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国策 四：无可回避的宿命

第四章
中共极权扩张阴影下的台湾
——无可回避的宿命

一、引言

一位神情坚毅的台湾雕刻艺术家登上花莲的高山，为雕一艘帆船寻找石材。他驻足于峭崖之上，遥望太平洋的万里波涛，对我说：“我的梦里，台湾是一艘巨船；我们拉起风帆，驶向天涯海角，远远离开中国，避开中国的逼迫。”他的声音中有迷茫的海雾弥漫。

一位身姿妖娆、体香胜花的采花女，手捻野花，对我说：“我们一点儿都不恨中国人；我第一爱花，第二就爱李后主的词。… … 请你告诉中国人，我们只是想自己过，请他们放过台湾。”采花女的音韵比她的话语更富动人的情致。

一位台湾的政治活动家，坐在竹林中的石桌旁，于茶香萦绕之际，对我说：“中共的领导人也应该有理性。他们应该明白，留下一个民主独立的台湾，对中国长远的发展是有好处的。我们台湾独立后会作一个好邻居，我们会把蒋介石带来的中国珍宝全部还给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我们也会支持中国… … 。”他的语气理性而冷静。

一位台湾学者在他的客厅里气势如虹地对我说：“美国绝不会让中国占据台湾，那样第一岛链就被中国打破了。所以，中共武力犯台，美国一定会出兵保卫台湾。以中共现在的军力，根本不敢和美军决战。”学者声如洪钟，只是钟声虽然洪亮，却有几分空洞感。

我深深地理解善良的台湾人：他们没有干预中国事务的任何愿望，他们不想挑衅中共，他们甚至会忽视中共暴政对中国人所犯下的重重反人类罪行，会在中共屠杀藏人、维人时保持沉默——他们只希望平静地生活。以上我引述的四位朋友的话，说出当今台湾人对待中共逼迫的典型的四种心态：石雕艺术家试图在诗意之梦中回避中共；采花女希望用灿若野花的善意感动中共；政治活动家想用理性的利害权衡来说服中共；学者则指望通过美国干预的预言吓阻中共。

但是，中共既无法回避，也不会被感动、说服和吓阻。这就是本章将要讨论的主要内容。无法回避，因为，中共的意志成为台湾必须直接面对的宿命，乃是上苍的安排；不会被感动，因为，中共暴政不相信善意的微笑或者涙水，而只相信鐡与血；不会被说服，因为，中共暴政只遵从它自己所认知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引导，而没有兴趣倾听别人的理性，即便那种理性与真理一致；不会被吓阻，因为，就算美国人自己也很难相信他们会为保卫万里之外的台湾而竭尽所能，更何况台湾的执政党和马英九总统正在实施全面投共的国策——在此情况下，恐怕上帝都不会为台湾而与中共一战，更何况精于利害权衡的美国政客。

四百年来，台湾的命运多次被外来强权所左右。外来强权把其意志凌驾于台湾之上，从来没有征询过台湾人的意愿，因为强权的天性就在于忽视并蔑视弱者，就在于“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现在，中共暴政根据它自己的利益，又要把它的意志强加于台湾，它同样不会考虑台湾人的感受与意愿。

我会更具体地说明中共控制并灭绝台湾自由民主制度的原因；我也会说明，中共暴政是台湾无法回避的黑暗的宿命。不过，我说明这一切，并非为劝说台湾在铁血强权前屈膝。因为，我从不与怯懦者对话。
中共不会被感动，被说服，被吓阻，只会被铁铸的意志、充沛的智慧和浴血的搏战击败。对于台湾，现在想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并赢得未来，首先必须放弃一切幻想，清醒而坚定地注视正在逼近的大劫难。唯有真正的勇者才敢于同险恶的命运对视。

二、“统独”之争是中共与国民党权贵共同制造的伪概念
——台湾的自由处于危险之中

从中共的御用文人到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从国共两党的政客到它们控制的媒体，都试图使国际社会和两岸民众相信，当前两岸关系的实质在于“统独”之争。然而，他们试图让人们相信的，乃是假相。所谓“统独”之争是中共与国民党权贵共同制造的伪概念。

之所以指控“统独”之争是伪概念，根本原因就在于，现在两岸完全就不存在统一的政治基础。理由简单而明确：自由民主制度与极权专制水火不容，不共戴天，而不可能水乳交融，统一于一国之内。中共提出的“一国两制”的统一模式，对于中国人是侮辱，对于台湾人则必定是谎言。

