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劫难 第六章 当前中共外交战略的重点

第五章    控制传媒、驯化学者与政治和尚──中共的文化与社会统战

第六章    当前中共外交战略的重点

一、总体外交战略的调整
        ——扼在台湾脖颈上的铁手

从欧洲中世纪神权政治为让上帝成为全世界唯一的信仰而发动的十字军东征，到希特勒要实现“高贵的亚利安人”对世界的统治，再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意志——不同历史时期中，各种西方极权主义文化政治形态的一个不变的主题，便是以神圣的理想主义旗帜的名义，为实现一种意识形态对人类心灵的绝对控制，进行全球性扩张。西方极权主义思潮的这种天性，恰构成中共的外交战略不变的魂。只不过随政治命运的起伏跌宕，扩张的野心有时公然裸露出来，有时又被刻意隐藏起来。

中共的外交战略根植于全球扩展的野心，同时，决定其外交战略时代性目标和战略样式的，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独裁者或者寡头独裁集团的个人政治野心，一是维护极权专制的政治存在的需要。

中共建政之初，为巩固其极权专制，中共外交全面倒向苏联，与自由民主阵营为敌。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起，具有绝对权威的独裁者毛泽东的个人政治野心开始主导中共的外交原则。同苏共争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并以“第三世界领袖”的资格推行共产主义的全球扩张——这个毛泽东个人的政治野心，成为中共外交战略的兴奋点。由此，中美关系渡过冰河期，两国建交，从不同的政治意志出发，共同以苏联强权作为敌手。

邓小平时代初期，中共外交战略仍然沿着毛泽东时代的惯性运行，即联合美国抗拒苏联。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遗留的巨大政治危机，特别是六.四事件引发的致命政治危机，邓小平时代的中共不得不采取所谓“韬光养晦”之策，收敛起毛泽东时代那种全球性扩张的外交锋芒。这个时期发生的两个历史性事件，促使中共对外交战略作出根本性的调整。

一九九○年，苏联东欧巨变，欧洲的社会主义阵营转瞬间土崩瓦解，冰消雪融。虽然中共长期同苏联争夺共产主义运动世界霸主的地位，不过，苏共的崩溃还是令中共深感“唇亡齿寒”。同时，苏联强权的消失既解除了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又消除了政治“领袖”的竞争对手，中共自然成为一百多年来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和政治象征的继承者——中共长期梦寐以求的政治野心竟然通过命运恩赐的方式得到实现，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从军事存在和政治存在两个角度审视，苏联退出历史都要求中共必须调整过去的外交战略。因为，以一个已经消失的强敌继续作为外交重点是没有意义的。

促使中共调整外交战略的另一个历史性事件，是台湾的自由民主进程取得了重大进展。在东亚地区，台湾是唯一不借诸外力，主要靠内部的政治进化，实现自由民主制度的范例。台湾的自由民主进程在中共内部引发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以胡耀邦为典型的中共党内的良知人士认为，大陆也应当像台湾那样逐步开始由思想自由到政治民主的进程。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为代表的中共极权顽固势力，则从台湾的自由化进程中看到前所未有的危险。这群杀人如麻的中共老政客仅凭借政治本能就意识到，台湾的自由民主在中国大陆十余亿民众中必然产生的政治示范效应，将构成对中共极权专制的致命的威胁。

六.四事件之后，中共政治腐败的最具根本性的标志在于，党内良知人士被清洗殆尽，政治的顽固派和贪官污吏却主导了中共政治的意志，并牢牢控制住政治权力。由此，彻底消除源自台湾自由民主化对中共的政治威胁，便成为中共政治意志和政治权力的基本战略目标。

