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派“失去的天堂”(图)

民主人士：大学系秘书专政

五○年，桂籍民主人士发牢骚：要他们说话表态时找他们，用过算数，只要他们“装面子”，有些民主人士未分配工作，情绪很坏。他们说“统战部是思想检查所”。（一九五○年八月二日）

成都华西大学教授陈钦材：“国民党腐败，共产党野蛮，干脆把中国租给美国三十年就搞好了。”（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六日）注意，比刘晓波“三百年殖民论”早四十多年哩。

大学党委书记“直辖”系秘书，另成“行政系统”，乃五十年代大学之特色。上海交大一系秘书神气活现向系主任程孝刚（非党员）佈置工作，程主任反问：“究竟你是我的秘书，还是我是你的秘书？”人事调动等大事，系主任不知道，由系秘书纵览大权，成了系秘书专政。开会时，系主任做司仪，系秘书做报告。

復旦歷史系教授谭其骧：“开会只是把大家当猴子耍一下，有意见提了也没用。现在教师们已分成几派，一种是点头派（随声应和），一种是八股派（歌功颂德）。这叫甚么民主？这是强姦民意。”

教授们认为党员干部有骄傲自满情绪，好大喜功，对老教授有施恩观点，以搞思想改造运动的方式来搞教学改革。许多教授在会上愤慨地责问：究竟把我们当作甚么？是当“俘虏”“傀儡”还是“招牌”？他们要求确定自己身分。（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知识份子首先要为常识战斗，復旦大学校长陈望道（首批中共党员、《共产党宣言》译者）：

李希凡、蓝翎一个是二十三岁，一个是二十六岁，说他们是新生力量，但是在復旦大学偷东西的查出来的都是二十一、二岁的青年，因此不能说：凡是青年都是新生力量。（一九五五年一月三十日）

1951年10月国庆集会上的青年干部（老照片）

工商界：生活方式也保不住

五九年六月，吉林工商联二届大会，有人说：“阶级是共产党制造出来的，资产阶级帽子是共产党给戴的。”这种论调很有市场。（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

广州工商联副主委曹冠荣在大字报上“交心”：我以一个大资产阶级身分，之所以能够拥护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方面固然是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重要的一面是以为合营后交出生产资料，唯利是图虽走不通，但以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还可以保持，这是我最后一道防线，人民公社一来，将我最后防线也攻破了，的确有些仿徨。我过去出入是私家汽车，住的是花园洋房，私家汽车早已放弃不坐，但住的还是花园洋房。近来街坊干部同志要我腾出一部分房子来做人民公社的托儿所。现在我是车子越坐越大（指公共汽车），房子越住越小的感觉。名利二字向来淡薄，只要能保持优越生活，以过晚年，余愿已足，别无他求。人民公社来势既勐又速，好比风雨骤至，不可终日，我觉得解放以后，这一关最难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知识份子：不许喊蒋介石万岁

（江苏）邳县有二百多小学教师无选举权......六合县一区委书记不准小学教员进区政府大门，找文教助理要在门外等候。有些地方谈到知识份子先问成份，如是地主富农成份，等于罪加一等。有些县委书记组织部公开佈置“在教师中不建党”。......有些县小学教师成千，只有个别党员或无党员。......阜宁有些地方把国民党时期毕业的教师一律降薪至百分之八十。徐州、丰城有些在南方的教师几年不得回家，没有路费，有的说：“倒不如到政府当炊事员。”（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上海川沙县府分来一位基督徒大学生，饭前划十字，贬为炊事员，只得“自动离职”。

对秀才、进士等旧知识份子，好些人把他们当废物，情况也掌握不多，安排得也少。（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旅日归侨杨治平（天津冶金工业局工程师）“公然要求‘回日本’”：

将来要一年不如一年，菜也要进口，空气也要计画供应。在中国简直活不成了，甚么都定量，憋扭死了。（一九六○年九月十四日）

五七年七月中旬，反右开展一个多月，天津某医院一右派在会上公开说：百家争鸣，许你们喊毛主席万岁，为甚么不许我们喊蒋介石万岁？（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三日）

这是今天大陆士林都没人敢运用的“其道还身”，大家都知道“百家争鸣”只是作秀走场，还是一家独鸣。受五四熏陶的五七士林，还是有几根硬骨头。“五七水准”，至今仍存高度。

学生：不满劳动、改造思想

北大中文系三年级学生顾建国（团员）：

几年来，个人奋斗，苦苦追求的理想幻灭了。原来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未来，想生活得优裕一些，能出人头地，享受社会的特权，但现在一切都完蛋了。......现在最臭的是知识份子，不如干脆退学，进工厂当工人去，现在工人最吃香。（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北大地球物理系学生丁一匯（团支委）：

搞学习冷冷清清是资本主义，搞政治轰轰烈烈是社会主义，一看同学夹着书去图书馆，心里就发慌。北京轻工业学院化工机械系一年级二班雷炳琪（团支书）：工作是大我，学习是小我，凡事都应该从大我出发，学习拉下一些没关系。