“一国两制”意味着十五亿中国人永远只能生活在极权专制之下，永远被剥夺决定自己政治命运的权利和思想、言论自由权，即永远只能作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永远不能够成为自由人。确认一个族群只配作强权的政治奴隶——难道不是对这个族群的欺人太甚的侮辱吗？无论台湾的政客们，比如国民党权贵，将来是否会接受“一国两制”，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必定从心底里抗拒并坚决反对这种把自己当作政治奴隶的模式。

对于台湾人，“一国两制”必定是骗局。因为，“一国两制”意味着中共极权要以“中央政府”的名义控制台湾。不难预见，在“中央政府”的极权专制控制之下，台湾完全没有可能长久地保持自由民主制度，而台湾人从自由人沦为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当可计日而待。更何况，极权专制根本没有以“中央政府”的名义控制民主台湾的政治道德资格；中共暴政这个反人类罪的政治罪犯，只配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为它的百年罪恶接受正义的审判。依今日之情势，台湾绝对不应当统一于中共暴政；如果台湾丧失了政治独立和主权地位，受控于中共暴政，就意味着台湾丧失了自由和尊严。

既然根本不存在统一的政治基础，中共为什么要制造“统独”之争的伪概念？一切伪装都是为了掩盖真像。中共正是要用“统独”之争这种具有强烈民族利益色彩的议题，来掩盖其仇恨并灭绝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的真实动机。

我曾多次指出，台湾的自由民主化在十五亿中国人中产生的政治示范效应，已经成为对中共暴政最致命的政治威脇；中共把民主台湾的这种政治示范效应视为心腹之患，必欲灭绝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方能消除其全球扩张的后顾之忧。中共暴政十分清楚，如果它把自己仇恨台湾自由的真实动机公之于众，必将受到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万夫所指，所以，它一定要牢牢地把真实动机隐藏在“统独”之争的民族主义概念之下。

事实上，中共是伪民族主义者。作出这个判断，并不只是由于中共背叛了文化的祖国，通过六十馀年的国家恐怖主义的统治，灭绝中国文化精神，使中国沦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殖民地，使中国人沦为文化的亡国奴，更是因为中共天性上只把获得和保持一党私有的国家权力视为最高原则，在中共的政治词典上，“民族利益”只意味着为获得和保持其专制权力可以随时出卖的婢女。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苏共为把外蒙古变成其卫星国，策划外蒙古从中华民国的版图上分离出去。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公开发贺电，祝贺外蒙古人民从此获得了独立和自由。可是现在，中共的大小狗官却又全都吠声一片，声称“台独就意味着战争”。外蒙古的面积是台湾的近三十倍。为什么在外蒙古独立和台湾独立的问题上，中共的态度判若两人？这种巨大的反差后面有一个不变的原则，即对专制权力的贪欲。——当年中共向苏联摧眉折腰，为其把外蒙古从中华民国版图上分离出去而欢呼，是要讨得苏联之欢心，助它攫取统治中国的专制权力；今日中共对台湾怒目相向，形色狰狞，是要控制并消灭台湾的民主制度，从而灭绝自由的台湾在中国人心中点燃的政治自由的希望之火，以维护极权统治。可见，专制权力是中共最高的原则，而包括“统一或独立”在内的民族主义的议题，则是中共用来作政治表演的道具。

从中共建党之日起，专制权力就成为其不变的生命主题。因为，独裁集团的一切政治经济利益和特权，都依赖于专制权力。拥有专制权力，中共便拥有了把国家当作私产任意挥霍的条件，便拥有了把人民当作奴隶任意欺凌的条件。对于独裁集团，唯有国家成为专制权力的私产，才能满足其贪欲；唯有人民成为政治奴隶，才能满足其践踏人民命运的野心。

不过，当代中共权贵阶层对权力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同过去的中共官僚集团相比，他们对于失去权力的恐惧更加强烈。 “六.四”屠杀之后，中共暴政推行让中国人在物欲中腐烂以忘却道德良知的国策。然而，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腐烂的是中共官僚集团。中共暴政迅速堕落成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最无耻的贪官污吏集团；国家彻底沦落为各级官吏用以攫取财富、欺凌民众的工具。中共暴政又比所有人都更清楚其腐烂的程度。除了政治黑手党式的权力之外，中共已经一无所有；失去权力，中共官吏不仅将失去政治社会特权，失去其利用腐败权力积聚的财富，而且必将因其反人类罪和贪污掠取国家社会财富罪，受到审判，甚至政治惩罚——中共暴政的统治不仅积累起如崇山峻岭般的罪恶，也积累起难以消融的社会仇恨。对此，江泽民和胡锦涛均有清醒的认识。

