纪1959年开始禁止发表，文革后1978一一1979民主启蒙运动中，又由中央下文：“不准出版黄翔作品、扩大他的影响”，至今封杀长达53年！最近，由中国大陆民间社会选编《黄翔诗文选》，出版社三审通过后上报新闻总署被卡，理由是“黑名单上挂号”。长达大半个世纪对我的作品实施禁毁、赤裸裸公然践踏我的人权！从过去到现在，“言论、出版自由”对我是禁区，包括施压者始终不解的我表现东方“天地人”的“诗书画”！
下面是以列数毛泽东对历史起“反作用”的“思想”、“路线”及其所发动的系列“运动”为内容的《论历史人物对历史的作用和反作用》原文。此文所揭示历史真相，在网络时空中再现，其目的是为让同时代人和新生代们省思：中国还要承传“毛泽东思想”、走“毛泽东路线”吗？！
（此文原为手抄本和油印民刊，被收录进众多历史文献专著。现首次发表电子版。）
共产党人的责任不是隐讳自己运动的弱点，而是公开地承认这些弱点，以便迅速地彻底地克服它们。/一个政党假如不敢照实说出自己的病，不敢进行严格的诊断和找出治病的办法，那它就不配受人尊敬了。/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政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的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一一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和群众。/政治上采取诚实的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现；政治上采取欺骗的态度，是软弱的表现。
（以上文字为原文中摘引的列宁语录，以列宁的原话对照和衡量“马列主义者”毛泽东当政时期治理下的中国社会现实。）
前 言
一个历史人物总是会对他所处的时代发生重大的影响的。他对历史的作用或反作用，就是根据他的社会实践是否加速历史的进程、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还是阻碍这一进程或导致社会发展迟缓或倒退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哲学、什么样的政治、什么样的路线和行为结果。一个历史人物之所以那样做而不是这样做，有着一般的社会的原因，也有着存在于他自身的原因；他的个人的性格、气质、兴趣、爱好、心理特性和文化素养等等不能不对他的行为结果产生影响，某些时候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件事会有不同的看法，作出不同的决定、产生不同的结果。试想，中共建政后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或运动，如反右斗争、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直至文化大革命，如果当时取得决定性的优秀的意见不是那样的意见、而是这样的意见，不是那样的路线、而是这样的路线，或许今天我们国家的现实状况就不会是这个样子而是另外的样子。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判断一个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主要是依据他的行为结果、也即他的社会实践的结果。从这个前提出发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我们就会得出：一、有的历史人物是伟大的；二、有的历史人物就其主要方面是伟大的；三、有的历史人物就某一时期、某一阶段的社会实践来论被证明是伟大的，在另一时期、另一阶段也许就会作出相反的结论；四、有的历史人物是历史的罪人。那些被历史证明是伟大的历史人物之所以伟大，不仅是因为他是创始人，而且还在于他解决了社会提出的问题，又指明了新的社会需要，他的活动符合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意愿；反之，他就将被证明是不伟大的或不完全伟大的。
但是，任何历史人物不管其如何伟大，他总是人；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完人、更不是神。
下面我们将对中共建政后的若干主要事件或运动作出分析和评价，通过对这些事件或运动的分析和评价，从而判断一个历史人物在社会发展的某一时期某一阶段中所起的作用或反作用。我们判断事物的依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 是反右派还是反民主
中共建政以来，在我们的国家里发生了多次重大的事件或运动，在这些事件或运动中，客观上都存在着“左”的倾向或右的倾向，但我们党在历次事件或运动中，一直都强调反右倾、右倾机会主义、右派、右派言论，却忽略了或没有着重强调反“左”倾、“左”倾机会主义、“左”派、“左”派言论。两者都是有害于革命利益和革命事业的东西，我们只强调了一面而忽视了另一面。这就助长了党内“左”倾思潮的泛滥，“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发展，致使那些左倾机会主义者甚至把符合社会发展的正确路线也扣以“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帽子加以反对和扼杀。而在党内党外，“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思想盛行，使正确路线不能得以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不能正确地得以贯彻，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其实这些“宁左派”的左是要打上引号的，真正的左，才代表革命、正确、进步的含义；而打着引号的左是同右一样甚至比右更严重损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事业的。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究竟是什么性质？是反右派还是反知识分子？是反右派还是反人民？是反右派还是反民主？我们说不管人们怎样试图掩盖，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反右斗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其社会效果来说，无可置疑的是“左”倾思潮的产物，是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反映，它的主要矛头是对准知识分子的！
一九五七年初，我们党提出开门整风，号召全国人民用大鸣大放的方式向它提意见，这是我们党有力的表现，民主的体现，它有利于改进党的工作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大鸣大放中，人们以大字报的方式提出了许多问题，揭露了许多矛盾，其中有思想问题也有政治问题，有人民内部矛盾性质也有敌我矛性质，但大多数问题都是非分明属于思想意识范围的问题。人们普遍对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意见，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等，这些问题在大鸣大放中是应该受到批评的。当然，其中也许有极少、极个别的人不是帮助党整风，而是试图推翻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但这种人毕竟是少而又少。他们应该和大多数人区别开来。而反右派斗争呢却是以民主开始、镇压告终；开门整风揭幕，一网打尽收场。所有提意见的都被收入网中，于是在我们国家里，在四类分子以外，加上了第五类，名之曰“右派”，这些右派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
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的人都被当作敌人，当作专政的对象，而人数竟达四十多万，这么多的人都是“敌人”吗？！这么多的知识分子都是“敌人”吗？！这到底是反右派还是反人民、反民主呢？！如果连这些右派的家属（因为他们也受到株连）一起算在内，人数还远不止这么多，估计数字就将以百万计了！在一个“共和国”里，把这么多的人放在对立面上，对这么多人进行政治歧视和打击，对于我们党来说，究竟是一种什么思潮的反映、什么路线的反映呢？而从社会主义的角度讲，能说这就是社会主义吗？！这种制度的实质究竟是真正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还是人民丧失了民主的权利、受到残酷的镇压呢？！反右斗争扩大化的结果，不正是证明我们党内存在“左”倾思潮、存在着“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吗？！不正是证明我们的体制上还存在着弊病和缺陷，我们的制度还是很不完善吗？！时至今日，难道这种思潮、这种路线还不应该象批判右倾思潮和右倾路线一样让人们深刻认识它的危害性吗？！难道我们社会体制上的弊病和缺陷还不应该大胆进行改革吗？！
反右运动把知识分子作为斗争对象，把大量的思想问题、认识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这就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巨大的损失，严重挫伤了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也损害了人们（包括知识分子）对党的信任，使他们对党、对我们的国家失去了信心。谁都知道，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宝贵财富，在革命斗争中，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是最早传播革命思想的先驱；在和平建设中，他们普遍具有科学、技术、文化知识，是引进国外先进思想、科学、文化，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能动力量。为什么把知识分子放在对立面上去，把他们当中的这么多人当敌人呢？！难道说四十多万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都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者吗？难道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不应该列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吗？这只能说明那些专制者、独裁者害怕人民！特别是害怕人民当中有知识有思想的人！害怕他们说出真理！！！
反右运动中，几十万人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其中大多数人的帽子带了二十多年，这在思想上、精神上是多么长期的压力和痛苦？！在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当中，许多人是我们民族的中坚、社会的菁华，是极有可能对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作出卓越的贡献的，是极有可能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领域创造出优秀成果的。但是二十多年来，他们的知识不能被运用，他们的才能无可施展，他们失去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机会；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黄金般的青壮年也过去了，现在即使摘了帽子，人也老了、死了！
反右斗争以后，许多言论虽然被批判了，许多人虽然被揪斗了，但是“真理与谬误”的界线并没有弄清：一、社会主义制度是十全十美的，还是也存在着弊端和缺陷？指出制度上的缺点是不是就是反对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二、中共建政以来，党内党外是真正体现和发扬民主，还是更多地体现了权力过分集中的个人独裁？！三、个别党的负责人和党员干部是否代表党？四、反右斗争扩大化，在党内是什么思潮、什么路线的反映？它是什么性质？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反对“左”倾机会主义？