北师大数学系三年级团支书张国明：

高等学校是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兴无灭资是一切工作的根本，学生应以改造思想、提高觉悟为主要任务，学习好坏是次要的，思想不改造好，学习好坏有甚么用？

不少大学团干部认为：“工作是革命，学习不是革命”、“工作是集体主义，学习是个人主义”、“工作光荣，学习不光荣”。”（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

人大女生右派林希翎实为左派。五九年九月十八日她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了七千字长信，已被踢入“人类狗屎堆”的女右派，发表如下高见：

有些右派分子的帽子是摘不得的，例如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黄绍竑等混蛋......一九五七年党的整风运动中，假如没有这批傢伙兴风作浪，也不至于为了打击这一小撮牛鬼蛇神而不可避免地伤害了许多好人，使党付出了史无前例的极大代价。（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哈尔滨铁路中学搞了至少两月的相互揭发、专题辩论，责令被批判学生检讨。一百三十六名班会上检查，二十一人检查两次，九人检查三次、一人检查七次还未过关。一百一十五人因检查不好被停课。（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五日）

湖南北京频频出现反动标语

以下学生言论均被判划“对党的教育方针的各种谬论”。

劳动锻炼能改造思想，但立场观点不能代替业务知识。挑泥巴挑不出文艺理论；炼铁炼不出来红楼梦；种茄子辣椒也产生不了莎士比亚。

半工半读是否能改造思想也可怀疑，丁玲在延安搞了“三同”却成了右派，学校办工厂除了肩膀压一下，劳动态度好一些，得不到甚么。

理工科可以搞半工半读，但你让学文艺的去抡大锤，简直是浪费人才。

清华大学土木系某生说：供给制是不合理的，是弱者剥削强者，贡献小的剥削贡献大的，落后剥削先进，多数剥削少数，后代剥削前代。

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学生说：“人之初，性本私、性本懒、性本享受，要作到忘我劳动，大公无私是不可能的”。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生命是最宝贵的，根本不值得为了几件仪器而冒生命危险。（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五七年七月上旬，长沙、常德、邵阳、彬县等地中学经常出现“反标”：

打倒毛泽东！打倒共产党！国民党万岁！打倒专制魔王！血债要用血还！

湘潭一中班干部王世刚与另一团支委提出“反动政治口号”：

收回乌苏里江、符拉迪沃斯托克！苏联人滚出中国去！（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三日）

五八年九月十二日《内部参考》：

三天多时间里，北京市发现喊反动口号的写反动标语的案件六起......“中国解放台湾是侵略行为”、“共产党解放不了台湾”等。七日下午，海淀农业机械厂工人董清波（反革命分家属）在游。行队伍中喊：“反对美帝从台湾撤出！”

文艺界：上影演员资产阶级思想严重

韩非说就凭我一副漂亮面孔，清晰流利的口齿和轻松愉快的表演，就可以吸引观众。韩非最崇拜卓别林。刘琼最崇拜贾莱柏，平时一举一动连抽香烟的姿势也要学他。

赵丹（党员）红专规划中提出表演要赶上印度电影“流浪者”中的主角。

张瑞芳（党员）演《凤凰之歌》时在农村体验生活四十多天，大部分时间蹲在家里打扑克、讲故事、玩，最多学习农村妇女的动作，看看她们穿的衣服，并不是真正想和她们打成一片。

冯某（党员）说：演工农兵不一定要瞭解工农兵，上官云珠政治上落后，又没有参加过海南岛人民抗日斗争，但在《南岛风云》中扮演护士却很成功。（按：冯五○年自港返沪回，主演《羊城暗哨》、《桃花扇》、《铁道游击队》、《南征北战》等，六九年文革中被打死）

有人对总理批评《凤凰之歌》是个人主义的影片，思想也不通。曾导演《女篮五号》的谢晋说，他是把《凤凰之歌》作为自己学习的道路的，现在这部影片受到批评，使他感到走投无路。（一九五八年六月六日）

反右实况与右派言论

五七年七月十二日，重庆市委常委会讨论反右运动普遍的“顶牛”局面：

不少单位因为双方“卡”住了，群众情绪急躁，接连发生殴打、侮辱斗争对象的事件。有些问题因被斗争对象拒绝到会、耍赖、狡辩，会都很难开下去。“顶牛”原因：一、少数党员，左派孤军作战，压不下右派气焰。二、论据不足，驳不倒对方。三、没有分化右派，掌握不到核心材料，打不中要害，右派首要份子有恃无恐。（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五日）

武汉头号大右派马哲民（中南财经学院院长）“右论”：（土改中）地主被农民斗争得实在太可怜了。党在肃反中把发牢骚的人认为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这是一种杀人的逻辑。

（抗美援朝）美国武器好，中国是拿人去拼，不知要死多少人。（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五日）