二零零五年，中国政治流亡者组成的民间法庭——“审判中国共产党悉尼特别国际刑事法庭”，在袁红冰大法官主持下作出判决，根据国际法，以反人类的罪名，判处江泽民等人终身监禁，不得保释，并兼处没收全部个人财产。从中共新华社“内参”上看到这个消息后，江泽民极为震怒。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评论说：“不要小看这件事。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发出的一个明确的信号。如果有一天我们丧失政权，他们是要对我们反攻倒算的。这不是针对我个人，而是针对我们全党的，他们妄图审判中国共产党。我党假使失去执政地位，就会沦为阶下囚… … 。”

二零零六年十月，中共决定整肃陈良宇之后不久，胡锦涛在中共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讲：“… … 党内有些人说中央决定审查陈良宇同志是搞派系斗争。这种说法极不负责，危害极大。陈良宇同志对抗中央指示，拒不执行中央政令，严重损害了中央威信。如果不及时加以制止，很可能影响我党的执政地位。这是中央决定对于陈良宇同志采取组织措施的根本原因，是从我党执政地位的高度来看问题必须做出的决定。… … 今后，对于任何可能对我党执政地位产生消极影响的问题，都要高度重视，当做头等大事来抓。… … 全党同志务必不能忘记苏东巨变的教训。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党的执政地位。… … 敌对势力不断叫嚣有一天要对共产党进行审判。如果我党失去执政地位，出现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的… … 。”

从江泽民到胡锦涛的讲话，都在表述中共暴政对失去专制权力的深刻恐惧，以及视专制权力为生命的意志。当前，中共制造“统独”之争的假像，就是为了掩盖其对自由台湾的恐惧；中共急于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为消除台湾自由化对中共执政地位的威胁——不是台湾要威胁中共，而是台湾自由的示范作用自然成为中国自由化的政治启蒙。

自由与极权之争，民主与专制之争——这是当前两岸关系的实质内容。只有撕开假像和谎言，让两岸关系的实质内容清晰地呈现在世界面前，在中共暴政实施控制台湾的政治阴谋过程中，台湾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强有力支持。因为，唯有自由才是属于人类的共同事业。中共暴政用“统独”之争的假像掩盖自由与极权之争的真相，就是为了使两岸关系“民族主义化”，从而剥夺国际社会支持台湾的理由。

保卫自由的过程中得到人类的支持，对于台湾极端重要，甚至相当程度上关乎台湾今后百年的命运。要想让保卫台湾自由之战，成为当代人类为捍卫自由而同极权暴政进行的一次决战，首先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让国际社会明白两岸关系的实质之所在。此乃台湾自由的生死存亡之道，有志抗争强权者不可不察。

如果说中共制造“统独”之争的假像是为掩饰其对台湾自由的恐惧和仇恨，那麽，国民党权贵趁风扬沙，帮助中共制造“统独”之争的假像，则是为了掩饰其投共卖台的无耻。现今之台湾，根本没有“统一”派，只有“投共派”，只有“等待被中共统一派”。国民党权贵早就丧失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意志。人是意志的存在；丧失意志，人便魂飞魄散，成行尸走肉——人如此，政党也如此。当今之国民党权贵阶层既无统一中国之意志，又无保卫自由民主台湾的愿望与信心；他们丧魂落魄，唯一的生命活力，在于通过投共卖台，尽可能从中共那里得到更多赏赐。

利用台湾给与他们的名誉地位，向中共暴政显示其卖台的能力，冀得中共的赏识，这已成为国民党权贵阶层的时髦之举。天可怜见——中共小狗官陈云林以“天朝上国”使臣之骄横来台时，国民党权贵争先献媚之奴态纷纷，更有连战、宋楚瑜为没有争得宴请中共小狗官之机会，竟撕破老脸，公开在电视上同马英九争风吃醋，真是怎一个丑字了得。

台湾这方水土养育了国民党权贵六十馀年，今日被养育者要以出卖台湾根本的政治利益，即出卖台湾的自由与独立，来深刻地伤害养育者。对于中共，丧失专制权力就丧失了一切；对于台湾，丧失了自由与独立就丧失了一切——两千三百万自由的台湾人将由于自由和独立的丧失，沦为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可悲之处在于，国民党权贵只为一己之利益，就要背叛台湾的根本政治利益。可谓无耻之尤。

