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向党交心”运动

1957年的反右运动之后，1958年高校还开展了一个“向党交心”运动。我因为已经注册右派，所以无权参加这个“人民内部”的政治运动，只知道寝室里谁谁评为“左派、中中、中左、中右”。在高校校史中，对那场惊天动地的反右运动大多都语焉不详甚至一言带过，所以对于“向党交心”运动更是简略忽略不记。最近在图书馆偶然翻到一本书，叫《厦大党史资料》第三辑(中共厦门大学委员会党史编委会编，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对于这个运动有较确凿的记载，故录之介绍。

这个运动开展于1958年3月，全称叫做“双反(反浪费反保守)双比(其意不详)、横扫五气(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红专辩论、向党交心、拔白旗插红旗的全民整风运动”，但在实践上，在我的记忆中，主要叫做“红专辩论、向党交心、拔白旗”运动。关键就是“向党交心”。厦大记载，“向党交心”者2047人，贴出大字报近百万张，重点检查和批判者约有490余人，占了四分之一。“通过这些思想改造运动，进一步改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搞臭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了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学术方向，坚决地开展了两条道路和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为全面彻底地进行教育改革，打下了有利的思想基础。”

在反右之后，毛泽东提出了党的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交心运动、红专辩论、拔白旗插红旗要落实在拥护、贯彻教育方针上。由于有反右运动打底，再加上这个新的运动，所以谁也不敢怀疑毛氏提出的教育方针，不但不敢怀疑，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拥护党的教育方针。根据325名教师的初步分析统计，开始时基本上拥护党的方针的有40%(其中有许多人缺少深刻的认识)，观望的有38%，反对的有18%;到1957年年底，拥护的上升到65%(他们在认识上深刻得多了)，观望的降低到27%，反对的仅有7%”，(第88页)所以结果是可以期望的，完全可以向上报捷。

其次就是贯彻阶级路线。1957年招收的新生中，工农学生达到60.4%，全校工农学生已占46.6%。这里所谓的“工农学生”主要是指家庭出身而言。从此以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家庭出生的高中毕业生，无论你高考成绩多么优秀，大多都被拒之大学门外，最极端的例子是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作为国父的孙女，“因为被指是反动官僚资产阶级出身，虽然高中毕业时成绩优秀，但我却不能上大学。还发配我到上海近郊农村做苦工，白天倒马桶，晚上睡泥地，还要遭白眼，当时甚至想到自杀。”孙穗芳后来写信求助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祖母宋庆龄，终获得帮助，得以入读同济大学。其他等而下之的人，就可想而知了。

反之，红五类的子女，高考成绩近乎白卷也可以名正言顺地上大学、拿文凭。例如中文系的毕业生，即使念错写错、别字连篇也一样可以登台教语文。

“向党交心”运动当然不是交“红心”，而是交“白心、黑心”，最后要落实到对每一个人据此划分政治属性。“经过整风、反右派斗争和一系列的群众性的思想批判，思想战线上兴无灭资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大力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下乡、下厂，热烈投入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使师生员工的政治思想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教师队伍来看，左派增加了，中间派向左靠了，左派从反右斗争的23.9%，上升为现在的39.8%，在同一时期内，中左从15.7%，上升为18·2%，中中从37.4%，下降为33.2%，中右从15.4%，降低为6.9%。”(第92页)这里讲的是教师，其实学生也是如此。原来的基数可能是党支部内定的，后一个数，可能是“交心”之后评出的。

对于那些在反右时逃之夭夭的漏网之鱼，这时就可以一个个收拾了。打右派的根据是某人在“大鸣大放”中的言论。“交心”的材料一般不用来打右派，但在许多没有完成打右派任务的单位，叫做“整风补课”，当然就不能发怜悯，恤慈悲，照打右派不误。

厦门大学的师生员工打右派171人，大约占5——10%(因为不知总数)，加上中右大概在15%左右。凡定为中右者，党员开除党籍，团员开除团籍。

试举一例中右分子的遭遇。笔者在山东省华侨中学语文组有一位同事王显柄，是1960年从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他先分配到省教育学院，1961年下放到地处昌潍地区农村的华侨中学。他一去，党支部书记就召开教职工的党团员会议，向大家宣布：这位王显柄是漏网右派——中右分子，大家要搽亮眼睛，划清界限，做好监督工作。从此以后，语文组的某几位老师，就和他交朋友，请他辅导函授教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尽心尽力地对他察言观色，竖起耳朵听，把他在各种场合说的话，断章取义，穿凿附会，上纲上线，逐日逐月逐年的记载下来，有时间、地点、在场人，如他说“毛主席也有个人主义”，那是万恶不赦的大罪，如此等等，统名之曰反党言论。这位王弟自恃出身好，逃过反右一劫，又有点自命不凡，聪敏过人，恃才傲物，清高孤傲，所以常常好发惊世之论。

再说农村中学的教师，原来大多是解放前的留用人员和没有被关管杀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经过反右，他们很不少都被清场了，只好从小学提拔，而小学中的优秀教师，大多也打了右派。这样瘸子里选将军，选拔到中学的教师，其学历和他们所教的学生几乎不相上下。除了教书参考书，他们没有读过什么书。始终蛰居乡下，没有见过世面。王显柄有时在办公室里感时伤物，兴起发议，放言无忌，可是这些孤陋寡闻、不学无术的乡村冬烘先生听得心惊肉跳，目瞪口呆，于是马上作即时记录了。他们比史官给皇帝记“起居注”还要勤奋用功。他们对如何做左派具有天然的悟性。对于任何出离他们见闻的议论，他们都具有警犬的嗅觉。经过辛辛苦苦5年的累积，到文革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写出了数十至上百张计的大字报——每张全张光连纸，大约可写寸楷毛笔字几百千把字，洋洋洒洒地揭露“漏网右派王显柄的反党反革命言行”。这些大字报成了校园里最耀眼的风景。他们成了批斗王显柄的急先锋，居高临下，声色俱厉。于是王显柄成了本地区中小学教师中名列榜首的反党反革命分子，罪大恶极，臭名远扬。这些为揭露王显柄立功了的同事，后来都论功行赏，入了党，升了官，用同事者的政治鲜血染红了顶戴。王显柄从触及灵魂到触及肉体，被整得死去活来，九死一生，有一次被打晕，休克了半个月才苏醒过来，由于受到肉体与精神打击太大，身体受到巨大摧残，文革后不久即死去。

所谓“拔白旗”是有具体指向的，被指为走“白专道路”者。据《西南师范大学校史》记载，“全院共拔‘白旗’16面，有的教师还被从讲台上拉下来”。《武汉大学校史》记载，“直到1962年前后，被插上‘白旗’的专家才先后被甄别平反”。

红专辩论、向党交心运动，在我们山东大学最后举办过成果展览会。我记得本年级有一位同学好写诗，不时有佳作见报。他为自己起了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笔名：吹笛老人。这不过是文人习气，小资做派，自鸣得意，引人眼球而已，结果竟然被画成漫画展览，极尽讽刺挖苦，批得狗血淋头，叫人哭笑不得。

我们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的“紧箍咒”，把每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不漏地，紧紧地箍了起来。知识分子划分为右派，中右，中中，中左，左派，类似于农村的地主、富农、富裕中农、中农、贫农，也是五个等级，人人都有一个“窝”，各就其位——你往哪里站？你往哪里逃？

到这时，毛泽东终于实现了他的伟大战略部署，使知识分子成了党的驯服工具，反右运动全功告成，得胜回朝。

反右运动的这个回光返照尾巴，被普遍忽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