大鸣大放是对民主的发扬，而反右斗争扩大化却是对民主的践踏和压制，百花齐放成了一“花”独放，百家争鸣成了一家独鸣、一人说了算？！
反右斗争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大规模的镇压民主的运动！它的受害者主要是党外知识分子。
二、人民公社化的实践
在反右运动扩大化以后，“左”倾思潮在党内已经发端，由于没有总结前一时期的经验，“左”倾思潮在公社化、大跃进直至“文化大革命”中继续发展。在庐山会议中，彭德怀针对前一时期公社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由于迎合了这种思潮并加以利用，使这种“左”倾思潮恶性发展到了名符其实的“顶峰”。由于他们别有用心地推行“左”倾路线、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们也就同时把自己推到了与党和人民对立的地位，终于得到了可耻的下场，为人民所唾弃。
现在我们来看一九五八年秋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看它们出现是有计划有步骤的，还是突然的、没有准备的？是在当时的形势下符合实际情况发展的需要的，还是超越了客观形势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的？
在农业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我们“党”制订了从土地改革、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然后经由高级合作社再通过适当形式转为全民所有制的规划。完成农业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呢？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认为这个过渡时期需要十八年。在合作化的过程中，我们是很有计划、很有步骤的。农业合作化对长期处于封建落后状态的广大农村来说是个新事物，是所有制方面的根本性变革，它要彻底改变农民世代相传的个体生产方式的习惯。由于我们能及时发现矛盾和解决矛盾，及时地总结经验，我们在合作化初期取得了成就，提高了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但是，在当时的时间表里，是找不到“人民公社”这几个字的。那么，人民公社是怎么出现的呢？它的出现是偶然的、突然的、一哄而起的。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人民公社化是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一条好途径，是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好形式，但是它是在合作社正待巩固的时候突然一下子搞起来的，所以不能不产生许多矛盾。实行人民公社化，也就是建立起一种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社政合一的共产主义雏形的组织，它从生产资料的掌握、劳动生产的管理制、产品的分配全由公社安排。也就是说，在生产关系方面已经达到了全民所有制的阶段，已经接近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当时人们也就以为真的很快就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但是，所有制的变更是需要时间的，是有其过程的，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是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的对象不同、方法不同，我们还需要学习和摸索，既不能光凭一声号令，也不能全靠热情冲动。整个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从小集体到大集体到公社化，必须经过充分酝酿，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比如说公社一开始，就提出了生产队、大队、公社三级之间究竟由哪一级掌握生产资料和分配产品的具体问题，当时公社还没有具备可能全面解决这些问题的成熟条件。经济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我们的生产力这么低，机械化程度这么落后，这个公社怎么个“化”法？！公社过早地取消了小集体所有制，在生产队之间、社员个人之间实行贫富均匀，超过了农民的觉悟和客观条件允许的程度；公社在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的管理方面缺乏经验使生产受到损害；公社主张吃大锅饭，取消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在农业生产水平很低的条件下实行按劳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是不切合实际的。事实上，在当时建立公社化这种具有共产主义雏形的组织很快就被发现是脱离实际的，不得不退回来。人民公社已经建立了二十多年，但至今为止，仍然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的核算单位。也就是说，在所有制方面，仍然还是以生产队（初级社）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
人民公社是在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几十年间的事半年就想完成，这种急躁情绪当然不能不产生相反的效果。今天看来，它显然是“左”倾思潮的产物，是应该对它进行认真的总结的。但是建国二十多年来，我们党只反右不反“左”，甚至把提出公社化的冒进的正确意见也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横加批判，说是攻击“三面红旗”，实践证明，公社化的一哄而起不正是“办早了”、“搞糟了”，是“小资产阶级狂热”吗？！难道提出了个人不同的看法就成了右倾吗？就成了错误路线的头子吗？就该罢官吗？人民普遍认为，过去对彭德怀的结论是不符事实的，是党内不民主的表现。党内都没有民主，何谈人民民主？！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斗争是共产党内压制民主的表现，党的“一元化”领导为“一人化”领导所取代，反右倾斗争的受害者是党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今天当我们回顾历史，以实践为标准来检验过去的路线正确与否、谁是谁非，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避免重蹈复辙的时候，就必须把对“左”倾思潮、“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充分揭露它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特别是那种把符合国情民心的正确路线或意见也当作右倾、右倾机会主义来看待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欺骗性和危害性！！！
三、大跃进与大冒进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同一年先后出现的，两者都是我们党内“左”倾思潮的两种不同表现。
首先，我们应该肯定，大跃进是我们当时面对着某种国际压力的情况下，我们民族的上进心、自尊心和自信心的表现，是为了在较短的时期内建立自己的独立经济体糸，力争两样东西过关：一个钢、一个粮。
一九五八年，我们“党”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工业和农业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并举，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号召人民要在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方面把老约翰牛甩在后头。在此之前，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尽管经验不足，但其发展还是符合一般经济发展规律的。但是“超英赶美”特别是“在十五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大跃进口号提出后，尽管群众情绪高涨，尽管当时一再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却忽略了客观的物质基，忽略了科学技术和生产设备的现代化的客观条件，我们所追求的是一个空洞的脱离客观实际的目标，我们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工业大跃进的结果成了得不偿失的大“冒进”。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跃”即“跳”的意思，如果一个跳高运动员，他的气力、他的体格、他的技巧使他不能跳到一定的高度时他仅凭热情去跳，这就不仅跳不到预定的高度，还会有摔伤的可能。
一九五八年的全民大炼钢铁，虽然经过一年的跃进，我国的纲铁指标当时跃上了一千零七十万吨，与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二十万吨相比，结果是翻了一番，但是这不是一个稳定上升的钢铁产量，它是全民日夜拼命苦战拼出来的。为了达到这个指标，我们靠的不是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设备和引进外国先进的科技和设备，当时虽然和美国的关系尚未解冻，但是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很早就承认了我们，我们完全可以向人家先进的东西学习，但我们持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态度，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反而是付出了一个得不偿失、劳命伤财到惊人程度的巨大损失和代价，我们所取得的成果是远不能和这个代价相比较的。
社会经济发展有它的特殊规律，要搞经济就必须学点政治经济学，如果不懂就虚心向人家学习。它不同于革命战争时期光靠人海战术就能解决问题，要想一夜之间醒来就突然改变一个国家的经济现状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本身的。革命大业创业难、守业也难，有时候守业更难，弄不好就会前功尽弃。试想几千万人大炼钢铁，到处办起“遍地开花”的“小土群”（小型、土法的高炉群）就能把一个国家的钢铁生产跃上去吗？这几千万人中的绝大多数既无科学技术知识（有人连起码的文化也没有，区别矿石与石头的常识也不具备），又无比较熟练的现代工业生产技能怎么炼钢呢？同时土高炉也是一种极为原始的落后的生产方式，我们不去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的工业技术，硬性光凭一种拼命的精神在这里蛮干，会有什么理想的结果呢？事实上我们浪费了大量的劳动力，滥伐了大片大片的林木取代炼钢燃料，炼出来的铁质量却很差，由于不合规格，是不能用来炼钢的。因为这样的大搞群众性的炼钢运动，也影响了国家正式的钢铁企业的正常生产，大量急需的原材料也用去支援“群众运动”了，反而影响了企业生产计划的完成。另外，有些地方为了完成纲铁指标，竟连群众家里的破铜烂铁也收了出来充数。这种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是“左”顺机会主义者的一大发明，在世界工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如果用经济效果来衡量工业大跃进是得不偿失的，它虽然表现了一个民族的群众性的进取和热情，但从党内来讲，我们领导群众进行经济建设，这种超越客观条件的做法，却是“左”倾思潮的荒唐的表现。在大跃进运动中，工业上是大炼钢铁，农业上是大搞高产试验田；工业上到处是火光熊熊的土高炉，农业上到处是标明亩产多少万斤的小木牌。种田不讲种田规律，说是“墨守成规”；也不需要真正的科学知识，说是“崇洋迷外”；正确的意见一概排斥，说是“给群众运动泼冷水”。老农发挥不了作用，农科知识分子靠边。田野上是“青年试验田”、“共青团试验田”、“三八试验田”标牌林立，亩产万斤甚至几十万斤的浮夸风泛滥成灾。