无耻者常伪善。国民党权贵随中共制造的“统独”之争的节律起舞，想要让历史相信其投共卖台是基于“民族大义”，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从而掩盖其无耻。国民党与中共百年恩怨情仇，又怎能不知中共从创建之初就是一个政治、文化和组织上的外来势力，又怎能不知中共统治六十年就是中国文化精神被彻底摧毁的六十年，又怎能不知中共暴政之下，八千万中国人死于社会灾难、政治迫害和血腥屠杀——怎能不知中共暴政是中国的罪恶与灾难之源，是中国人民的公敌，是背叛文化祖国的卖国贼集团。

国民党权贵投降中共暴政，乃是认贼作父，与中华民族为敌之举；国民党权贵背叛台湾人民，出卖台湾的自由与独立，乃是千古罪人之举。投共不仁，叛台不义；不仁不义，狼心狗行，此乃当今国民党权贵阶层之谓也。

中共谋台，其心毒如蛇蠍，狠如虎豹；国民党权贵卖台，其意阴险莫测，寡廉鲜耻。内外交迫之下，台湾自由已处现实的危险之中。思之念之，令人百虑交集，心急如焚。

三、中共已经全面展开对台湾的“超限战”
——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政府是台湾自由的保卫者，还是中共的同盟军

中共“超限战”的“新思维”之一，表现为对战争概念的重新定位，即战争不再被视为纯军事性或者军事性为主的领域，相反，一个国家试图迫使其它国家或者政治势力接受自己的政治意志，以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而实施的非军事的和军事的行为，都归于战争的范畴。

根据“超限战”理论，中共早已在经济、文化、政治、社会各领域，全面展开对台湾的登陆作战。《台湾大劫难》一书所述《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则是中共在二零一二年内完成对台湾“超限战”作战任务的方略。现在，中共为灭绝台湾自由的“超限战”正如火如荼，已成烈焰辽天之势，而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政府的全面投降政策使人们不得不问，他们究竟是台湾自由的保卫者，还是中共的同盟军。

中共对台湾的“超限战”，以通过统战活动实施的社会各领域全面渗透作为主要方式，以“军事斗争准备”作为辅助。其具体作战逻辑就是先经济、文化一体化，然后，二零一二年实现政治一体化。当前，中共不遗余力，高速推动经济和文化一体化进程，国民党则全力跟进，紧密配合。中共与国民党之行动默契如风动枝摇，似夫唱妇合。

在对台湾问题实施最终的政治解决之前，首先实现两岸经济一体化——这是中共控制台湾的最重要的战役目标之一。ECFA的签订就是达成这个战役目标的标志性事件。

关税是一个国家保卫自己经济安全的制度之墙；ECFA实质上是趋于零的关税协议。这个协议一签订，就意味着两岸之间的关税制度之墙被拆毁，从而形成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但是，ECFA，这个看似对双方都很公平的协议，在目前两岸情势的具体背景下，则只有利于中共实现其谋台的政治战略；对台湾的自由却构成致命的威胁。作出这个判断的理由如下：

首先，中共的基本战略在于否定台湾的主权与独立，消灭《中华民国》的法统和国体，用中共的极权政治统一台湾，使中共一党专制的政体，以中央政府的权威控制台湾。这个战略目标众所周知，中共也布告天下，从不隐讳。在上述政治前提下，面对在领土、人口、国力与军力诸方面都极不对称的铁血强权，台湾同中共签订ECFA，岂不等于自毁卫护自己经济安全的关税屏障，岂不等于自愿为中共谋台的两岸“政治一体化”预先作“经济一体化”的奠基。不同政治体制国家之间当然应当依照国际法进行经济交流。但是，极权专制与自由民主体制形成政治上的悖论，这种政治悖论必然对经济交流作出限制，即两者之间的经济交流不能达到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否则，当极权专制处于不对称的强势的情况下，经济一体化就只意味着自由民主制度被控制的前奏曲。

其次，中共对诸多国家实施经济利诱或者政治逼迫，促使这些国家弱化，甚至切断同台湾的经济关系。中共这样作，是为了压缩台湾的国际经济活动空间，建立起对台湾实施经济围堵“柏林墙”，将台湾逼向中共的经济体系，使中国成为台湾唯一有经济战略价值的市场和资源的依托。ECFA的签订则意味着中共经济“柏林墙”战策的成功。不用经济学专业知识，仅凴常识人们就能理解，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多元化都是

其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当中共运用经济“柏林墙”，把台湾逼上只能同中共“经济一体化”的不归之路时，台湾就将由于丧失对外经济多元化的能力而丧失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在那种情况下，同中国的“经济一体化”就成为套在台湾脖颈上的经济绞索。当二零一二年中共用极权政治的铁手拉紧这根经济绞索时，台湾将如何保卫自己的政治自由！