中共顽固派消除上述政治威胁的具体方法，便是用所谓“一国两制”统一台湾。而“一国两制”既是一种侮辱，又是弥天之谎言——对中国大陆人是侮辱，对台湾人是谎言。 因为，“一国两制”的提出，表明中共权贵认为大陆中国人只配永远生活在极权专制之下，作中共贪官污吏的政治奴隶，而一个试图永远剥夺十多亿中国人政治自决权和选择权的极权政体，怎么可能真正让台湾人保有自由与民主；一个本质上仇恨自由民主的铁血强权，怎么可能 成为台湾自由民主的守护者？

如果剥去政治谎言的外衣，中共对台湾的基本战略内涵，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以统一之名，用极权政治的中央政府的权威，矮化、控制，并进而灭绝台湾的自由民主政治。

政治战略决定外交战略。邓小平时代后期，中共外交战略静悄悄地发生根本方向性的变化，即与俄国结成实质性的战略同盟；与美、日既联系，又斗争，无论联系或者斗争，都是以按照中共的意志解决台湾问题为出发点；同时，利用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塔利班和北韩，以及其他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牵制消耗美国的力量。

平庸的江泽民基本继承了邓小平时代的外交战略。不过，随着中共权贵市场经济以社会极端两极分化为代价积累起巨大的经济能量，中共外交战略中全球扩张的野心再度成为兴奋点——属于极权专制的经济能量，必然从政治扩张的方向寻找出路。当年的德国纳粹如此，如今的中共暴政也如此。不同之处只在于，纳粹的扩张直接表现为军事侵略，而中共的扩张现在还主要表现为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渗透。然而，无论如何，江泽民主政时期中共的外交战略的重心，仍在于为解决台湾问题服务。

当时中共判断，解决台湾问题只能用“军事斗争”为主的方式进行。所以，中共外交的绝大多数动作最终都指向一个目标：尽量争取美国与日本不用军事方式干预台海战争，或者尽量争取降低美、日用军事方式干预台海战争的强度。与之同时，中共外交部于上世纪末曾制定一个计划，要在从东南亚半岛，经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直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个广阔的弧形地域内，通过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渗透，使相关国家实质上变成中共的政治殖民地，从而形成对台湾的外围大包抄。争取台海战争爆发之后，这个广阔弧形地域内的国家给中共以外交和国际舆论的支持，从而压迫美国放弃或者降低对台海战争的参与度。

二○○二年，中共首席政治理论专家王沪宁主持完成了一个供中共高层内部参阅的关于外交战略的课题，题目是“大国外交战略”。在这个课题中，王沪宁深化了以解决台湾问题为外交重心的战略思想的内容。他不仅重申邓小平的相关思想，即解决台湾问题是保证中共专制国内政治安全所必须的，而且更从中共全球扩张视角来看待台湾问题的解决。他认为，经济能量的高速积累的结果，将合乎逻辑地导致中共的政治扩张，并声称“共产主义全球化的理想，很可能要由中国共产党人来实现”；“为冲破国际敌对势力利用太平洋岛链封闭我们通向太平洋，以及东进美洲、南进大洋洲的大国崛起必然迈出的步伐，我们也一定要解决台湾问题。要让台湾成为我们走向大国辉煌未来的踏脚石。”

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胡锦涛对中共外交政策作出指示性讲话，这个指示标志着，中共已经完成了外交战略的调整。胡锦涛指示的主要内容如下：既然党中央决定二○一二年完成政治上彻底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任务，那么外交活动也就有了明确而具体的方针；从现在起的一个历史时期之内，全部外交活动都要围绕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这个战略目标来进行；外交活动的总任务，就是要为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创造尽可能有利的国际条件，特别是要有针对性地作好和重要的相关国家的外交。

胡锦涛在这个讲话的最后说：“外交战线的同志们要深刻认识到，台湾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我们的核心利益。它不仅有利于巩固我们的政治制度，粉碎敌对势力妄图在中国搞资产阶级民主的阴谋活动，有利于保持西藏、新疆的稳定和长治久安，给西藏和新疆的分裂势力以沉重打击，同时也是我们在下个历史时期开拓更广阔的国际活动空间所必须的。”