究竟试验田是不是能亩产万斤或几十万斤？我国一九五八年全国粮食产量到底有多少？这只有通过实践来证明。事实上当时许多农村生产队是把估计的产量当作真实的产量向上汇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表扬，说这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如果你如实地反映真实的产量数字，就要受到批评，说是“保守落后”，思想还没有破除迷信。因为说实话过不了关，大家都只好说谎，这样在一片谎话声中就出现了一个一九五八年的虚报的“特大丰收”。
由于出现了“特大丰收”，于是就号召“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人吃不完的倒给猪吃。但是没有吃上一个月，问题就出现了，根据虚报的产量，国家要上调粮食、储备和出口，但生产队的实际产量与上报数字相差很大，哪来这么多粮食上缴？其结果有的地区反而要中央调拨粮食救济才能度过难关。从“放开肚皮吃饭”到最后连稀饭也吃不成，只好上山挖土获苓度过饥荒，可以想见农民曾默默地忍受了什么样的痛苦？！尽管有的人用三年自然灾害、苏联逼债等原因对饥荒加以解释，然而人民群众对当时的违反科学的作法是反感的。请到广大的农村去听听农民兄弟的真实呼声吧！当人们回顾到五八年的浮夸风的时候，都反感地说：“左倾”、“冒进”！！！
四、文化大革命和封建大复辟
现在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文化大革命”。我们曾提出要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对一个历史人物提出“三七开”；也曾提出必须“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我们认为，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必须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实事求是的衡量和评价。杰出的历史人物对推功历史前进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应该肯定的，否定和低估一个历史人物曾经有过的功绩与重大作用是错误的。但是过分夸大单个的个人对历史的作用，忽视革命领袖人物的群体对历史所起的作用也是同样错误的。同时，就一个历史人物而言，他有作用于历史的一面，在某种条件下，也有可能对历史起反作用或消极影响的一面。我们不能把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神化、偶象化、教皇化，让人民顶礼膜拜，这是歪曲和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搞这一套和信这一套。任何一个人总是人，世界上没有完人，更没有人神。是人总会有错误和缺点，或者有功绩也有罪过，无论对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完全强调一面而掩饰另一面，这是不利于总结历史经验、对历史人物作出客观的正确的评价的。而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对它的评价也同样应该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如果说它的正面效果就是唤醒和教育了一代人，中国出现了“觉醒的一代和思考的一代”，通过文化大革命，揪出了革命的真正对象一一“四人邦”；它的反面效果就是个人野心和权力的扩张，现代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大复辟，它是党内“左”倾思潮恶性发展到“顶峰”的产物。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邦”迎合和利用了“左”倾思潮，十分恶毒地推行一条极左路线，这种思潮和这条又大又粗又长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直到现在还没有引起举国上下、党内党外普遍的注意！我们应该立即着手去触动它，找出它的思想根源、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并且通过它的实践检验出它的祸国殃民的危害！！！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钦定的革命”和“御用的革命”。
文化大革命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它是从根本上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怪物。
在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这场“革命”中，林彪、“四人邦”一伙搞的是偶象崇拜和极端化的个人迷信，他们大喊大叫的是“大树特树”、“最高最活”的“顶峰”。他们向人民宣传现代迷信和新式宗教，他们大树的是新式偶象和现代教皇，是对一个领袖人物的丑化和歪曲。在那些黑暗的年月，全国男女老幼都必须天天唱“忠字歌”、跳“忠字舞”！一早一晚都必须例行“请示”、“汇报”等宗教仪式！这完全是打着马克思的旗号，大搞封建主义复辟！十分荒唐、滑稽可笑！！！他们在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下，蒙蔽、迷惑、欺骗人民，妄图打倒和清洗一大批革命老于部，把他们当作“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进行“揭露”、“批判”、“斗争”和迫害。他们的手段，比封建帝王加害忠臣和功臣更毒辣，比大清洗的斯大林大批杀掉党内高级干部更极端和不得人心。被他们当作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正是忠于革命、深受群众拥戴的革命老前辈，无论他们怎样“反击右倾翻案风”也是反不了的，无论他们寻找和利用什么借口也是打不倒的。他们是革命领袖人物的群体，历史己经证明他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是符合国情民心的，是深受群众拥护的。今天，正是这些革命领袖们集体领导人民进行新的长征，大搞富国利民的四个现代化。文化大革命中，不但是老干部，就是一般干部和广大群众也难免浩劫，动辄就被批斗，或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至使全国性的冤案、错案、假案成灾。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成了专政对象，被称为“臭老九”、“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论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在林彪、“四人邦”看来，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在那里占统治地位，都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篡夺了这些领域的领导权，全都应该打倒和彻底批判。特别是在文艺界中，他们提出什么“文艺黑线专政论”，全面否定建国十七年所取得的成绩，各文艺协会被他们砸烂，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受到空前绝后的打击、压制和迫害，受到一场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思想和精神的大围剿。知识分子受害的人数之多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和任何一个历史时代也不能比拟的。文化大革命十年，从党内到党外，本来就很微薄的一点民主被践踏个精光！林彪、“四人邦”一伙脸不要、命不要，脱光衣服大搞赤身裸体的封建专制和独裁。从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中，我们必须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那场斗争中去寻找它的根源，从这种因果关系中，我们就更加清楚地看清了当年那场反右倾斗争的真象和实质。庐山会议是一个历史人物排斥异己、打击老干部的开端。从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中，我们必然联系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我们同样找到两者之间的历史联系和因果关系。“左”倾思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发展，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正因为前一历史时期的“左”倾思潮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没有被暴露、被批判、被肃清，才有它后一历史时期的恶性漫延和发展。无论是反右倾还是反右派运动，它的实质是对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迫害。所以否定这种人为的“运动”，是人民的要求，也是历史向前发展的必然。
谈到这里，我们还必须提出一些另外的问题：为什么象江青这样缺乏思想水平和政治品格的人会跃居国家领导人的高位，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参与领导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象林彪这样阴谋搞政变的人会成为领袖人物的“亲密战友”，并被作为指定的接班人写进党章？为什么王洪文会坐直升飞机当上中央副主席，为什么张春桥、姚文元这样的文痞竟被取得信任，成为党的喉舌、国家的理论支柱？为什么邓小平会被撤消党内外的一切职务，陶铸会被迫害至死连尸骨也找不到？为什么“四五”运动会受到血腥的镇压……等等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吗？它与“左”倾思潮无关吗？它与党内党外民主受到破坏和践踏无关吗？它与毛泽东个人当真毫无关系吗？
谁都知道，文化大革命中提出防修反修，但为什么会演变成封建专制主义的大复辟呢？既然是一场革命，为什么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民主的实施，反而使社会主义经济面临崩溃的边沿、党内党外民主受到严重破坏呢？！这种权力过分集中于一个人手里的现代极权主义的“革命”究竟是一场什么革命呢？！
我们说，文化大革命十年，封建大复辟的十年！专制独裁的十年！人民灾难的十年！民族浩劫的十年，“左”倾思潮大泛滥、大暴露、大表演的十年！它是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最后完成阶段的十年，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却正是这种现代封建专制主义在中国的开端！！！