头号右派章伯钧与老婆的私房话都进了《内参》，可见身边埋了人：

他（章）背后却对人说：“我交心时不像费孝通那么书呆子气，写了多少条，要向红与专迈进。我重要的就写了一条‘永不翻案’，所谓‘永不翻案’就是要准备大翻案。那就要看局势的转变了。”......他回到家以后，对他的老婆李健生说：“我又在小组会上画龙点睛了一番！”“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说错一句话也遭到批评，实在难办。”（一九五九年三月十四日）

山东《大众日报》总编刘建，一九三九年入党（地主出身），十级高干，五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因划极右自杀（三十九岁）。其右派言论：报纸少登省领导指示、不登社论与工作经验、副刊要干预生活、取消记者站（记者应以个人名义採访）。就这么几句话，上纲至“摆脱党委领导、对抗党委批评、攻击党委”。刘自杀后，省委定性：“畏罪而死，也有自愧成分”，要求大字报声讨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在干部会议和省党代会上公佈其罪行。（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五七年七月八日中午，上海外国语学院一年级女生陆立时（二十一岁），剪喉自杀。她响应号召“鸣放”，上午班会批斗，下午还要接着交代。（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三日）

反右后，《内参》很注重人物的政治分野，人名后常加括弧注明：右派、党员、团员、反革命家属等。还有今人不太看得懂的“中中”、“中左”......那是红朝的“九品中正制”，由中正（书记）将属员划分左中右三等，每一等级再分左中右三档，共九等。一旦划归右类，甭想翻身了，得为祖上“罪恶”承受“无产阶级义愤”。

大跃进：外国领事预言必然失败

（五八年）十月十九日，山西省平遥县办的平遥综合大学，是由原平遥一中、动力机械厂、城关一小学、二小学的幼稚园组成，是一所拥有将近三千人的大学校。......从这个学校的组织和性质来看，足以说明它的共产主义因素大大增长了。（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三日）

据上海市委“内部参考资料”，印尼总领事查礼说：“上海人民现在买不到食物，菜肉一切都成大问题，这种现象令人难解。”“归根结底，这是进行人民公社”。南斯拉夫大使馆三秘加斯贝利：“中国的公社是奇形怪状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将会把人变成麻木不仁，只知服从，缺乏创造性头脑的人，其后果必将失败无疑。”（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六日）

北外英文系二年级学生：

我也有一肚子气，是一肚子怨气，党主要抓了工业，不抓农业，粮食不够吃，都快饿死了。

另几位学生说：生产计划天天向上，生活计划天天向下，真是一日不如一日。

（中国走的是）又土又苦的社会主义。（一九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社会百态：管天管地管空气

江苏盐城有一不愿回国的日本教师，乡干部上县城开会，争相去看。一开始，日本教师倒茶招待，因经常涌来，便放下门帘。一次，乡干部揭开门帘冲进去，吐痰到人家身上。（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人民代表大会开过，就算了事。有的反映：很多人民代表选举时很紧张，怕选不上，选上后很空，无事可做。（一九五五年一月三十日）

河南教育厅反映：因要求“厚今薄古”，一些学校删去课本里所有古典文学，连“五四”以来的作品也删了，甚至包括毛的《纪念白求恩》。浙江乐清县某速师班掀起禁看古典小说运动，封存四大名着及《儒林外史》。吉林一些图书馆也锁扣四大名着与古代小说，防止读者受到“坏影响”。（一九五九年二月四日）

一九六二年“阶级斗争天天讲”，《内参》的阶级斗争气息更浓，阶级警惕性深入民间切口与菜名，时谚飘云：

“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

最近发现在理髮业中流传着封建行会遗留下来的一些行话，如管顾客叫“老交”、管干部叫“豆本儿”、管姑娘叫“夹”、管已婚女同志叫“底头冠”等等。这些行话的流传既给社会主义服务业带来了许多不好的影响，又滋长了欺骗顾客、耍笑顾客的恶劣风气和行帮观念。

还认为“蟠桃寿鸡”、“罗汉钱”、“贵妃鸡翅”、“宫保肉丁”、“太史田鸡”、“怪味鸡”、“鱼咬羊”、“将军过桥”、“一品海参”等菜名，带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色彩。（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四日）
结语：找回失去的天堂？

《内参》最大特色就是浓烈的意识形态气息，一则标题就立场铿锵：“帝、资领馆人员和外侨借市场供应紧张，诋譭我人民公社运动”、“上海巿天主教神甫对东风压倒西风问题的反动言论”“云阳中学、云阳师范部分教师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严重”（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六日）但下面的内容（即论据）与上面的标题（观点）脱节，无法支撑政治大帽子。希姆莱名言：“宣传的成功有赖于暴力的配合”。只有不让“异教徒”发声，独占话筒，使人们失去比较的基础，“宣传”才有可能成功。

生活贫困、社会恐怖的“五十年代新村”，谁愿意返居？毛派会愿意么？本人原不明白：五十年代怎会成为他们“失去的天堂”？后来渐渐明白，原来在为中共政府寻找“合法性”。反右、大饥饿、文革太黑太丑，无法化装，只剩下五十年代前期污点尚淡，还可梳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