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还多次表述过这样的观点：目前的体制，最大的弊端就是缺乏对权力的有效制约，这是当前腐败蔓延的根本原因。这种体制下，清官很容易变成污吏，好人变成坏人。我们现在是自己监督自己，如同用自己的左手来监督右手，是远远不够的。同一身体、同一体制、同一利益，谈何监督？吴南生说：“这种体制，鬼都会腐败。”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任仲夷的回答非常干脆：民主。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民主政体，这是毛泽东当年在延安回答黄炎培问话时的承诺，这是中国共产党还未完成的历史任务。
于是，凸显中国社会矛盾的核心根源是政治，而不是经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选择一条怎样的道路？任仲夷的答案非常明确：走改良主义道路，要改良，不要流血的革命。2005年11月份在他去世之前，还在对他身边的人说：“我是一个坚定的改良主义者！”
改良对于当政来说是权贵主义为了巩固政权一种的绥靖，也算是权贵主义蜕变的一种进步。如果走得稳行得通，逐渐向民主社会转型是极有可能的，这不无疑对于像中国这样具有顽固漫长权贵主义历史的国家来说是一种发展机遇和进步意义，但前提条件，必须具有人性智慧的开明领导人，就像1980年代出现的胡耀邦这样的民主开明的领导人。痛惜的是，体制扼杀了良知的民主政治家的命运，中国丢掉了正初显曙光的路途，失去改良的机会。对于当时来说，任仲夷等老一辈民主开明领导人的改良主义还是相当有市场的。但是，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特色社会已经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权贵官僚利益捆绑一起的腐败集团，甚至动用国家机器来作为保护伞，我行我素，专横跋扈，无法无天，而且越来越兽性、自私、贪婪、黑心、狠毒、流氓和邪恶。中国需要一场彻底的变革——当然彻底变革并不意味着暴力革命，中国是否像前苏联一样和平过渡民主社会，这就要看看当权者的智慧和全民的觉醒了，这也是人们普遍的心理期望。
但这个短暂期望考验当权者的时间段不会太长，当权者不要专横愚蠢和自我聪明地错误低估和颠覆误读中国人民的心智和力量。今日初显觉醒的中国人已经彻明白了社会制度癌症的根源所在，如果不彻底切除这个癌症毒瘤，中国是没有希望的，中国人民也永无出头之日，社会只会更加动荡不安，甚至亡国灭族。如果一个和谐社会只能以箝制思想、扼杀自由和暴力维稳的话，那么一切都将不可救药，等待它的只有狂风暴雨，雷声震天而更暴力。中国社会是走向“暴力”，还是转向“和平”，取决于当权者特色维稳的“暴力”与“和平”。当权者的反思和诚心，是中国目前暂存的心智诉求。中国只有彻底抛弃权贵主义制度，中国才有希望，才能实现民主自由，才能走上正常法制国家的发展道路。
不为民执政者，必亡。这一点孔子都得出结论。儒家文化虽然带有奴才的愚民思想，但其道德伦理的精华论语还是值得人们赞同和传承的。比如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段话的意思是，季康子问孔子如何治理政事，说：“如果杀掉无道的人来成全有道的人，怎么样？”孔子说：“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戮的手段呢？您只要想行善，老百姓也会跟着行善。在位者的品德好比风，在下的人的品德好比草，风吹到草上，草就必定跟着倒。”
但是，中国两千多年历史，大多数君主都是暴君，都是依靠流氓残忍的暴政手段维护政权，是人类历史上最赤祼血淋的国家之一。人类社会的管理和发展，依靠圣人和道德来执政理念是达不到预期理想的效果，也是行不通的，道德在一个没有民主法制的社会，能给人类社会带来多少的人性仁慈、自由、尊严、文明、大爱的进步价值固然有，但道德若与权力扯上关系，就弱不禁风。
如今，腐败现象和贪官污吏，举国民怒震天，深恶痛绝，其腐败和黑暗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来说，也是人类历史上和世界各国中独一无二的。
在贪腐案件中，湖南郴州领导集体腐败应该算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重大案件。2006年前后，湖南郴州发生了令世人震惊的贪腐窝案，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原市长周政坤、原纪委书记曾锦春、原组织部长刘清江、原宣传部长樊甲生、原副市长雷渊利相继被查。除雷渊利外，其余5人均位列中共郴州市委11人常委领导班子中。知名学者王明高致力于反腐研究10余年，在上述窝案主角入狱期间，曾多次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一道前往访谈调研，并形成《巨贪曾锦春》一书，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以下内容节选自王明高与湖南郴州腐败领导集体的对话实录。
