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愧对蒋介石
摘要：我们愧疚曾经以莫须有的“独裁”罪名谩骂蒋介石，误把天子集权中央的皇帝威权当成君主专制独裁的帝制。皇权统筹全国军民抵御北方匈奴等牧民部族侵略扫荡，免除了地中海地区所遭遇的奴隶社会的劫难。家政伦理国家无公民，治国如同治家，没有公民和奴隶的阶级对立。“天地君亲师”五权传统下，皇权被父权、师权、夫权等礼俗传统制衡，无法建立皇帝被尊崇为神的专制国。中华民国替代清朝，实质是农家、市井社会扔掉皇权国家旧衣，穿民权共和新装。外侵略、内非礼所致的新文化.五四运动，给中华民国在大陆带来礼教劫难，激进分子被斗争哲学转基因，反孝道伦常，宽容逆天叛道的邪恶者，误判皇帝威权为君主专制，误导“不断革命”反蒋乱华，给了中共掌权、生灵涂炭的机会。
此文的“我们”确切地说是“我”。说“我们”是因为这种愧疚不止我一人。
因为蒋经国开放党禁和言禁，今日台湾才有总统大选。所以今人对蒋经国多有美言，这当然也是蒋经国先生应得的赞誉。但没有蒋介石吸取广州政府、重庆政府、南京政府在大陆容共的历史教训，在台湾持续党禁和言禁多年，台湾极可能1950年代就沦为中共的海上动物园。可我们就以“独裁”这个莫须有的罪名，一直蔑视和谩骂蒋中正•介石，长久做中共宣传的录音机，耻辱啊，惭愧啊。
耻辱在于被中共玩弄成衣冠禽兽，惭愧在于作为成年人多年把威权当独裁。毛泽东是蒋介石的文化敌人，心知肚明其政治对手“独裁无胆”，我却曾经轻信和传播中共学校和宣传灌输给的“国民党专制，蒋介石独裁”的谎言，实在有愧。这种误把秦汉时期废除封建贵族社稷（土地和庶民）制而形成的天子集权的皇帝威权当成君主专制独裁的帝制看待，从晚清1894年兴中会成立起，由来已久。
皇帝威权是秦汉三国时期由华夏而汉族过渡融合时期的“万里长城”。秦朝废除土地世袭制，各地姓氏贵族统治大氏族变成姓名平民杂居的小家庭，散沙般星罗棋布，没有皇权统筹全国军民抵御，将如同当时的印度、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半岛、英吉利等岛、两河及北非地区成千上万农耕部族或公民国家，因为贵族腐败或官贪民仿社会溃败被日尔曼牧民部族侵略从地球上除名一样，被北方匈奴等牧民部族侵略扫荡、抢光财产、毁掉宗庙、杀光壮年、掳掠妇孺，在中华大地形成地中海地区牧民部族的史诗（例如希腊荷马史诗）所描绘的奴隶社会。
中华汉族有幸有兼容了法家刑律惩恶、道家轻徭薄赋等思想的儒家礼教型等差仁爱的家政伦理。由此奠基的万家族长治村、十万百万家长治家的皇帝国家，以“天地君亲师”的五道教育形成“男主外，女主内”的皇权、族权、师权三权制衡的共和制社会（注：我这里说的不是共和国家，是家庭和村镇），主要特征是：君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社会讲礼让，以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家国皇帝的社会无公民，轻商重农，治家如同治国，只能是威权，无法建立专制国。
中华皇帝始终只有天子权威，没有罗马皇帝被尊崇为神的独裁权力。乡民和市井家庭除了纳税以换取官府缉拿盗贼、平定匪乱和阻止侵略，获得一家人的政治安全，其生活和劳作行为基本归父母和族长或老师和师父管，守孝道和仁常。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中华家政威权。父母及长辈、老师及师父，如果没有这种如同天相对于地的尊位权力，没有因为教育恩情而生出的敬重“威权”（神道），就不可能有教化。如果师生或师徒传授经验（体悟或道术等）处于论辩状态，教育进程和潜移默化就没有了，也就演进为西欧的宗教战争和天主教中世纪专制。中华威权由父母、老师、师父、丈夫的养育之恩派生和礼俗维持，不是君权专制。
威权（神道）教化靠恩情和礼制维持，忘恩负义即成邪恶小人，舆论谴责、刑律制裁。中国从秦朝公元前221年开始，没有公民和奴隶的阶级对立的家人庶民社会，礼法治国直到清朝1911年，共计2132年。这就注定中华帝国家政搞暴政15到30年内必定被农民造反的战乱推翻，例如秦朝、西晋、隋朝；行仁政往往能维持家天下朝政大约300年（唐朝290年、明朝274年、清朝267年）、400年（汉朝），比英国君主与美国共和两类宪政统治时间长。但国家终究如同人寿终正寝般在晚期经历民变和牧兵战乱而分裂、最终被灭，这样周而复始到清朝。
中华民国替代清朝，实质是秦汉时期形成的共和家庭为基石的2100年农家、市井社会，扔掉皇帝威权（简称“皇权”）国家旧衣，穿民权共和的新装问世。所以辛亥革命有如神助般的突然成功，满族皇权安乐死亡，达官庶民约法立宪。中华民国在大陆统治38年，本质上理应实行党国威权礼制50年，可叹被破坏。
内部破坏是儒家理学在中华民国成为熊十力、刘文典等讲述的中西思想混杂的批判学问，他们的生命安全和稳定生活是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等政府在维护，却全无美国公民对总统和国务卿那样的尊重。例如熊十力受邀参加蒋介石的寿宴写《倒宝塔诗》嘲笑蒋的光头像瘪葫芦，既违西方社交礼仪，又反中华君臣伦常。小人品行借民权名义激情批判共和时代转型期的威权，促使官员以权行贪。外部破坏主要有：1、苏俄帝国主义；2、共产国际组织；3、日本军部侵略。在这种内忧外患环境下，中华民国治理大陆38年，官场、军队、民间不断非礼：袁世凯定都北京，孙中山二次革命，工人罢工滋事，农民打土豪暴乱，等等。
中华民国和蒋公中正就是在这种外侵略、内非礼的情势下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自由化、民主化与民族独立的进程的。设身处地想想，中国当时需要礼教威权吗？当然需要。如果1927年4月到1937年7月，中国市民给了蒋委员长在台湾、裕仁天皇在日本得到的国人的服从，中共红军江西、福建的匪乱一、两年就平定了，国民政府军政、训政、宪政可能在日本全面侵华的1937年就完成。如果是这样，也就没有日本全面侵华的事了。由此可推，中华民国丢失大陆从文化政治视角上看，就是1916年到1919年新文化•五四运动所致的礼教劫难，为苏俄儿子中共“胡人”乱华铺就邪路。中国激进分子被斗争哲学转基因，反孝道伦常，利用民国对逆天叛道的小人的宽容，以中共极权专制的邪法夺得大陆政权。
美国在亚洲没有担负起辅助蒋公捕捉中共流氓团伙的世界警察职能也是原因之一。但最重要的还是谩骂礼教和蒋公没被审判制裁，误判皇帝威权为君主专制，误导对总统或委员长为国家首脑的并不真正存在的专制政权的“不断革命”，给中共掌权、生灵涂炭的机会。我爷爷、父亲一辈也骂过蒋公。我们愧对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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