但是我们这里必须分清，就“左”的思潮来讲，它主要是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问题，思想方法的正确与否的问题，而林彪、“四人邦”所推行的极左路线却已经超越了这个范围，它的恶性发展也与一般的思想超越客观实际、脱离当前现实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有所区别。林彪、“四人邦”极左路线的实质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对抗性矛盾，它的目的在于实现篡党夺权的个人野心。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党内存在着“左”倾思潮、“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个事实。这种思潮和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变成了一场民族的灾祸。但被他们所迎合和利用的这种“左”倾思潮路线，也不能说与一个历史人物毫无关联，可能这两者有着性质的区别，但可以肯定的是，却有着一个历史人物不能推卸的也无法掩饰的严重错误和责任。一个在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在某些时候和某种条件下，也会起着使社会发展停滞或倒退的反作用。社会实践证明，任何伟大人物都不能强制社会接受还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或已经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和路线。他不能凭个人意志使历史进程加速，也不能阻止历史前进的要求（虽然某些时候他有可能暂时对社会发展起遏制或阻碍的作用）。人民，真正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或一群伟大的历史人物所能起的作用只是一一当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形成某种需要，他或他们担负起指出这种需要和帮助完成这种需要的作用。他或他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是符合历史客观发展形势的自觉的和自由的表现而不是相反。
历史是公正的审判官。它会对一切作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结论的。从我们对过去的回顾中，我们已经看到“左”的思潮、“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同右倾思潮、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具有同样的危害性，有时它的危害性反而更大更烈。我们今天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吸取过去的深刻教训，用求实的眼光正视中国今天的现实（国情和民心）和信心百倍地面对未来。是为了警惕和防止还没有受到全面批判和厘清的“左”倾思潮在今天卷土重来，那种林彪、“四人邦”式的封建专制主义重新在中国复辟，把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再次拖进一场浩劫中。
从反右斗争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二十年来我们党内贯穿着一条“左”倾路线，这条路线在各次运动中有它的持续性和连贯性。这条路线己经被实践无情地证明是错误的。
现在已经到了对前一历史时期进行全面总结的时候了。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不要把事情留给后代子孙去做。
不要让死去的人躺在棺材里也仍然继续左右着活人的思想。
活人之所以是活的，首先思想是活的。面对中国的现实，该怎么想、该怎么做，活着的一代人最有发言的权利和决定的权利！
真理的探索是无禁区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不是神圣不可触动的。
如果我们不旗炽鲜明的反对偶象崇拜和个人迷信，我们能配称无所畏惧的马克思主义者吗？！
主要的问题在于正确地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应该把对一个历史人物的个人评价和一种科学思想体系区别开来，这两者之间是互有联系又互相区别的。一种思想体系不是属于个人的思想财富，正如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一样。一种思想体系是前一历史时代的科学思想体系的连续和发展，是我们党几十年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是全党和全体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时代和历史的产物。它虽然和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但它所代表的绝不是个人，两者之间是绝不可能混同的“左”倾思潮之所以泛滥成灾，“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之所以能存在二十年和在文化大革命中横行十年，有着它的思想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我们认为，它的根源是：
一、无论党内或党外都缺乏民主精神，“一人化”领导取代了党的一元化领导；
二、 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都得不到确实的保障；
三、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低，致使封建意识、小生产者意识、农民意识和狭隘的民族意识能得到赖以存在的条件；
四、个人的性格、气质、胸襟、情怀、眼界、文化素养和心理特性所带来的影响。
我国历史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新的时期要求有新的思想、新的路线、新的政策。四个现代化要求我们敞开门户、打开眼界，它也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社会课题，这些课题的解决已经不是穿着布底鞋在斗室里踱着方步或在一道与世隔绝的围墙里坐井观天所能解决。也不是翻开发黄的、积满灰尘的“资治通鉴”等一类治民要术的线装古书能找到答案。它是全新的问题、科学的问题，要求我们有更多的知识、更大的能力，更开阔的思想和精神境界，更坦荡的胸襟。要求我们去读更多的书和更多种的书，读现代文明社会和未来宇宙世界那本包罗万象的活生生的大书。要求我们把我们的思想，我们古老的中华文化和我们现存体制放到更大范围的实践中去接受检验。
四个现代化深得人心。当前的政策深得人心。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应该更多地倾听来自下层的声音，人民心中的真实的声音。人民欢迎现在的路线和政策。试想，如果这样的路线和政策不是迟至今日而是更早地得以贯彻执行的话，社会主义中国今天该是什么样子？！……
加注：
深度透视和betway体育手机网
补充
重阅数十年前的《论历史人物对历史的作用和反作用》一文，深感物换星移、时空发生极大的变化。毛泽东时期独裁专制中大权独榄，但同今日沿袭专制、贪腐泛滥、民怨沸腾的现状相比较，整个社会却相对平静与清廉。
面对中国的社会现实，个人思想观念也发生深层蜕变，认为今天一代中国人已不再局限于线性思维，凡事被动地由“我们党”一手包揽，从无大是大非的决断和社会参与意识，不仅思维被动而是毫无思想可言。一个高科技的全球化互联网时代，中国人、尤其是年青的一代公民意识普遍觉醒，不认同群体社会中同类中的特权，不接受意识形态的人为灌输，不容忍并力求改变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而这一切首先唯有寄希望于自己，寄希望于社会公义、普世价值和起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社会群体而不是等着求助于任何大权独揽的党派和个人以“救星”自居的面目出现！！！
社会情绪、意欲的隐形变迁已今非昔比，过去是少数不为社会所容者思维超前，现在是“独立思考者”普遍涌现。“思想”已不是居高临下并欲求驾驭全社会者拥有的专利。正是在这个深层实质的意义上，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改革早已迫在眉睫，迟迟只说不动的结果，日趋一日迫使社会民怨濒临沸腾的极限！！！
邓小平经济领域改革开放，政治和文化领域原封不动。邓小平生前无从想到，没有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世风日下的社会环境正是孕育和滋生社会贪腐的罪恶渊薮。上世纪本人提出人权，邓小平访美会见卡特回来就气不打一处出，迫不及待地给一介平民“秋后算账”：扣我一顶“害群之马”黑帽子，我何“害”之有？！原来马群安安静静的，我这一嘶叫都骚动起来了。瞬间人生、人人同命，没几年，邓小平两腿一伸走人，不意我一个文墨性情人，名字却就此数十年长挂黑名单！！！我关注社会却难逃权谋。邓小平现在叫不醒、起不来了，类似此类事却无人过问、无人插手、无人多言，想管也不敢置喙、长达几十年撂在一边！
从反右到文革、从“民主墙一代”到“六四”一代人，有多少人在一个现代社会、在倡导“和谐”的今日中国为言论自由、为维护人权，公民权利至今被非法打压和践踏？！
毛和邓都是共产党，都同样不容公民言论自由、封杀公民异议之声，“大哥不说二哥、两人差不多”。邓小平经济改革玩的是“单脚跳”，却同毛泽东一样“一言九鼎”地唯我独尊，全民可以将这两个人比一比，该正面肯定谁、令人心服口服，谁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一生从未触法犯罪，本是一匹良骏或荒原野驹，天空下仰天嘶鸣本为自然。就1978年民主墙时代在北京“哇”的一声，邓小平开头赞美和利用民意称“民主墙是个好东西”，一上台、一转身就翻了脸，指白为黑拿一代人开刀，定我辈犯“害群”、“扰乱”和“颠覆”之罪，实施打压至今？！
为什么指令践踏我的人权、终生禁毁我的言论出版自由？！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践踏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同样尊重和维护的人权，无视社会公理、道义和法制，至今不改体制性弊病，
受害者的名字反而上了黑名单？这些人有何罪可言？人们行使的是公民的合法权利！
如果消息不封锁，中国国内的网民也可从传媒上获悉并目击一种有别于专制社会的场境、一个铁证如山、无可驳斥的事实：当下美国纽约正发生“占领华尔街”的美国人群体公开示威，如果相比较昔日中国“血洗天安门广场”的事实，人们不能不对中国当政者愤而谴责和质疑：
代表人民的政府胆敢对这些群体示威者残酷镇压吗？！
有军队奉命公然朝人民开枪吗？！有坦克从示威者身上辗过吗？！
这是事实多么鲜明的两相比较：“政治比较”！“政党比较”！“体制比较”！
中国今天还要沿袭什么，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还是果然终有新的开创者出现，开启空前的局面和全新的历史，让十四、五亿中国人发自深心振臂欢呼！
受害者岂止历届民主运动的发起和参与者？还有遍及中国大陆的人数众多的维权、上访者群体，还有散布全球范围的法轮功修炼者群体，还有为维护自己传之久远的民族文化的少数民族受害者，还有过去“敢怒而不敢言”、现在“敢怒而又敢言”的绝大多数挣扎于中国社会底层的人……
哪个执政党树立这么大的对立面？！唯有高踞于十几亿公民之上的特权拥有者，在拥有政治、经济特权的同时，也陷身和“拥有”了铺天盖地的“政治敌人”！！！这里还未包括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死难者及其家属和子孙！！！
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和出现在美国和台湾，仅靠暴力、恐怖“维稳”能拥有民意、获得民心吗？！
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中，受害和受压者之所以备受高压和打击，其根本原因只不过是合法行使自身公民权利。中国社会现行体制是好是坏，要敢于同台湾民主体制相比较和媲美，看今天绝大多数头脑清醒和思维正常的中国人到底认同谁和拥戴谁？！是毛泽东式的以“阶级斗争加暴力镇压”施政的“共和国”还是推翻满清封建专制的孙中山开创和建立的“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今天大规模的群体乃至个体的美、欧、台旅游者，一旦真正置身和亲自目睹实行民主体制的社会，绝对听不到中国大陆式的“言论自由”犯罪的丑闻！！！也找不出任何公民“出版自由”受禁的非法事例！！！
同种同文的台湾，出现过“美丽岛”、出现过施明德们式的思想异端，为什么置于海岛地理空间的台湾今日却有海纳百川的民主胸襟，其政治体制内能容纳社会不同的声音？！从“阶级斗争”到“和谐社会”的辽阔的中国大地，至今却只能人对人施暴、“维稳费用高于军费”、把自己胞裔视为“非我族类”、欲斩尽杀绝置人死地而后快？！
认同什么社会？选择何种体制？今天，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全球中华儿女心知肚明，自有比较和选择！而基于公民意识觉醒的“选择和比较”中，今天的中国人绝不会容忍谁实施谎言欺诈和暴虐强加！！！