胡锦涛的上述指示最终确定了当今中共外交战略。从此，中共外交的全部能量都将为实现中共对台湾的政治控制服务；外交，成为中共试图用以扼住台湾脖颈的一只铁手，直至台湾丧失自由，这只铁手决不会放松。在此种情况下，马英九的所谓“外交休兵”，只能令世人啼笑皆非。

二○○八年七月，根据胡锦涛的指示精神，中共外交部制定出对美和对日两个外交策略方案。据中共外交部知情人士透露，其主要原则如下：为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要继续加强与俄罗斯的实质上的战略联盟关系，同时，要采取有效外交措施，促使美国和日本在台湾这个关系到中共核心国家利益的问题上让步；为换取这种让步，中共将不惜暂时牺牲一部分外交利益。与之同时，中共会减弱对于同中华民国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外交力度。因为，这些小国对台湾问题的解决与否无关紧要。减弱对这些小国的外交活动的力度，既可以呼应马英九的“外交休兵”，增强马英九在台湾人心目中的威信，又有利于掩护中共以解决台湾问题为中心，加强对美、日外交的战略意图。另外，为麻痹台湾岛内的“敌对政治势力”，使马英九政府的两岸政策骗取更多台湾人的支持，还可以逐步放松对台湾以“中华台北”名义加入国际组织的控制。事实上，“中华台北”和“中国台北”在英文、法文等主要西方语种中并无区别。这种称谓在国际间的使用，有利于淡化，进而消除“中华民国”在国际法中的地位，而且这种称谓包含着台北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意思，所以，这个称谓被国际组织接受，也有利于为中共实施控制面板湾的战略制造国际舆论。

中共外交部在这个方案最后一部分写道：“只要我们重点作好同美国的外交利益的交换，就具备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国际条件。在这个方面，过去我们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今后将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争取尽快同美在台湾问题上达成战略利益交换的意向。”可见，中共外交的铁手已经伸向台湾的脖颈，而马英九却为中共恩准以“中华台北”名义参与国际卫生组织而欢歌曼舞，并要求台湾人同他一起欢欣鼓舞。我不禁困惑——究竟是马英九蠢得近乎白痴，还是马英九把台湾人当作白痴？然而无论如何，中共都会为马英九的献歌献舞喝彩。

二、对美外交
        ——政治商人间的利益交换

面对中共如狂澜即倒般的对台统战攻势，为数不少的台湾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仍然没有对台湾的前途表现出应有的忧患意识。很可惜，他们的无忧的心态不是建立在自信之上，而是寄托于美国保卫台湾的意志。当一个人，或者一个族群，不是把自己命运的希望建立于自信之上，而是寄托于他人的善意时，这个人或者这个族群的命运就已经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

迄今为止的历史表明，任何国家的外交战略，都是由该国核心的国家利益所决定；道德理想主义虽然有时会对国际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却从来没有能力成为国家间外交关系的主宰者。美国也不例外。只不过由于美国以自由、民主、人权为立国理念，所以其奠基于国家核心利益的外交常与自由民主的历史潮流一致。然而，由于历史的复杂性和命运的偶然性，美国的外交又会同一些自由民主国家的利益错位，甚至冲突。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美国会毫不犹豫地依照维护自己核心利益的逻辑行事，即使因此伤害了其它自由民主国家的核心利益，也在所不惜。其实，台湾对此已经有过痛苦的经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美国为对抗苏联，保障其在欧洲的核心利益，而有必要同中共结成政治联盟。于是，美国便果断与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并同中共建立外交关系。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困境和日益萎缩的国际活动空间，就直接肇因于美国的这一次几乎没有任何事先预警的背叛。尽管美国国会随后又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但那也并非出于对台湾利益的关切，而是基于对中共的政治信任还有待验证。