中共“超限战”似黑云压城；经济战战鼓频频，风急雨骤。值此危机之际，作为总统和执政党，本应当作出一切必须作出的艰苦努力，击破中共围堵台湾的经济“柏林墙”，开拓多元化的对外经济关系，强化台湾经济安全的基础。然而，事实却完全相反。马英九和国民党并不筹思救国之大策，而是通过ECFA的议题，为中共实现“经济一体化”战策赤膊上阵。

先是开投共之先河的连战，罔顾中共全力压缩台湾经济的国际空间之事实，竟称如不同中共签ECFA，台湾经济就会边缘化——他要台湾人相信，中共，这个在国际上逼迫台湾经济边缘化的罪魁祸首，乃是使台湾经济免于边缘化的救星。后有总统马英九，一边重复连战的荒谬逻辑，一边为台湾签订ECFA定下最后期限，大有不尽快把台湾的命运送入中共默认的陷阱绝不罢休之势。

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都对同中共签订类似协议持极为谨慎的态度。澳大利亚甚至把同中共签订类似协议的可能性推迟至二零四零年之后。之所以如此，可能是这些国家的政治家对于建立在违背良知和理性基础上的中共经济体心存疑虑；他们不相信这样的经济体会长期存在与发展，所以不愿意把自己国家的经济命运，同中共权贵市场经济过分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反观马英九与国民党，对签订ECFA之事，简直急如星火，不肯稍待，与之同时，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也及时配合马英九和国民党，声称，签订ECFA一定会给台湾让利。国共两党领导人真可谓知心之交。只不过，台湾的民众是否会相信，一个用几十万大军血洗北京、残酷屠杀自己同胞和学生的铁血强权，没来由突然会对台湾人关爱有加，温情婉转，慷慨让利。显而易见，中共是为实现政治一体化的战略而对台湾“让利”；这种“让利”只意味着政治阴谋，中共控制台湾的政治阴谋实现之日，就是中共对台湾的经济“让利”结束之时。

二零一二年政治一体化之前，先实现文化一体化，这是中共对台“超限战”的另一项重要战策。中共对台湾的文化渗透可喻之为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

中共通过台商已成功控制了台湾的媒体，蔡衍明的中时集团就是一个范例。相当一部分台湾媒体沦为中共宣传部的代言人和中共“超限战”的政战单位。

出版社和书店为避免因触怒中共而使经济利益受损，已实行严格的“自我审查制度”，对中共刻意封杀的作品暗中作出种种限制；中共属意的作品则成台湾出版界和书店的宠儿。

中共运用资助研究经费、邀请参加学术会议和讲学、提供旅游机会等诸种方式，将为数众多的台湾学者驯化成蒙昧学术良知的政治小动物。其中最可悲者，利用专业知识为中共政治统一台湾的战略背书；其中最可悯者，为物性利益而背叛了知识分子应当承担的对台湾的社会道义责任。

宗教竟成信奉唯物主义的中共实施统战活动最密集的领域之一。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台湾和尚、道士赴大陆弘法传道，受大陆香火者日众。当年有台中某寺大和尚称，选上民进党候选人作总统，会血流遍地。不久前，据中共高层良知人士透露，贾庆林向中共政治局作报告时，信心满怀地说：“二零一二年，台湾的宗教界将对大选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中共文化性“超限战”事项繁多，难以尽述；视界所及之处，无不触目惊心。马英九和国民党对中共推行“文化一体化”的种种行为，或熟视无睹，听之任之；或巧舌如簧，多方掩饰；或鼓励纵容，百般支持；或曲意逢迎，关切备至。最具讽刺意味之处在于，中共实际控制的台湾媒体，如中时集团等，竟在毫不掩饰地作中共宣传工具的同时，为国民党政策百般鼓吹，为马英九竭力辩护，似乎国共两党已经情结连理。

除“经济一体化”和“文化一体化”这两个重要战略领域之外，其它方面马英九政府的全面投共政策也已日益昭彰。在外交和军事领域，中共把解决台湾问题作为首要战略方向。当前中共的“军事斗争”准备，集注于策应对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渗透，并已作好准备：一旦非军事方式不能实现二零一二年控制台湾的目标，则不惜用军事方式占领台湾。中共外交的中心则是同美国和日本进行国家核心利益的交易，尽最大努力消除中共不得不军事解决台湾问题时美军介入的可能。