中国社会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首当其中的是终止“意识形态”领域的“暴力强加”和政治迫害！实事求是平反“人为制造”的冤假错案、还具有社会参与意识、面目被人为扭歪的几代异议者以人品的纯正和精神的清白，而不是自私到只顾维护一己特权，把今人“已告别”的“独裁者毛泽东”，变为充满社会权力和财富“多重占有欲”的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毛泽东！！！
今天的中国大陆不正是政治经济双重意义的“贪欲泛滥、腐败成灾”吗？！
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的问题、作为执政者的共产党本身的问题，仅仅是一个已消逝的“生命个体”、“万死无僵”的独裁专制者毛泽东的问题吗？！不！是无从漠视、回避、作秀和曲解的中国“社会体制变革”本身！！！整个中国大陆和全球都“眼睁睁地”盯着！！！不能只说假话应付、只以谎言掩饰、或者“只说不动、永无时限”，今日公民社会已濒临忍耐极限！！！
当下中国的问题远非一个执政党的执政路线的“左倾”或“右倾”的表象问题，而是必须改革的体制本身的“专制”与“民主”的实质问题！
中国共产党党内也不是一个毛泽东的问题或换届前的“拥毛”或“反毛”之争，而是今日毛泽东阴魂不散，大批贪官不仅充满权欲还外加财欲、色欲，如成千上万的毛泽东的分身，或泛滥成灾、或携款外逃的问题。
“反毛”对批毛者应非权宜之计；“拥毛”对捧毛者应非权力之争，而是还毛泽东一个“是非功过”的本来面目。当代中国的唯一出路，是毫不含糊的政改、经改、社改、文改一一社会体制的全面变革！
经济崛起于世之后，政治改革实施之前的文化体制改革在即，相信它不是强化无聊的“意识形态”，而是拓宽自由创造的“精神时空”，以面对新的21世纪提升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层次和文化尊严！
中国，从49年开始实施“愚民政策”起、直至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和延伸到当下，整个中华民族的当务之急，就迫切需要进行全民“精神自由”和“思想独立”的文化意识启蒙！！！
20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夕
附：
倒 下 的 偶 象
写于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死亡日
「让尼古拉的统治永远受到咒骂吧，亚门！」
──赫尔岑
给全世界已经死去和正在活着的「带着绞刑架、苦役和穿着蓝色或白色的制服的警察上台」的「尼古拉」们，给所有「个性专横和智力贫弱」、「残忍多于仁慈」、「冷冰冰的眼睛没有丝毫人性的温暖」的「尼古拉」们。
一代暴君倒下了
从不义的权力的顶峰
从生锈了的刺刀尖上
从一世代被压弯了的背脊上
和亿万喘息和流血的心灵中
他倒下了
他死了
于是
一个专制王朝匆匆合上了
它的最后一页日历
毫不遮掩地躺在那里
赤裸裸地脱下了共和的外衣
他死了
这个历代帝王的最末一代子孙
他的眼睛微闭着
彷佛还在觊觎昔日的淫威与尊荣
痉孪的双腿畸形地弯曲
瘫软了 僵硬了
再也不能在统治上移动一步
他的头发稀疏的头脑
曾经运动过整整一代人的意志
此刻停止了活动
他的青筋暴露的双手
下垂了
再也不能起落权势
主宰世界的沉浮
他死了
他的头顶上
太阳照样辉煌地照耀
万万千千的星球照样运转
地球并没有停止不动
在广漠的宇宙世界中
像死去一片树叶子
像消失一声鸟音
像掉落一粒微尘
大自然任凭他在自身中溶解
如此漠不关心 如此冷落
──曾几何时
这个漠视人权的统治者的心脏
还没有停止它的最后的跳动
他的脚下还俯伏着麻密如蚁的人群
耳边还响彻着虚伪的颂扬的赞歌
他运行万千人民
像抽打万千陀螺
永不休止地挑动
盲目的排斥摩擦和冲撞
他愚弄千万人民
像愚弄千万木偶
站在遮住的幕布后面
牵引着他们的每一个动作
他用流血的鞭子尺度
精神自由的空间
他不许思想作声
甚至一声咳嗽
他划定生活的圈地
管制人类的渴念冲动和热望
他在人的头脑中布下岗哨
监视着每一个人在想些什么
和他的自然的嗜欲
人民必须聆听他的
口齿不清的浑浊的声音
每天的报纸都是他的
神经质的变化不定的表情
每一个字都是他的飞溅的唾沫
这个人类文化的警察
操动和运转着一切
像个邪恶的电钮──
广播──是他声音的外化
诗歌──是他的另一个名字
他的个人意志
就是思想
就是道德和良心
就是历史
他死了
阴沈的人们沉默着
忍耐着坚持着等待着
不敢怀疑他已经成为过去
人们在恐惧中怀着希望
在希望中摆脱不了恐惧
人们明白
一轮炎日下沉了
它的扩散的余温久久不能消尽
一株大树倒下了
漫天扬起的灰尘将缓缓降落
一个暴君倒下了
他的阴魂还在太空中游荡
消逝了他的形体
心灵上还有他的
没有火化的神位
没有焚烧的遗容
然而我看见
在死神面前他正在受到正义的惩罚
这个「大人物」同样渺小
他并不是人类中的特殊动物
他在那边 在世界尽头那边
不由自主地听凭盲目的黑暗力量的摆布
当我回过头来我看见
他的黑色的旗帜徐徐下降
被它长久遮住的蓝色天幕上
自由之神露出了头顶
它正在现身
开始向世界走来
带着朝霞与露珠编成的花环
摇曳着光明的舞步
踏响着晨钟的节奏
人民从千代蓄积的麻痹中惊醒
挣脱了顺从和绝望铸成的镣铐
迎着它步步向前走去
他们像骚动的大森林般嗡嗡着
──我们认得你 自由
1976年9月9日
我站在中国的大门口说话
1979年7月21日（星期六）新华社记者徐西记来访（二十日徐曾与我所在贵阳针织厂宣传科金思钟来家采访未遇），要我写一篇对自己的“错误”（即我在民主启蒙运动中所提出的应对毛泽东“三七开”、对“文化大革命应重新评价”和对国际社会提出中国人权问题等” ）有所“认识”的文章。
他说：“此文将以英汉文同时向国内外发表。”但是，我完全违背了他们的意愿，为此写了下面这篇与他们要求极端相反的文章。结果使他们大所失望，本应“受宠若惊”的我也许却为此“失宠”。不仅如此，似乎还由此决定了我终生的政治命运，使我从此被不成文地内定终生剥夺政治权利。这篇文章也从此音讯杳无，但它却比较真实地接近表达了我的意愿。
1979年8、9、12月，《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先后来访。《人民日报》特派记者为曾同华国锋出访的王永安和已故国际政治部主任周修祥。他们向我传达说，所采访内容将在《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以四个版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表。后来，因当时坚持两个“凡是”的主政者华国锋不同意，此文发表于《人民日报》内参，文章题名为《启蒙社始末记》。
“始”是思考者“启蒙”之“始” ；“末”是执政者强行打压之“末”。
文章开头曾让我过目，真实写到我的“反动出身”和一生所受迫害，让一个纯粹诗人的我感动落泪。原本文章极长，其余却未敢让我本人过目、表示认同。
此文在2010年8月18日《往事》第九十九期“解冻”，作为当事人或知情者的我，这才发现什么是至今未改的令人蒙羞的“暴力加谎言”？！文中的我成了经党由公安出面“教育”思想觉悟“得以提高”者。“认同”和“拥护”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或“党的四个坚持”。
与此先后，我同时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0卷中，我是一个“热忱的马克思主义者”。民主墙时期第一个结社的本为“启蒙社”，第一份民刊为该社的《启蒙》。现经“党史专家”考认指出，当时率先结社和创刊的，“大概是”已获“平反”的“四五运动”背景上出现的《四五论坛》”。
竟公开歪曲和虚构近现代和当代史实、一以贯之蒙骗国人和遗误子孙！
什么时候，中国大陆执政党对“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史实还其历史真实；对毛泽东所发动的包括“文革”在内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还其浩劫的本来面目；对“民主墙一代”思想文化作为不泼污抹黑，坦然兼容异见和多元文化、让社会同“党文化”公开比较和取舍，敢于真正实施中华民族当代人文精神的变革；勇于面对举国上下、包括国际社会还“六四”运动以血腥镇压的真象，而不是至今不改人为混淆视听的劣习……那么，就不会继续假话连天，而能象温家宝一样面对“民心向背决定政权存亡”的警讯有紧迫感，正视民怨“趋近白热化”、民心“已丧失殆尽”的当下社会现象的真实？！
我为我的时代说话：
时代应听取人民内心的呼声。
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伟大的中华民族子孙。
我是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的普通工人，《火神交响诗》、《致卡特总统》、《论历史人物对历史的作用与反作用》、《田园交响诗》（《我的奏鸣曲》）、《倒下的偶象》、《民主墙颂》等篇大字报诗文作品的作者。
我是一个受害者，思想上的怀疑者和探索者，在长期蒙受精神迫害中独立进行自己思考的人。
我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先进的总是要代替落后，新生总是要代替腐朽，这是大自然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抗拒的法则。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时期。中国需要变革。
共产党也是需要变革的、更新的。
我所认识的共产党，是一个曾经领导人民群众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改造成为光明的新中国的党，是面向实际、正视现实、勇于承认错误，敢于承担自己责任的党。
这是一个不同于林彪、“四人邦”式的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党。
社会主义也是需要进行比较的、选择的。
我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也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的社会制度。它不是一种僵化的模式，不是现代极权主义，它现在还很不完善。它必须在亿万人民无比丰富的社会实线中不断革新、不断发展，才能日趋健全、日臻完善。把普遍贫困化、愚昧、落后、禁欲主义、无文化、囚禁精神生活当成社会主义是为人民深恶痛绝的，是反科学的。由于林彪、“四人邦”的横行，中国年轻的一代经历了迷惘、怀疑、思考和觉醒的痛苦的历程。作为其中一员，我曾对他们那种假社会主义大胆地提出了怀疑和否定。
我坚持政治上的正义感，坚持探索真理和维护真理，也坚持思想、文化、艺术领域里的民主。
我曾以我的大字报作品提出反对偶象崇拜和封建迷信，但这不能被具体解释为反对毛泽东。我认为，以辩证的观点看问题，他一生是有错误的、特别是晚期。毛泽东主席是人、不是神。领袖是一个集团。我反对林彪、“四人邦”的造神运动和领袖观。他们猖狂煽动现伏迷信，不但不是对领袖的科学态度，相反彻底歪曲了领袖的形象，极大地毒害了亿万人民的心灵。真正科学的理论体系是不怕批评的，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
我是这样认识无产阶级专制的：它应该是人民群众享有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的强有力的保障，它只给阻碍社会前进的分子以惩罚。同社会主义一样，无产阶级专政在过去长时期中也同样地被彻底歪曲了。人民的法律保护不了人民。
启蒙运动也就是思想解放运动，它是为了冲破罩在整个中国土地上的现代迷信的沉雾，反对林彪、“四人邦”的封建专制主义、蒙昧主义、教条主义、现代法西斯主义，砸烂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闭关锁国的锁链，使科学与民主的火炬熊熊燃烧。
我不是一个英雄，却是一个抗暴者。我在思想上憎恨和反对世界上一切地区对人民施行的不义和暴力；在中国，我反抗林彪、“四人邦”的奴隶封建制的暴政。在那种黑暗的年代，我被长期敌视为“思想犯”而横遭一糸列迫害，我的兄弟也长期蒙受迫害，我的家属也受到株连，受到这种暴政的蹂躏的还有成千上万的无辜者。
这种暴政正在中国消亡，我也期望着它在世界上消亡。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曾经说过，在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在人类共同生活的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人权！人权是没有种族、民族和国界的区分的。我希望世界上的一切地区的一切人都能享有人权；在中国，我和我的同时代人也能享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民权。