根据当今的国际局势，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不在台湾海峡。从地域的范畴来审视，美国的核心利益的重心在中东，因为，那直接关系到美国的能源安全；从政治力量的范畴来审视，美国的核心利益在于摧毁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精神之源的恐怖主义，因为，当代恐怖主义早已对美国宣战，并曾重创美国的国家利益。与之同时，中共却把解决台湾问题视为其最重要的核心利益之所在。这样一来，中共和美国之间就客观上具有了在各自的核心利益上作政治交易的巨大空间。中共早已意识到这个空间的存在，并展开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

事实上，美国为和中共作核心利益的交换而放弃台湾，已经出现了危险的先兆。如前曾述，陈水扁家族的贪渎的线索最初是由中共在海外的秘密力量所发现，美国则配合中共，对瑞士银行、新加坡和日本秘密施加外交压力，促使其将陈水扁贪渎的证据交给台湾的检调机关。瑞士银行和新加坡已经这样作了，日本还在观望。毫无疑问，稍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都会对陈水扁家族的贪渎罪行表示义愤，不过，美国配合中共揭露陈水扁家族的罪证，既不是出于对贪渎的义愤，也不是由于关心台湾政治的廉洁，而是美国认为陈水扁的政策激怒了中共，不利于台海局势的稳定，从而可能危及美国的利益。这件事情的警示价值在于提醒人们，美国可能在任何时刻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同中共作政治交换；特别是关系到其核心国家利益时，这种可能性必定会转化为现实性。

二○○八年六月之后，中共外交部已经为在二○一二年之前同美国完成双方国家核心利益的交换，开始了前期的准备和试探。中共在对美外交中的“示弱”也好，示好也罢，都是这种前期准备的构成部分。二○○八年以来，中共不惜给自己带来重大经济损失，继续购买巨额的美国国债。海外“中国问题专家”对此作出种种愚不可及的分析，或者认为这是中共的无奈之举，或者判定中共的经济决策者智商很低，或者推测是中共内部的美国代理人在起作用。事实上，中共此举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向美国发出明确的信号：在美国处于困境的时候，中共有愿望也有能力为美国提供帮助。

中共和美国之间不仅有在台湾问题上进行利益交换的空间，而且中共也拥有作利益交换的筹码。

中东是承载美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区域。在这个地区，中共至少有两个筹码可以用来同美国作交易，即同伊朗和伊拉克的关系。

伊朗基本上仍旧属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国家形态。伊朗的国际政治存在既是对美国的能源供应地的直接威胁，也为主要针对美国的国际恐怖主义力量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基地。而这两个方面都关系到美国核心的国家利益。就美国而言，只有用战争或者政治的方式改变伊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国家形态，才能解除对其核心国家利益的威胁；根据伊朗国内的状况分析，通过政治方式改变伊朗国家意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战争由此成为美国唯一可能的选择。而伊朗对抗美国的政治军事能量的最重要的国际关系来源便是中共政权。中共不仅在国际政治上给伊朗以强有力支持，而且秘密给伊朗提供包括导弹技术在内的实用有效的军事援助。上个世纪末，中共甚至秘密对伊朗作出意向性承诺：美伊开战后，中共可采取当年援越抗美的模式，即不公开宣布，但实际派军队，经巴基斯坦和俄罗斯，进入伊朗，直接参战。在此情况下，美国对伊朗开战，陷入越战式的噩梦的可能性极大。毕竟美国在东南亚实质上并不是败于越南，而是败于中共和苏联。所以，如果中共以撤出对伊朗的军事援助为条件，交换美国在台海的利益，对美国无疑是极具诱惑力的。

中共在中东的另一个筹码便是伊拉克问题。美国为维护其核心利益而果断展开对伊拉克作战的过程中，真可谓打在独裁者海珊身上，疼在中共暴政心上。海珊政权崩溃之后不久，中共就在中国大陆西北地区，选择同伊拉克地理类似的沙漠地带，设立了六个营级规模的训练营地，培训反美的伊拉克游击队员。训练营地由中共军队总参谋部负责，由公安部和国安部派员协助；现任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国安部副部长董海舟，都曾先后受命协助组建这类训练营地。为避免受训的游击队员将来被俘后暴露训练营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受训者前往训练营地的路上一律遮住双眼；受训过程中，身着中共的预备役军服；教官只讲阿拉伯语，受训人则不准学中国话，等等。