面对如此险恶的军事外交形式，马英九本应当千方百计筹思卫国之策，让世界了解台湾的自由处于危险之中，竭尽可能获得国际社会对台湾的道义和外交支持，尤其要加强对美外交，以便中共武力犯台时能够从美国得到强有力的军事援助。然而，马英九及国民党权贵却反其道而行之。

马英九先是轻声曼语，宣布外交休兵，军事不武，向中共献媚示好；继之以公告两岸已建立互信，离战争越来越远，试图掩饰中共谋台管弦繁急、事态险恶之真相，麻痹台湾和全世界对强权扩张的警觉性。

尤其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据二零一零年五月二日诸多媒体报道，日前台湾总统马英九公开对美国CNN说：“永远不会要求美国人民为台湾而战。”马英九此语，以台湾总统的名义，彻底断绝美国人民，乃至世界其它国家人民，为卫护人类自由事业，在台湾生死存亡之际，同中共搏战的可能。马英九此举，可谓自绝于国际社会的支持。正当台湾命运凶险难测之时，马英九上述宣称无异于从背后捅向台湾的卑鄙阴险的一刀。可以想见，中共狗官闻马英九此语，定然欢欣鼓舞，弹冠相庆——马英九短短一言，寥寥十余字，为中共谋台解除了美军可能介入台海冲突之大忧，使中共可枕戈而安卧。对于中共灭绝台湾自由之战略，马英九一言真可抵百万大军之助。中共又焉能不欣喜欲狂。无怪中共鹰派将军朱成虎在国防大学讲课时，对此评论道：“从今往后，我们不必再真正反对美国对台军售了，给国际上做个样子即可。而且，我们还要希望台湾尽可能从美国买到高、精、尖的武器。反正二零一二年之后，这些武器都要被我们收编。”

无论如何，台湾也有对马英九天覆地载数十年之恩义，然而，马英九却以断绝国际社会保卫台湾自由的可能来回报，其心又何其毒也，其意又何其险也。

马英九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军事各领域全面投共政策，正在把台湾的自由带往中共默认的绝境死地。不过，马英九政府和国民党权贵对于台湾的最深刻的伤害还在于，其投共媚共的丑行卑态，正在摧毁台湾人，特别是青年人对台湾的民主制度的自信，对台湾的多元文化的精神价值的自信，对台湾的经济能力的自信——马英九政府和国民党权贵正在摧毁台湾人自强自立的意志，正在摧毁台湾作自由人的信念。

对马英九上台两年来的台海两岸局势作纵横观，已经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马英九政府和国民党权贵不是保卫台湾自由的战士，而是中共暴政谋台的同盟军，他们正在同中共暴政默契配合，背叛台湾的自由，出卖台湾的独立，逐步把台湾引上作中共专制的政治奴隶的命运之路。

这个结论对于台湾是冷酷的。铁血强权逼迫于外，自由独立的叛卖者执政于内——台湾，你将怎样走出历史的困境，你将怎样杀出命运的重围？愁绪如海，忧思如山；忧思愁绪已使太阳长出白发三千丈。

四、不惜与美国作军事决战
——中共是以血海为美酒的魔鬼

中共在没有空军掩护的条件下就大规模投入韩战；中共会实施导致四千万农民饿死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方案；中共会展开几乎造成政权崩溃的、动乱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共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出动几十万大军屠杀学生，血洗北京，等等——所有中共在历史上作出的关乎基本战略的选择，国际社会的有关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几乎都没有作出濄准确的预见。现在，又有不少专家和研究人员，特别是一些台湾的学者，在对中共的战略选择作出一个判断：中共不敢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因为不能排除届时美军介入的可能；中共不会选择同美军直接冲突，因为双方国力军力相差悬殊。

上述这个判断仍然在重复以往的错误。之所以在中共战略选择的问题上总是“测不准”，原因在于国际社会上的各种身份的判断者，对于中共的思维逻辑的基本特征缺乏了解，他们用一种和中共政治环境完全不同的参照系中养成的思维逻辑，来判断中共的行为，其结果必然是南辕北辙，不可能准确。

战略决策的非理性和战策战术的极端理性——这是中共极权的基本思维逻辑。国际间中国问题研究者多为理性动物，他们以理性的利害权衡为基点研究中共的战略选择，就如同根据猴子的逻辑判断虎狼的形迹一样荒谬。

决定中共战略决策的，不是理性的利害权衡，而是极权专制的权力意志，或者说是凝结在权力意志中的价值取向。在台湾问题上，这种极权政治思维逻辑的特征表现得格外明显。台湾的民主化对大陆民众的政治示范作用，构成对中共极权的致命威胁，为维护极权体制，必须控制并从实质上灭绝台湾的民主制度——这是中共对台湾问题作出战略选择的基本思路的最简明表述。在这个战略选择过程中，美国的国力、军力以及美军是否介入台海作战等理性思维要素，都在中共的决策视线之外。