一、我是市委副书记，又是纪委书记，谁也不敢管我
李大伦：我在郴州工作的时候，省纪委就来调查过他(曾锦春)三次。当时告他状的人比较多……曾锦春把“两规”的权力用得太随意了，完全把权力当成了自己谋私的工具。对权力的贪婪必然带来腐败。曾锦春太贪权，把权力都揽在自己手里，在郴州他几乎是什么事情都要管，他这样能不腐败吗？
雷渊利：不属于他（曾锦春）管的事、不属于他权限范围内的事，他都要管，要捞好处。在郴州，纪委插手矿山管理、招投标，全国罕见。我分管城建、工程招标，是郴州市工程招标领导小组组长，这里面纪委要派人查，我知道曾锦春的为人，凡是有利益的地方、有权力的地方他都要参与。虽然纪委只是派一个人去，可能只是个科长、副科长，但这是曾书记的钦差啊！
刘清江：我当时知道，曾锦春的有些活动几乎是半公开的，在群众中影响恶劣。我不是污衊他，他的办公室一天到晚，都是一些老板提着装着钱的蛇皮袋子去，组织部里有些干部家属在纪委工作，他们都清楚，有时会传出来。
曾锦春：还有个重要问题是谁来监督纪委，谁来监督纪委书记。纪委的权力大，纪委书记到底由谁去监管，这是个监督盲区。我是市委副书记，又是纪委书记，谁也不敢管我。现在纪委属于同级党委领导，但对纪委书记，同级党委监督不了，纪委自己也监督不了。李大伦作为市委书记多少有点违纪，他也不敢监督我，怕我向省纪委专门报告。同级党委监督纪委成了空话。纪委书记出了问题很难管到。对于人大、政协和群众来说，纪委管党内的事，我当纪委书记的时候要搞什么就搞什么。就我的教训来说，有两点值得总结：第一，在党委分工上，不要让纪委书记插手别的事情，纪委工作要严格按照纪委的职责办事。第二，纪委书记任职不能超过两届，更不能在本地任职超过两届。纪委书记和纪委干部要异地交流，在本地任职时间长了关系多了，纪委工作就不好开展。中纪委应该直接对下面的各级纪委监察部门行使监督权，专门成立监督局，只监督纪委工作。现在监督部门的监督力度远远不够，很多时候讲好话的居多。我再去当纪委书记的话，可以一看就知道什么地方有腐败，该怎么去反……我知道腐败的高发区，一是工程投标，另一个是吏治腐败。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司法也是易发区、高发区。公路建设有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的利润，建筑工程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也容易产生腐败。
二、人事调动形成了上下级的人身依附关系
李大伦：当时在郴州，各级领导干部的任命，组织部是第二位的，我作为市委书记不同意就干不成，组织部长必须看我的脸色办事，一般的干部才由组织部自己决定任命。这就产生了上下级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当时的郴州，这个县委书记、那个领导干部的产生，实际上就是市委书记的意见，由市委书记提议组织部考察，然后拿到书记办公会讨论，书记办公会实质上就是我的办公会，副书记不敢提反对意见，因为副书记也是我提拔上来的。最后拿到常委会上，书记办公会通过了的，一般来讲就没有人反对了。实质上，这个领导干部乌纱帽的产生，就是市委书记一个人的意见。比方说，我要选一个领导干部，候选人我就选一个陪衬的，差距很大的，让我中意的那个一定能选上。九九归一，从干部的选拔任用程序、过程，到最后的结果，都没有真正的民主，是一种形式。这就形成了一种官员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郴州市的县委书记，我李大伦不点头，你是绝对搞不成的……反对我的人很少很少，凤毛麟角，除非你不要乌纱帽了。
周政坤：樊甲生当时是市政府副巡视员，李大伦要让他当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找我商量。我说，大伦啊，跟你讲直话的人不多，还是把他放到巡视员的位置上放心一些。李大伦说已经定下来了，我说，我知道你已经定下来了。
刘清江：我在任郴州市委组织部长时，在重要干部的任免上没有任何话语权，开书记碰头会、常委会，哪个敢不听书记的？其他常委也心知肚明，市委书记要任免哪个干部，肯定要赞成。市委书记要提拔一个副市长谁敢反对？可以说，成了一手遮天。在一批重要部门的领导干部任命前，比方说要任命某县县委书记，市委书记会跟我说：“我要任命某个职位，你是个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你看看‘张三’怎样，去考察考察。”他的话也不会说得很明了，但你一听意见就明白。如果我们说推荐“王五”，书记就会说“我没有什么印象”，那就表示肯定不行了。