中共训练一个游击队员只需花费不超过一万五千元人民币。这些游击队员取道叙利亚、伊朗和土耳其潜回伊拉克后，却给美军造成重大威胁。美军每天在伊拉克的军事花费同中共训练游击队员的支出相比，完全是天文数字；在伊拉克的军费已成为美国重大的负担。如果中共享停止此项游击队员训练计划，来换取美国在台海地区的让步，美方也必会认真权衡利害。

中共已经开始了在中东地区对美国作出重大让步的准备。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近年来，中共不断作出努力，减少对中东地区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开拓俄罗斯等新的能源供应通道。二○○九年内，中共将签订在土库曼斯坦境内开发天然气田的三十亿美元的协议，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表现。

中共可以同美国作政治交易的另一个地方在东北亚的朝鲜。中共和朝鲜的关系是被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搞得最混乱不堪的问题之一。当然，中共的有意误导可能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西方“中国问题专家”有一个普遍的认知，即朝鲜在核武器和导弹等方面的举措，是由朝鲜独立决定，并违背中共的意志。但是，这种认知完全不符合客观真相。苏联还存在时期，由于也可以从苏联获得政治、经济、军事援助，朝鲜还曾对中共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苏联解体之后，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中共就成为朝鲜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唯一来源。对于朝鲜独裁者，失去中共的援助，就等于失去政治存在的可能性，就等于死亡。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朝鲜完全处于中共政治意志的控制之下。金正日的核表演不过是为中共以朝鲜核问题为筹码，逼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作交易所提出的要价而已。中共就地下核试验对朝鲜表现出的愤怒是虚假的，而世界似乎正在被虚假的愤怒欺骗。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东北亚地区与美国当代的核心利益相距甚远。然而，由于在中共意志的主导下，朝鲜成为伊斯兰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支持者之一，而朝鲜的核武化和长程导弹，不仅构成对美国的亚洲战略支撑点日本和韩国的现实威胁，同时也对美国产生潜在的威胁。这使得朝鲜的政治存在与美国的核心利益发生正面冲撞。对于中共，叫停朝鲜的核计划和导弹计划易如反掌。现在朝鲜的核与导弹实验，以及战争威胁，都是中共在未来两年内同美国作利益交换的前奏。金正日加重中共同美国交易的筹码，中共为金正日家族对朝鲜的独裁统治提供政治、经济保障——这便是中共和朝鲜关系的真实表述。

种种迹象表明，中共同美国的政治商人之间的交易很可能成功。在中共确定以主要用统战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下，情况更是如此。历史正在走进另一次台湾的悲剧：美国牺牲自由的台湾，向中共极权者换取美国的核心利益。因此而谴责美国没有任何意义；美国没有义务拯救台湾。如果台湾没有意志和能力自己拯救自己，那么就连上帝都靠不住。又何况许多美国人信奉的《圣经》里早有明训：上帝只拯救自救者。

以色列复国，美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身处十余亿人构成的充满敌意的阿拉伯世界包围中，以色列能以强国的姿态持续存在，则主要取决于以色列铸造出强悍的国家意志，以及从国家意志中涌现出的令任何强敌都望而生畏的军事自卫能力，其中包括违背美国意愿而创造出的潜在的核武能力。以色列的经验在对台湾表述一个真理：“面对强敌，自强自立是唯一的生存之道——要想得到天助人助，必须首先自强自立。”只是不知那些把台湾的前途寄托于美国的台湾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是否还有能力听懂这个无声的表述。

三、对日外交
        ——利诱与威胁

从鸦片战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侵略曾经给中国造成重大的国家伤害。尽管如此，中共自毛泽东始，便对日本有一份难描难述的亲切之情，并且不绝如缕，直至今日。究其原因，主要有下述三项：