事实上，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党领导下的‘中国崛起’必然同美国的战略利益发生根本冲突”这个判断，就被中共高层确定为关于国际政治的基本战略观念。之后数年，中共“超限战”理论便把同美国的战略冲突锁定在两个具体问题上，即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超限战”理论把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列为中共的“核心国家利益”，并指出，用外交方式同美国达成“国家核心利益”上的互利的政治交易，使美国在军事上置身事外，是解决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的最佳策略选择。但是，如果发生台海战事，或者二零一六年后为解决西藏问题而展开对印作战时，由于没有达成同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的交易，美军进行军事介入，则不惜以“超限战”战法，同美军决一死战。因为，“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没有退让的余地，一退便陷入战略上的被动。”

中共国防大学防卫学院院长朱成虎是“超限战”理论专家，在中共军界又“虎将”之称，同被称为“智将”的刘亚洲并列。他的军衔虽然只是少将，但是由于任国防大学教授，他的学生中不仅有众多少将，而且有为数不少的中将、上将，所以，他以及他信奉的“超限战”思想，在中共军中颇具影响。二零零五年，朱成虎在香港宣称，如果美军介入台海战事，而中共的领土——包括台湾和中国的舰船，一旦受到美军攻击，中共将用核武器反击；结果可能是中国西安以东的城市全部被毁，而美国也必须作好数以百计的城市被毁的准备。

朱成虎此言一出，国际哗然，举世震惊。于是，一群从来就没有对中共的战略选择作出过准确判断的专家、学者们，不知借着从哪里得到的自信，断然宣称，朱成虎的话只是个人的意思表达；中共领导层不可能如此没有理性。这群专家、学者们的宣称只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一个真理，即无知者最武断；愚蠢者最固执。

任何人只要对中共极权政治稍有常识性的了解，就不可能不知道，中共的将军在公开发言中是没有个人意志的。朱成虎的对美核战的言论，是中共战争意志的表达。只不过以朱成虎个人谈话的方式来表达，较为委婉。至于专家学者对“中共领导层不可能如此没有理性”的论断，则更属无知之言。朱成虎关于不惜“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也要与美国决战的意志，乃是对毛泽东的政治基因的继承。当年毛泽东不仅曾鼓动赫鲁晓夫同美国进行核大战，而且在中共内部也多次谈过核战问题。越战时，中共曾作出只要美军越过北纬十七度线，就公开派兵入越作战的决定。据中共国防大学党史教研室的资料，在作这个决定的过程中，毛泽东对军队将领说：“美国是纸老虎，核武器也是纸老虎。大不了同美国打一场大仗，美国给我们丢几颗核弹。中国死一半人，或者死三分之二，我们还会剩下两亿人。有什么可怕的。”可见，朱成虎与毛泽东一脉相承。

一位诗者与哲人目睹中共于一九六八年屠杀蒙古人的惨状后，曾有言：“中共是以血海为美酒的魔鬼。”从毛泽东到朱成虎的核战言论中，人们可以呼吸到更浓烈的血腥气。中共视亿万生命如草芥，有其生命哲学的根源。唯物主义把生命归结为物质。这是一种对生命最阴暗绝望的哲学关照。凡把生命本质视为物质而不是心灵的哲理，定然轻贱生命。唯物主义就构成中共的理论基础。同时，因掌控极端的权力而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的独裁集团，有一个共同的天性，即把人类的命运视为展现其个人意志的舞台，而决定其个人意志取向的，是从任意运用极端的权力中涌现的快感；对于独裁集团，蘸万里血海，书写运用权力的历史，乃是快感的极致。

朱成虎的对美核战宣告并非虚声恫吓；中共“超限战”理论关于同美国作军事决战早有预案。根据该预案，出现美军全面介入台海作战的态势，中共就将依照“超限战”战法，发起对美决战。决战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运用弹道导弹，以及其它常规性长程武器，对美军参战的航母战斗群，以及东亚的美军基地实施毁灭性打击；与之同时，全面动员长期培育的以各种移民身份潜伏在美国的中共十万秘密力量，与潜入美国准备发动恐怖主义攻击的特战队相配合，以中共驻美使领馆和中共大型商业机构为指挥中心，发起“超限战”，用城市游击战和秘密袭击的战法，在短时间内，彻底摧毁美国各大城市的核电厂、电厂、变电站、自来水系统、供暖系统、食品供应系统、水坝、桥梁、机场、车站、港口、地铁、邮局、通讯系统等战略性民用设施，让美国的国民生活系统陷入全面瘫痪，让美国的所有大城市都变成黑暗之城，死亡之城，以摧毁美国民众和国家的作战意志。