在我的理想境界里，地球是诗歌、音乐、艺术的摇篮，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家园，人与人是兄弟。
我通过我的大字报（注：同时包括公开散发的油印《启蒙》民刊）作品所提出的一切问题，都是独立思考的成果，它正在接受和将要继续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人民将对它作出公正的裁决。
我和全体人民一道把我的信赖交给新的党中央，以求献身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呼吁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共同完成民族统一的神圣大业。
我拉着板车，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坚守在工厂平凡的生产岗位上，坚持八小时工作制。我同时也驾驶着诗歌的飞船遨游太空，以诗人的愤怒鞭挞愚昧与黑暗，热情歌颂新世界、祖国、生活、大自然和爱情。
无论过去和现在，我都坚持说真话。
我将以文学艺术的形式继续探索真理。我的创作将表现我的思想个性，忠于社会良心。我相信，社会主义民主将给人民以真正的发言权和出版权。
我的亲爱的祖国已经向外部世界打开了它古老的大门，我 一一 一个中国公民 一一站在这个大门口，第一次向世界公开说话。我深深地相信，世界决不会是最后一次听到我的声音。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于贵阳针织厂
中国当代历史回顾：
33年前“民主墙”启蒙运动中
面向国际公开披露铁幕后中国人权真相
致 卡 特 总 统
中国“启蒙社”自由民刊《启蒙》第三期
1978年12月15日初稿于贵州省贵阳市
1979年元月一日首发于北京天安门广场
再次以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之前所写的此文，兼致今日美国和台湾当下执政者：欧巴马和马英九先生，为二位直面历史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人权”无可回避的“实质与真相”提供参照：
今天的中国其社会体制的深层实质变化了没有？！
还是同以往历史年月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
尊敬的卡特总统：
您好！
今天是一九七九年元月一日，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值得纪念的日子，是中国和美国、我们伟大的国家和您们伟大的国家正式建交的日子。中美建交实现了两国人民长久以来的强烈愿望，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合作和了解打开了广阔的门户。它不仅将增强两国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交流，扩大和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且将有力地促进和稳定亚洲和整个世界的和平。我们相信，每个中国人和美国人都会在心里说：“好极了！早就应该这样了。”
为此，请允许我以一个人的资格向另一个人的您并且通过您向全体美国人民伸出手来表示祝贺。
在我们心目中，您不仅是一个总统，也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地球上广大人群中的一个平常的人！
我们是中国年轻的一代，是曾经在失望中痛苦地挣扎的一代。长久以来，我们向往着您们美丽的国家和美丽的人民一一我们蓝眼睛的兄弟。我们多么希望知道在同一个天幕下的另一片大陆上，在本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在灿烂的星条旗下，那儿、“阿美利加”，发生了些什么？美国人民在想些什么、说些什么、做些什么？然而在那些日子，我们这些极为平常的想法却几乎是在一种近乎犯罪的心理状态下存在的。我们想向美国人民唱一支歌：“我歌唱您，阿美利加人！”但是我们不敢唱。一道无形的铁幕挡住了我们。一种由愚昧和偏见构成的政治和文化心理长城横在我们与您们之间，横在一个民族精神和另一个民族精神之间，横在我们这一部分人和您们那一部分人之间。
从童年时代起，人们就给我们描绘您们是人世间的“妖魔鬼怪”、是“老虎”、是“狼”。您们给我们留下了一种极其古怪和恐怖的印象。那时候，我们曾试图从精神墙垣的缝隙中向外探视，从它因腐朽而倾塌的缺口里向外部世界偷看：“美国，究竟是个什么怪物？！”然而，我们看不见您们的真相。现在，我们的共和国和您们的合众国已经正式建交了。铁幕拉开了。隔开两国人民的精神墙垣正在拆除和将要彻底拆除。我们已经完全有可能站在地平线上向您们和世界眺望。我们将听见美利坚的青年朋友发出愉快的“哈罗”声。美利坚的青年朋友也将看见挂在我们脸上的微笑一一中国的微笑。友谊与了解的微笑。
尊敬的卡特总统，我们是一群中国工人，中国年轻一代的无产者。值此我们两国建交之际，我们想向您一一我们的美国朋友一一作一次破天荒的友谊的对话。我们想向您谈谈人权的问题。谈谈有关我们的民主和法制的问题。我们的国家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正在进行新的长征。正在一心一意、同心同德地大搞四个现代化和把党的工作的重点放到四个现代化方面来。这在我们的国家里，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端。它将在我们民族的生活史上揭开一场巨大的政治变革和经济变革的序幕。随着四个现代化的进展，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传统的政治、经济、法律、道德、伦理等方面的观念也必将发生与四个现代化相适应的新的变化。我们完全拥护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规划，完全拥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维护当前的安定团结的局面。因为这种局面是必不可少的，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的意愿。
但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人权、民主和法制的健全是大关键！！！
没有人权，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没有健全的法制（其中包括政治上的错误的明确的法律界线和保障宪法具体实施的法律条文）四个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甚至真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正着手实施民主，但我们的民主不是很多、而是很少！还应该更多些、更多些，但绝不是什么“自由化”。伸张人权、呼吁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并不可怕，并不是什么“动乱”，不是安定团结的反动，而是四个现代化的重要和必要的组成部分。它只会增强安定团结，给一代人带来长久的和平、幸福和安宁。
要不，即使四个现代化实现了，果实也会被那些专制者、独裁者全部占有和窃取！！！
人民是不会尝到四个现代化的甜头的！！！
我们呼吁人权！呼吁社会主义大民主！呼吁作为一个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理应享有的思想自由和我们宪法里明文规定的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和人身自由等！！！
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享有这一切！我们失去了这一切、没有这一切！！！
那些政治骗子，视人权为异端！他们蔑视人权和民主！害怕它、恐惧它！！！
他们把“民主”这个概念颠倒过来了、变成了“主民”！他们成了人民的当然的主人！！！
他们害怕“人权”这两个字！回避它、不敢提这个东西！没有胆量正视这个东西！！！
因为有了这个东西，就有了人民真正的政治自由，而没有了他们不义的权力！！！
而人权的要求却正是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人民心里需要的东西！！！
曾几何时，我们的“共和国”虚有其表，它虽然没有封建专制主义的外观形式，但每一个身心健全的人，却具具体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和体会到：
封建专制主义或封建社会主义的存在！！！
“一个公民的政治自由是一种心境的平安状态。这种心境的平安是从人人都认为他本身是安全的这个看法产生的。要享有这种自由（注：在英国要是一个人的敌人就象他的头发那么多的话，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故；这是不得了的事。因为精神健康和身体健康是同样必要的。《英格兰札记》）就必须建立一种政府，在它的统治下一个公民不惧怕另一个公民。”（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但作为一个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们惧怕的东西却太多了：惧怕诬陷、惧怕便衣、惧怕得罪“顶头上司”，惧怕不可违背的“长官意志”，甚至惧怕说一句真心话，因为说了一句真心话，也要联系到脑袋是否存在，这里何见人权与民主的影子？！
由于我们国家的法制不健全，人权和民主得不到保障，无故受害的不仅是群众，甚至也包括我们党的高级领导人、包括许许多多革命老前辈。在我们的共和国里，历来的运动是很多的，我们这一代却几乎是在被运动中长大，而有些运动则完全是为了争权夺利，凭个人意志就可以发动一场规模巨大的“运动”或是“革命”，而不管这场“运动”或“革命”是否出于必要？是否有利于提高生产力和发展生产？是否会对整个民族带来多么深重的灾难？！在某些时间延续得特别长的“运动”或“革命”的期间内，无论党内的民主或是群众的正常的民主生活都得不到保证，被运动者失去法律的保护，而运动者可以超乎法律之外，竟可以不受法制的制约。任何事物都有个暴露和认识的过程，时间越远事物就越明显。现在当我们回头去看某些党内斗争时，我们看见的是以“党的面目”出现的个人独裁，是对异已和不同意见的排斥、压制和不择手段的无情打击，如我们党的刘少奇、彭德怀和至今连尸骨也找不到的陶铸同志以及“我们敬爱的邓总副总理”，都是全国人民有目共睹的党内不民主的受害者。在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中，我们看见的是被愚弄和被运动的群众，他们象被人抽打的陀螺一样彼此在运动中“相互摩擦和冲撞”，在一种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挑动下，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人之间处于永无休止的冲突之中。法律被有些人认为只能管一部分人，不能管另一部分人，他们可以无可怀疑地凌驾于法律之上，搞一言堂，独断专横、破坏民主、践踏人权！！！
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独裁的病毒以及林彪、“四人邦”的反动思想体系的影响，至今还有一些人的头脑中还存在着特权思想和等级观念。他们总以为作为一个人，他们要比另外的人高一点、大一点、特别一点。他们蔑视他人享有人的尊严和独立的精神生活，蔑视人的个性，蔑视人的一切自然渴望和适当的权益，一句话，蔑视人权！！！
仿佛他们是“人类中的特殊动物”，殊不知“一个耗子死了和一个帝王死了在死亡的意义上价值等同”！！！
在林彪、“四人邦”专制主义淫威下，我们这一代经历了多么大的痛苦。共和国已经存在了这么多年，明明作为阶级差别的旧的经济关系早已改变，私有制已经改变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剥削者已经被强迫从事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他们却偏偏要说在人民中间还存在着“阶级”。他们不去发展生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却成天高喊“阶级斗争”。他们脱离社会客观实际，人为地制造一种“阶级”的观念，为搞阶级斗争而搞阶级斗争，用以掩盖他们争权夺利和愚弄人民的实质。在他们看来，到处都是“阶级斗争”，到处都发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到处都是只存在于他们头脑中的“假想的敌人”，他们借此混淆人民的视听，达到维护他们罪恶统治的目的。