其一，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共在国民党政府军的进剿之下，远窜陜北荒僻之地，势穷力竭，即将被歼。恰在此时，日本大举侵华，张学良背叛国府，蒋介石被迫放弃剿共，举兵抗日。中共因此得以命悬一线而未绝，并找到发展壮大的契机。为此，毛泽东向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直言感激之意，甚至放弃了对日战争索赔的权利。其二，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共为争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地位，与苏联决裂，进而势如水火，中共也因此承受极为凶险的政治、军事压力。在美国与中共建交之后，日本更急速跟进，同中共建立起紧密的经济和国际政治关系，形成对抗苏联的事实上的同盟。其三，一九八九年六.四屠城，中共暴政犯下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一时之间，神人共愤，举世声讨，全球抗议；自由世界各国纷纷以经济制裁等方式，证明自己对中共暴行的愤怒的真实性。然而日本却逆潮流而动，在那个血腥的时刻，继续保持并趁机进一步扩大对中共政权的经贸关系，为中共渡过危机，提供难得的国际政治的援助和经济支持。日本，这个曾在二次世界大战侵华过程中，杀死两千余万中国人的国度，显然完全不在乎中共杀死数千名中国学生。六.四血洗北京的主凶邓小平对此感激莫名。据中共元帅、前外长陈毅之子陈昊苏透露，六.四之后，邓小平亲自主持的外交战略的基点之一，便是保持并积极发展同日本的密切的经济、文化和国际政治的关系。

然而，由于日本过去对中国的多次入侵，中国民间蕴藏着对日本的强烈仇恨之情。这恰与中共当局对日本的亲切感形成强烈反差。中共当局则有意既利用又强力控制中国民众中的反日情绪，作为同日本进行外交谈判时的砝码之一。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发生在中国民间的多次反日浪潮，开始会现出风起云涌之势，很快便又风平浪静。

日本人总体上对中共的六.四屠杀的态度是冷漠的，不过，日本对于台湾却怀着一份极为复杂的心情。这既是由于清朝曾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有半个世纪处于日本的统治之下，也是由于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又使日本失去了对台湾的统治权，而且是永远的失去，因为，日本不仅战败，同时也被国际法认定它对亚洲各国人民犯下反人类性质的战争罪。在这种复杂的心情之下，再加上实用主义的国际关系的利害权衡，日本显然不愿看到中共统一台湾。

中共完全洞悉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心态，同时，也相信可以通过以利诱为主，威胁为辅的策略，让日本就范。根据中共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中共外交部于二○○八年七月，就以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为前提，制定出《对日外交策略方案》。在该方案中，中共外交部提出下列可以对日本实施利诱的领域：其一，在东海油田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其二，在北方四岛问题上，支持日本的主权要求；其三，在日韩独岛争议上，支持日本的立场；其四，在能源和稀土等战略资源的中日贸易问题上，作出有利于日本的安排；其五，在钓鱼岛问题上作出有限让步；其六，支持和促进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进程。

中共《对日外交策略方案》中，提出可以对日实施威慑的两个领域，一是朝鲜的核武和导弹发展计划对日本国土和领海安全造成的威胁，一是中国民众根深蒂固的反日情绪可能对日在华投资，以及其他重大经济利益造成的损失。

上述《对日外交策略方案》认为，在解决台湾的问题上，只要对美外交取得实质性突破，日本的立场就会随之转变；需要注意的只是日本右翼的态度。该方案中特别指出，日本右翼势力会坚决反对中共解决台湾问题，而且其态度改变的可能性不大；日本右翼的这种态度会对日本舆论产生重大影响，但还达不到左右当局政治立场的程度；日本右翼中的极端势力甚至主张把台湾和日本统一，作为日本国家战略目标。台湾社会中部分有“皇民”情结的人，也与这种主张相呼应。