如果第一阶段在美国本土的“超限战”没有达到摧毁美国作战意志的目的，同美国的决战即进入第二阶段——全面核大战阶段。中共实施核大战的“杀手锏”武器，目前不是战略核潜艇，而是千里太行山洞穴内的远程战略核导弹。在太行山中，中共掘出纵横数千公里的大通道，通道寛可并行四辆大型军用卡车；通道上面的岩层厚达数百米。数百枚战略核导弹日夜在山洞的大通道内遂行机动，构成美军没有能力摧毁的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甚至第五次核反击能力。

中共为什么强调保有多批次的核反击能力？对此，朱成虎在给国防大学战略班学员授课时曾有解释。他认为，同美国的核大战将是逐步升级的作战过程，而不是一开始就进入全面核战状态。因为，全面核战是没有胜利者的互相彻底摧毁的战争。为避免一开始就进入互相毁灭的状态，双方都会使核战逐步升级，而这一过程与其说是核军力的较量，不如说是国家意志的较量，归根到底是人的意志的较量。一位学员的听课笔记中，记录了朱成虎的这样一段话：“美国民族性格有冲动、急躁、强悍的一面，又有怕死、脆弱、过分敏感的一面。我判断，只要我军掌握了核战逐步升级的节奏，具备多批次反击的能力，在这场意志的较量中，我军将必胜；在互相彻底毁灭的全面核战爆发之前，美国的意志必定崩溃。同志们，美国国家意志一旦在生死较量中崩溃，美国的急速衰落就是必然的。一个国家魂飞魄散了，还怎么可能强大。二十一世纪就将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世纪，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之奋斗终身的共产主义事业也会随之复兴。”

朱成虎的上述理论被中共军界称为“核瞪眼”理论。朱成虎也宣称，中共只要同美国在两次“核瞪眼”的意志较量中获胜，中共的崛起就无人再可阻挡。而两次“核瞪眼”，一次是指解决台湾问题时美军全面介入；一次是指为解决西藏问题而展开对印作战时美军介入。

当前，军中鹰派的“核瞪眼”理论仍被胡锦涛的“和平崛起”骗局遮挡在铁幕之后。不过，胡锦涛之所以决策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面渗透的统战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并非由于他对和平的热爱，而是出于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考虑——用军事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文职出身的胡锦涛无法真正控制事件的过程，而江泽民培育的太子党军人将因此获得荣耀和威望；用统一战线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胡锦涛及其“团派”势力则可以游刃有余地操纵整个过程。

然而，胡锦涛的意志又一次受到军方的挑战。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台湾大劫难》在台湾出版，书中披露了胡锦涛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方略。两个月之后，国防部长梁光烈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份报告。这份报告针对《台湾大劫难》的出版事件，提出两项建议。首先，梁光烈建议对于用统战方式为主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重新评估。其理由在于，如果继续实行原来的战略方案，就等于按照《台湾大劫难》披露的内容行事。这不仅可能造成极大的政治被动，也会受到敌对势力和历史的嘲笑。其次，梁光烈建议严肃审查泄密问题，无论牵涉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应当尽快对涉嫌最大的曾庆红家族成员、陈希同家族成员、陈良宇家族成员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进行审查。

对于梁光烈的报告，胡锦涛作出批示，并传达到省部级官员和军队的集团军主官以上官员。胡锦涛批示的主要内容如下：（一）用统一战线方式为主，军事斗争准备为辅的方针解决台湾问题，是党中央的战略决策。不能因为一本书就改变。况且，这个战略决策执行的十分顺利，我党与国民党在和平统一问题上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二）要重视《台湾大劫难》出版带来的消极影响。有关部门要统筹安排，作好台湾方面的工作，尽量限制这本书的发行范围。我们控制的台湾媒体对这本书要作到不评论、不提及、不参与炒作。（三）加强对这次泄密事件的查处力度。

从批示内容看，胡锦涛拒绝了梁光烈改变对台战略的建议。但是，据中共高层良知人士透露，胡锦涛于二零一零年春节后，曾到国防大学视察。期间专门接见了朱成虎，听取他汇报“核瞪眼”理论，还对朱成虎的研究成果给予高度肯定。由此可见，曾把藏族僧人淹没在血泊中的胡锦涛，本质上并不会拒绝以血海为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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