他们的敌人是那么多：有思想、有勇气、有良心的作家、艺术家是“敌人”，有意见敢“放”、有观点敢“鸣”的学者、教授、编辑是“敌人”，富于独创性的、勇于表现自已个性的音乐家、画家、电影演员是“敌人”，不迷信“菩萨”敢于维护真理、探索“禁区”的人是“敌人”。总之，一切不愿意做“套中人”的敢想、敢说、敢干的、思想真正地冲破牢笼的人都是他们的敌人！都可以借用各种“运动”或“革命”打下去、压下去！进行残酷迫害和极其恐怖的镇压！！！
他们就是要你在套子中思想。在套子中生活。在套子中度过一生！！！
否则，你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你就是“右派”、“反革命”、“坏分子”！！！连带着红领巾与共和国一起长大的一代人也被他们套老了，没有青春、没有理想、没有精神生活、没有闪光的回忆。岁月在“今天重复着昨天的日子”中消磨。生命在机械、单调、乏味中白白虚度。他们到处树菩萨、造神象、把领袖人物“偶象化”，逼迫人民叩头作揖、顶礼膜拜，把人的意义歪曲得不成样子！正象我们开始富于暴露性的党报所说的，在那些黑暗的年月，谁损坏了一枚象章，谁弄坏了一张伟人象，谁说了一句牢骚话，就以反革命罪论处。一个基层单位就可以无视法制，自行给公民定罪，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从青年戴到壮年，从壮年戴到老死！有的人甚至从童年时代就被戴上什么“阶级异已分子”之类的帽子至今！这些单位不经法院就可以终身剥夺一个人的政治和经济权益。应该重申：必须明确政治上的错误的法律界线！不能随意践踏人权！随心所欲地对公民加以法律制裁和非法迫害！
必须制定确保宪法实施的具体的法律条文，否则宪法上规定的人民的各种权利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言论自由”就会被人看成“反动言论”、“反革命舆论”；“思想自由”就会被人扣上“非无产阶级观点”、“思想反动”的帽子；“结社自由”就会被人诬陷为“反动组织”、“反革命集团”；“集会自由”就会被人借口钻进“坏人”、“阶级敌人”而任意对公民进行抓捕；“罢工自由”就会被人歪曲成“有意破坏生产”；“示威自由”就会被人指控为“扰乱社会秩序”；“出版自由”就会被人捧出“金科玉律”对作品进行扼杀，而不是取决于人民的意志，以社会实践作为检验作品的唯一标准；“人身自由”就会被人偷换成“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概念而以“组织”的形式强加干涉乃至野蛮的压制……
尊敬的卡特总统，我们常常在想，为什么象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由这样少、这样缺乏，而使人无时无刻感到的仅仅是“全面专政”的一面？！为什么我们往往闭口不提人权，长久忽视这样一个本世纪世界议程中的中心议题，不是由我们而是由美国把人权的大旗高高擎起？！（难道说“具有先进社会体制”的国家里不要人权吗？！难道人权仅仅是您们资产阶级国家的东西吗？！）为什么我们要堤出“防修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不用提出“防止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发生”？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会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象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竟复辟为资本主义），而不能防止自已“无产阶级的国家”变质？而资本主义却绝不能演变为社会主义，而无须防止资本主义国家的变质？难道他们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竟如此安于现状，如此缺乏阶级觉悟和反抗精神，如此没有改变现实的要求吗？！难道这一切不值得令人深思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去寻求这些问题的积极答案吗？
在我们国家里，我们常常听到有关民主的说教，认为无产阶级民主是最高类型的民主，但这仅仅是一种理念，它还远不是既成事实。这里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恰恰是民主是个外来词汇，它源于希腊，意即人民政权。民主制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它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而仅仅诞生几十年的无产阶级民主制还远远谈不上成熟，它还存在许多缺陷（如我们现状中还存在专横独裁、官僚主义、假公济私、迫害群众、一花独放、一家独鸣、人民没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自由、没有迁徙的自由、没有发表自已的意见和出版自已的作品的自由、公民不敢批评领导人、不敢批评自已的政府、不敢触动“长官意志”等等、比比皆是），无产阶级民主制在力量的对比上也远远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完善，它还没有成为强有力地促进社会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和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巨大杠杆（如曾几何时，我们的经济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水平不能逐年提高反而猛烈下降，科学技术远远被甩在世界先进水平的后面。文学艺术苍白贫血、枯躁乏味，处于极度的窒息状态），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比较完善的民主制总是和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联糸在一起的（虽然您们的民主制也有它的不足，但这里是相比较而言）。我们相信，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就其本质意义来说，是有可能充分调动全体社会成员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高速度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其达到最高类型的民主的境界的。这样的民主是和四个现代化在本质上相适应的。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距离这个理念很远，我们的民主制所客观存在的各种弊端，却成了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严重障碍和桎梏。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必须着手和已经开始着手扫除这些弊端。同时，无产阶级民主制还没有真正做到在广大的范围内为全体公民的社会利益服务，它还不能防止无产阶级的国家变质。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不是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是要防止封建主义复辟，因为我们的共和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母胎里孕育出来的，我们的国家根本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我们国家的前一时期的现实状况正是比中世纪更黑暗、更恐怖、更野蛮的封建主义的复辟。林彪、“四人邦”这些骗子能够在中国搞现代封建主义，正是钻了无产阶级民主制不成熟、不完善、还存在有许多缺陷的空子。所以，防止现代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复辟，正是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切切不可忽视的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
尊敬的卡特总统，一个国家是否尊重人权、维护民主，既与它的法制是否完善分不开，更主要的是与它的社会结构分不开，如一个全国实行专制的君主总是首先独揽各种职权，象东方的一些国家存在着的情况一样。在这些国家，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往往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因此可怖的暴政便会统治着一切。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所指出的：“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一代人没有享有真正的人权、作为一个人我们没有自已独立的个性和生活方式。我们国家的各民主党派也徒具形式，老的老了，死的死了，打的打下去了，还有什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可言？！国家的一切公职人员的选举，从人民代表到各级领导，完全是任命、指定、授意选出，根本谈不上真正的经由人民选举产生，更谈不上不称职者可以随时撤换。这些公职人员可以超出群众的监络之外，由社会公仆变成人民意志的主宰。一个堂堂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度披着的是共和的外衣，骨子里都是专制独裁，它根本违背了无产阶级的第一个政党一一巴黎公社的原则，它也没有胆量对巴黎公社的伟大原则作一次大胆的社会实践！
尊敬的卡特总统，我们知道，您们有您们美国人民引以为骄傲的《独立宣言》，有您们美国史上光荣的一页一一美国独立战争。马克思在评价《独立宣言》时指出，在美国“第一次产生了一个伟大的民主共和国的思想”；列宁在谈到美国独立战争时说，它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早的最伟大的真正的解放战争”。《独立宣言》中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他们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力，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是损害这些目的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
您们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则正是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今天我们两个国家已经正式建交，我们希望了解美国，更多地、更真实地、更全面地了解美国。如果不是一种奢望，我们多么希望能够以一个普通中国公民的身份（而不是政府指定的官员永远代替我们）到美国去看一看，让人民成立一个“中国普通公民参观团”去美国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怪物？从而对世界上的不同的国家的各个方面作一作比校，然后决定我们的选择：我们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我们应该扬弃什么、应该留下什么？！
当然，美国和他的人民对我们也不是完全陌生的，我们头脑里有着一长串闪光的名字：
那就是华盛顿、林肯、杰弗逊、倍恩、富兰克林、惠特曼、爱迪生、海明威、艾略特、杰克伦敦、马克吐温、福特、尼克松等等，他们中间有的对进步政治、科学、文化作出过杰出的有益的贡献；有的为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完成中美建交的历史性大事作出过积极的辛勤的努力。