据中共外交部高层的人士透露，二○○八年七月，中共外交部领导就《对日外交策略方案》向胡锦涛汇报时，胡锦涛就日本极右势力的对台态度，讲出一系列极富权谋性的看法。现将胡锦涛相关看法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日本右翼极端势力主张日本和台湾统一，以及台湾部分人群中的『皇民』情结，不仅对我们解决台湾问题无害，而且有利。台湾从日本回归中国，是二次世界大战世界正义力量胜利的结果，也是由美苏英主导的国际协议所确定的。因此，日本极右势力的主张不可能得到美国的支持，也不可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赞同，相反可能会引起美国的反感，甚至被认定是『麻烦制造者』。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国内社会基础在于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记忆犹新。日本极右势力和台湾有『皇民情结』的人主张台湾与日本统一，必然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更加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这样就会进一步加强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国内的政治基础。所以，我们不但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去压制日本极右势力的主张，而且还要通过隐蔽的方法鼓励他们宣传其主张——我们当然不能公开支持传播那种主张。对于台湾的『皇民』势力也要采取同样的策略，即不露声色地运用隐蔽的方法，鼓励他们发表亲日言论，而且言论越极端，越情绪化越好。他们表现的越猖獗，越有利于我们凝聚国内十三亿人的人心，也越有利于我们在解决台湾问题过程中，得到广泛的国际同情和支持。”

从胡锦涛的上述看法中，人们可以发现中共对待美国和日本的微妙不同。如果说中共把自己同美国的外交，视为政治商人之间“公平“的国家核心利益的交换，那么，中共对待日本更像黑社会老大对待黑社会小弟的方法，即充分运用利诱、威胁和诡诈的权谋，使其为我所用。

中共《对日外交策略方案》最后总结道：“从战后半个世纪日本外交的总体特点分析，日本并不注重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对于『和平演变』中国也从不积极；它注重的只是同日本本身的生存与发展有关的问题，并以此作为自己外交方针的出发点。此外，日本外交的另一个特点是十分理性，倾向于接受既成事实。所以，只要我们在其他方面对日本作出足够的让步，满足它对于一些利益的要求，同时通过有效的方法让它明白，在台湾问题上与我们为敌，它的重大国家利益将遭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害，就会成功地促使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作出对中日双方都有利的理性选择。”

当年，毛泽东为对抗苏联，同美日密切国家关系，竟然不惜违背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意愿，放弃对日战争索赔的权利。由此可见，中共及其独裁者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可以出卖重大的国家利益。现在，为防止台湾自由民主化对大陆民众的政治示范作用，演进为大陆实际的政治社会运动，危机其政权专制，中共官僚集团已决意解决台湾问题，即通过所谓“统一”，用中共一党独裁的专制国家体制，以中央政府的权威，控制自由的台湾。根据中共以往的作为，可以预见，为实现其政治战略，中共将会用重大的国家利益交换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妥协。同时，我也可以预言，在极端自私的考虑之下，日本将像当年无视六．四中国学生如花的生命中涌出的血河一样，也无视台湾人的自由和利益。

四、简要结论

中共确实已经与马英九政府达成默契，不再向中华民国现有的那些邦交小国发起外交攻势。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中共为维护马英九在台湾人中的民意支持度，但更本质的原因则在于，围绕二○○八年六月制订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中共已经对其外交战略和策略作出相应调整。中共不再理会那些中华民国的邦交小国，因为它们在国际关系中无足轻重，而把外交重点放在同美国和日本就台湾问题进行国家利益交换的领域。

在中共和国民党共同导演之下，两岸关系似乎柳暗花明、莺歌燕舞、春风和煦、春情荡漾，然而，借两岸关系春光万里的假象掩护，中共已经开始了绞杀台湾自由的外交战略。夜深人静之际，我常听到中共外交进军的金戈铁马，战鼓如雷。令人悲怆的是，我听到了，马英九则宛似双耳失聪——听到者“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握有可挽狂澜于即倒之重权者，却充耳不闻，这岂能不令人悲怆。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