三、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李大伦：现有制度下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权力的分解，要加强人大的监督、新闻媒体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你纪委书记、检察院检察长的乌纱帽是我给的，你敢监督我？搞舆论监督，你市委宣传部长、市广电局局长，乌纱帽也是我给的，更不敢监督我，哪个敢不听话？对外地的记者，可以通过主管部门做工作。
有两句话，最早是我在梦中想起来的，“好的制度可以把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把好人变坏”；“普遍出现的问题要从制度上找原因，经常、反覆出现的问题要从源头上找原因”。所以现在中央提出反腐要从源头上找原因，惩治和预防并重，这是完全正确的。权力高度集中，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要解决腐败问题，就必须解决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要尊重权力，但更要制约权力。
雷渊利：在领导干部任命上，有一个重要问题：不要把最有权的地方分给一个人，要特别注意形成权力制约制衡。我觉得彻底严格的政务公开是预防腐败的重要制度途径。
周政坤：对一把手的制约、监督、教育十分重要……在官场，跟领导想法不一致，你就很难提拔。政治上的腐败比经济上的腐败更危险，培养了一批新的权贵阶层，怎么做到有效地预防腐败很重要。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形成了权力阶层，相互之间必然形成各自的体系和派系，各自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这种体制跟市场经济交织在一起，就必然形成政治上的腐败和经济上的腐败。我们国家，除了财产申报制度外，还必须形成比较彻底的财产公示制度，包括子女、配偶、家庭……
雷渊利：在当时的郴州，纪检部门的监督对同级领导干部基本上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市委组织部门考察干部的时候也是流于形式，局限于交流意见。监督太重要了，同级纪检监督不到位，干部一旦处于没人管的状态或缺少监督就会蜕变。如果纪检部门发现有人举报官员贪污腐败，被查出有问题，即使够不上犯罪，也应该及时派人面对面地警示他。组织部门培养一个干部真的不容易！如果发现问题能及时提醒，如果有人早一点找我雷渊利谈话，提醒我出了什么问题，我这人再笨也肯定会警醒。检察院的同志查处我时告诉我，他们早在2002年就查过我，不过受贿金额不大，是小问题，加上证据不足，后来就不了了之。那个时候，如果有人及时找我谈一次，趁我还没有病入膏肓，我老雷就是一头猪，犯罪之心也会被吓跑。
刘清江：关键问题就是一把手的权力特别是党委书记的权力过大。有的地方一把手权力过大，民主集中制成了一个形式，我当过一把手县委书记，亲身体会到这一点……一把手不表态，你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动。就我的任职经历来看，有的地方不按照制度规矩办事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有时甚至靠一把手一句话来处理事情。市委常委会上肯定是市委书记最后发言，形成这么一种潜规则了，一把手表态说了算。对一把手缺乏实质监督，是产生贪污腐化的重要原因……一把手说了算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民主集中制成了一种形式，都是一把手说了算。谁来监督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当然，县委书记受市里监督，领导干部接受上级监督，其他同级都不会监督你，社会也没有这种风气，不敢，不讲也不会去讲，讲了还得罪人。你提县委书记的意见，你还敢反对我，马上一个建议，到人大政协任职。
四、情妇就是套在脖子上的猎物夹
曾锦春：我当乡党委书记时，抗拒过很多诱惑，当县委书记时一个情妇都没有，在1998年前都没有过，主要是到郴州当纪委书记时开始腐化的。卜某是第一个情妇，她在外面利用我的关系，打着我的牌子，到处搞工程搞项目……我从一个老板手里拿了120万元给她。情妇就是套在脖子上的猎物夹，只会越夹越紧，成为你的祸害。情人、美色不能要，她们无非是为了你的权和钱……跟我关系好的几个女人，都是看中我的权和钱，不然的话，怎么会和我这个糟老头好？家庭对我影响很大。我变腐败，老婆有一定的责任，没有当好贤内助，她主动代我收别人的钱。儿子的需求也高，也影响我走向了犯罪。那些老板无孔不入，我不认识他们，他们就通过我老婆、儿子送钱，求我办事。家属收的钱很多都没有经过我的手，钱拿了他们就花了……。