尊敬的卡特总统，我们敬爱的邓副总理即将应邀访问您们的国家。他将代表八亿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带去美好的祝愿。他是我们时代中人民最信任的人、宽洪大量的人，最有见识和实事求是的人。这是我们人民通过考察和实践现在对他所获得的认识。中国与世界隔绝已几十年时间，但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心灵并没有因此而隔绝。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抱有好感，对中美建交感到高兴。美国是今天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它的高度的社会文明必然与它的高度的社会民主相适应。因此在相对的意义上来说，它也是今天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
在美国，人的价值和“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受到重视和正常的探索，并且正在揭示它可能具有的深刻而丰富的内涵。美国人民享有很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也享有远比世界上其它地区的人民更多的精神自由，这是不容置疑的。
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绝不惧怕另一个公民，不管这另一个人握有多大权势！
他们不会因为正常地批评了自己国家的“头号人物”而构成“犯罪”，以“反革命”或“坏分子”的名义受到逮捕；国家的最高元首也不会因为触犯刑律而不受法律的制裁，因为他同样象一个普通公民一样受到法律的约束，法律有比他个人更高的威严！
人权在今天的美国人民中受到普遍的珍视和尊重。美国的文化普及程度很高，美国人民是很有教养的人民，他们不缺乏高度的民主素养。我们相信，他们自己享有的东西，他们也希望地球上的其他兄弟同样能够享有。人权在今天的美国人民心目中是个传统的字眼。从美国最早的《独立宣言》和卡特总统最近的讲话，我们都注意到这两个字的闪光！“人权”不管是对于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在人类共同生活的这个星球上，它是没有种族、民族、国家的区别的。它是我们时代全体人类共同的愿望和渴望。
我们国家是个发展中的国家，它的信仰是马克思主义。这一信仰和人权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我们年轻的一代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探求一种发展中的新的哲学观念一一实践哲学；并且试图在马克思主义未来发展中去探索它的基本原理本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不害怕检验的。永远运动的物质以及物质运动所固有的辩证规律这一原则也同样是适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人们曾好心地描绘了一种美丽的未来，那时候人们生活在共同的社会政治体中，世界变成一个大同的社会结构，中国的几代人深信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但当我们回顾我们以往（回顾以往是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和面向未来），特别是当我们按照一种实饯的哲学观点实事求是地去检验这一理念的时候，我们发现人类社会（无沦是中国还是世界范围内）情欲的发展并没有导致这样的趋势。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世界发展的客观情况并不是朝着大一统的单一化的方向发展，而是给我们科学地披露和揭示了世界多采多姿的多元化运动，人们普遍寻求表现和发展不同个性的机会和条件。
我们觉悟到并没有任何一种人为的固有的规律在主宰世界，能够确定世界运动的方向。
每个时代只有产生于它自身内部的那种特殊的历史必然性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无论是为反抗英国殖民者的暴政和残酷掠夺的美国的民族独立战争和它的被马克思称为“第一个人权宣言”的《独立宣言》的出现；无论是第一次宣布“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的《人权宣言》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生；无论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为无产阶级纲领性文件的《共产党宣言》的问世和以此为实践指导的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暴发，都不是一种我们在理论上已经习惯认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的必然规律”在起作用，而是取决于某一时代自身内部的各有其特殊因素的真正的历史必然性。
诚如任何理论都不是“设计”好的，任何革命也不是“规定”好的。都不是受某种人为的“规律”概念制约的，都必须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的。
在我们当前所生活的这一历史时代，人权是全世界汹涌澎湃的浪潮。
这是本世纪人类要求对人的价值重新估价的强大的呼声！是全人类意识新的觉醒的表现形式！是集中一切进步人类的视线的时代的中心课题！
这一潮流是谁也抗拒不了也不能抗拒的！！！
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以及其他国家的人民，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大陆上，有着不同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但是人权却是全人类共同理解的东西。任何国家的人权问题都应该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同情和支持！！！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我们的共和国自成立以来，宪法明文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权利。但是这些权利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得到兑现和实施。我们国家的宪法虽然几经修改，但人民的权利并没有因宪法的修改而增加，而是越改越少、越修越少。开始结束这种人民无权状况的，是在党的十一大路线精神指引下由叶委员长亲自主持制定的五届人大新宪法，正是在这一不同于以往任何宪法的新宪法的保障下，我们开始真正行使自己的权利，于1978年11月24日在北京（新注：当时地点在天安门广场、面对的是毛泽东纪念堂、整个中国大陆和国际社会）成立“启蒙社”。
“启蒙社”是我国解放后破天荒第一次由群众自发组织的人民会社。它自成立一个多月来，没有受到阻止、干涉、压制和扼杀。这雄辩地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证明了五届人大新宪法是一部真正维护人民民主权利的伟大宪法，是一部说话算话的宪法。我们今天能够享受到结社的权利和可能争取到的“出版自由”的权利，这要感谢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感谢叶剑英委员长，感谢因保护人民民主权利而赢得人民信赖和拥护的邓副主席，人民需要民主，人民更需要保卫民主的领袖。这样的民主和领袖正在我们国家出现。我们希望，无论现在和将来，这样的民主将不会被人收回，这样的领袖将不会使人失望。
向您和伟大的美国人民致敬！
未来属于进步人类！
中美友谊万古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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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注：
数十年后的历史证明，异质于共产党内的胡耀邦、赵紫阳，邓小平是个政客，同毛泽东一样是共产专制独裁者！！！
这位一度自身受到过毛泽东打压者，复出前曾渴求获得民间的广泛支持。1978年10月10日午夜，“启蒙”第一期“大墙报”出现于北京王府井大街。次日10月11日白天至深夜，王府井大街交通堵塞、人山人海，这就是曾一度出现在北京的中国社会公民运动中最早的“占领王府井”行动！！！
大势所趋，在当时改革开放之前，由民间启蒙社首先提出“批毛反文革”的历史问题，获得民间也同时在共产党内受到一些人的认同。其声势浩大，震惊中南海，当时邓小平曾公开面向国内外社会发出赞美之声：“民主墙是个好东西” ！对民主墙表示支持、力挺群众运动！正因此如此，他也才一度赢得人民的“同情、信赖和拥护”。
然而，也正是这位“邓副主席”，恰是一位“使人失望”和“收回民主”的政客！扮演了上世纪全民思想解放运动中，以暴力加谎言对“中国民主墙”运动实施铁腕镇压者的角色！
事实向中国人民证明，今天中国社会的深层变革，只能寄希望于现代公民社会群体意识的普遍觉醒，而不是寄托于一如既往专制独裁的执政党！！！
任何社会大权独揽的专制性质，都无从跳出个人或党派私欲、从中孕育和产生出现代社会高层次的精神意识，从而改变中国社会政治的现实格局！
更无从面对全球真正开创21世纪伟大中华民族文化的新的辉煌！让自身真正具备参与或引领人类文明整体转型的全过程的资质！
若说今天中国社会与毛泽东执政时期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一个毛泽东死了！毛泽东身后出现的是大大小小的一群毛泽东！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专制独裁的毛泽东的无数分身！！！同毛泽东玩“大文革”的“四人邦”垮了，“六人邦”、“七人邦”仍步其后尘，以搞“小文革”为权谋，继续愚弄社会，积累和捞取政治资本，欲求在权争中颠覆政敌、而至民生而不顾。
中国改革开放前夕，一代人曾对邓小平寄于期望，结果历史证明他的政治与经济的“改革”与“开放”，只是“经济改革”的“单脚跳”而回避社会政治体制改革，这就是事实和史实：这一国史或是他生前未竟之事；或是他留下的专制历史的后遗症！
当年邓小平应邀访美时，卡特曾向他具体提及中国人权问题。“人民敬爱的邓副总理”小平同志归国后，对敢言的一代人实施打压，魏京生、任畹町、刘青、徐文立、王军涛、王希哲、傅申奇和当初“启蒙社”主要成员杨再行、李家华、莫建刚、方家华、梁福庆等及其后贵州“人权研讨会”陈西、黄燕明、糜崇标、廖双元、吴玉琴、卢勇祥、王藏们均为先后持续受害者。
而在全国范围内，从过去到现在，饱受打压而无惧暴政的人权抗争者高智晟、胡佳、陈光诚们早已不是个别或孤立现象，而在社会底层和互联网世界已凝聚成风起云涌的当下社会的趋势……
数十年已过，当初一介平民的我由此被扣上一顶“害群之马”黑帽，至今黑名单上有名。时间已跨入21世纪，中国社会未还历史以清晰的“真相”和澄清几代人权抗争者的天然本色！何谈全社会政治和文化改革？！
文革浩劫的血腥背景上，中国出现民主墙运动，当时网开一面、终获容忍面对社会和公众亮相的唯有“朦胧诗”。
时过境迁的今日面对新的世纪和新一代人，借互联网时代之便，将此文电子版首次公诸于众，以“真话”对照“谎言”，让历史是非分明、大白天下！
民主墙时代“启蒙社”民刊第1期《火神交响诗》（1978、10、10、午夜张贴于北京王府井大街），第2期《评“火神交响诗”》和《论人权》（1978、11、24、张贴于天安门广场），第3期《田园交响诗》（1978、12月底于天安门广场），第4期《致卡特总统》（1979、元月一日公布于天安门广场、门对“毛泽东纪念堂”），第5期《论历史人物对历史的作用和反作用》（1979、2、25、西单民主墙）。
同一时期，继“启蒙”之后出现的第二个民间社团和民刊是“中国人权同盟”，曾首次破天荒全文公开传播法国启蒙运动历史上的《人权宣言》！！！
1979、3、25、民刊“启蒙”以《民主墙颂》一诗发表于西单民主墙，与此同一时刻，“探索”民刊主编魏京生发表《是民主还是新的独裁》，公开怒斥复出后重又大权在握的邓小平对民主墙实施下令镇压，而成了以莫须有罪名在“民主墙运动”中第一个获判重刑者，由此震惊中外！！！
民主墙在全国受到封杀和镇压后，启蒙社成员、列车员梁福庆只身顶风冒雪赴京在天安门广场公开拉出中国需要“民主启蒙”运动的横幅！
20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100周年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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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