雷渊利：有了女孩子以后，她们跟你在一起，无非就是要你的钱、房子什么的……很多情妇都是用青春赌官员的钱和权，腐化堕落使领导干部发生了蜕变。黄某跟我的时候才十七岁，生了个儿子是我的，于是，人们算了账，这个孩子从长大到大学毕业，到参加工作，到讨老婆，到买房子、买车，要700万；她后来又怀孕了，说怀了个女孩，又翻番，就是1400万。为了讨她开心，我把1400万存在账上。对于情妇，我心里清楚，纪检部门、组织部门知道后，政治前途都没有了，但当时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只要严格保密，多注意场合，不让别人发现，纪委不会知道的。虽然有很多女人，但不是同时的，今年跟你明年跟她，这个月和那个月的女人不一样。整天苦思冥想的是怎样去搞钱，讨好这些女人，怎样让生活过得好一点。那种生活很累、很辛苦。办案人员找我的时候，我说我终于可以解脱了。
从这个小小地级政府的集体官员腐败中，会令人们对中国这种权贵主义制度的深度思考。腐败和黑暗就是这样蔓延和疯狂的，可怕的是在这片苦难的神州大地上，人们司空见惯，心照不宣，无能为力，心灰意冷，悲悯绝望。在一个没有自由民主的国度里，在一个没有媒体和公众舆论监督的社会下，专制、流氓、黑暗和邪恶只有越来越猖獗和暴行。
所以，少数掌控多数的财富，500多户掌管着亿万户的国家，“人民为我服务”绝对就是真理！这就是共产权贵主义！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共产共妻，所有政府部门都是我家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贱民算个屁，我是流氓我怕谁！这就是权贵主义邪恶赤祼血淋的本质！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不黑暗、不流氓、不腐败是不正常的。
从当前中国社会的钱禽人兽、群魔乱舞的病态现象看，湖南郴州市官员集体腐败案只是中国的冰川一角，像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等特大贪污腐败案件依然很多，只是深藏在邪恶制度的庇护下，继续祸国殃民，祸乱中华！湖南郴州市官员集体腐败案只不过是小儿科一桩。这样级别的官员都贪污这么多巨款，而且生活这么腐化堕落，还对现行的体制进行深刻反思和批露，只能是现行体制的讽刺。
这就是中国！一个盛行和蔓延着钱禽人兽人妖犬媚鸡鸣狗盗群魔乱舞的伟大中国！一个充满和横蛮着权贵主义邪恶暴政空前的盛世中国！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就是：以集体化抢农民；以国有化抢市民；后来以假改革抢国企；以垄断央企抢民企；以高房价抢中产；以高税收抢平民，抢劫成果一部分转移国外，一部分用于维稳好继续抢劫，一部分天上人间奢华掉。
这就是中国！一个和谐的幸福中国：不吸烟的得肺癌，不工作的做老板，不爱国的当大官；真正的爱不能要，真正的事不能干，真正的人不能做；需要书的读不起，需要房的买不起，需要人的娶不起；有文化的留不了学，有能力的找不到活，有良知的赚不了钱。……
前中宣部长朱厚泽曾说：“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记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忘却记忆的国家，不能不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
权贵专制是滋生权贵集权的一种裙带关系的官僚腐败制度，它不但导致中国社会的道德彻底沉沦，并且导致中国人民的思想力全面退化。谢韬指出：毛泽东时代对中华民族的最大损害：一是使全民族失去了思考，全中国当时8亿人，只有一个脑袋会思考；二是道德的破坏，使每个人变成了二重人格，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成为常态。和谐时代使全民族失去记忆：反右不能谈，大跃进不能谈，文化大革命不能谈，丧失记忆的结果是用新的愚民政策进行统治。这样的社会制度，能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贡献吗？！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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