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国策 五：黑暗中孕育的希望之光

第五章
人类大劫难之源自身的危机
——黑暗中孕育的希望之光

一、引言

二零零七年以来，自由民主国家普遍陷入经济危机。美国努力试图走出危机，但是，它艰难的步履已显出历史性衰落的端倪；欧洲在危机中步履蹒跚，老态龙钟，似乎正在失去过失的荣耀和未来的希望。与之同时，中共极权专制的经济能量和综合国力却急速增长，犹如刚吃下过量摇头丸的无赖汉，充满超乎正常状态的勃勃生机。这种像滴血的刀锋一样引人注目的反差，让一个时代的困惑呈现在历史之巅——难道极权专制的崛起和自由民主制度的衰落，将成为二十一世纪命运的主题吗？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起，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怀有两个急切的希望。一个希望预言中共政权将会追随苏联共产帝国的命运，很快崩溃；另一个希望预言中共会由于经济发展而逐步走上民主改革之路。然而，时至今日，这两个希望都没有实现，而且似乎也看不到实现的前景。这是为什么？

或许因为过分失望，国际社会对中国已经不敢再有希望，再作预言，而只接受极权专制强化的现实。如果说整个人类处于深刻的困惑之中，那麽台湾则不得不感到绝望。中共，这个胁持十五亿人并成为美国最大债主的铁血强权的政治逼迫，本就是台湾的难以承受之重，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政府的全面投共卖台政策，则又给台湾雪上加霜。《与台湾关系法》原本或许给台湾一线希望：当自由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只要台湾敢于为自由而与强权决战，可能会得到美国的军事支持。但是，马英九一句“永远不会要求美国人民为台湾而战”，已经永远抹去了美军介入台海作战的希望——马英九不想给台湾留下任何希望。

人类必须走出困惑，台湾则应当走出绝望。从本章起，我将向历史讲述人类能够走出困惑，台湾可以走出绝望的理由。这个理由并非基于“正义必胜，邪恶必败”、“自由一定战胜专制”之类的信念。以万年历史为参照系来思考问题，上述信念可能有真理性，不过，要以几年，十几年甚至百年为时间基点来审视，邪恶摧残正义、专制践踏自由的史实却屡见不鲜。

我不是根据信念，而根据中共铁幕深处正在发生的事实来讲述。因为，向一个只能听懂物性贪欲召唤的时代讲述信念是多余的。中共强大甚至豪华的外表下，隐藏着致命的弱点；中共从人类的贪欲中获得全球扩张的巨大经济能量，同时它本身的政治癌变也在内部迅速扩散——中共暴政已成人类大劫难之源，而中共内在的危机恰恰又构成消除人类大劫难之源的希望。

不是依靠理想主义的引导或者对正义信念的追求走出大劫难，而只能以大劫难之源自我解体作为希望的根据，这是可悲的。然而，无论如何，属于这个可悲时代的希望确实存在。

我看到，两个逻辑过程正在进行时间的竞赛。一个逻辑的内容是中共暴政全球扩张的能量聚积和推进速度；一个逻辑的内容是中共暴政内在矛盾趋向爆发临界点的速率。这两个逻辑过程的时间竞赛结果将决定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命运。遗憾之处在于，人类对于上述关乎其自身命运的逻辑过程，只能作旁观者。因为，没有理想主义的引导，人类只能沦为宿命过程的奴隶。不过，我愿对台湾如是说：全人类都可以作命运的旁观者，唯独你不能；中共暴政的内在危机爆发之前，它就已经开始消灭台湾自由独立的扩张进程，台湾要想保持自由人的尊严，就必须为自由而战——这是台湾的悲哀，还是荣耀？对这一问，懦夫和英雄自有不同的回答，而历史只会记住为自由飘洒的每一滴血。

二、以往中共崩溃和中共政治改良的预言为什么都受到时间的嘲弄
——思想基点的错误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部分以赵紫阳的智囊为核心的知识分子，追求实施新权威主义，用“开明专制”的模式，推行经济改革。“六.四”学运爆发后，这个知识分子群体又试图利用学生运动，树立赵紫阳的权威，击败中共内部反改革的保守派。学生运动被血腥镇压后，赵紫阳失势，中共政治迫害的锋芒也随即指向这批原中共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被迫流亡海外。

正是以这批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为源头，先后涌出两种理论，即“中共迅速崩溃论”和“经济发展促进中共政治改良论”。国际上众多本就对中国只有隔山打牛式理解的专家学者，也摇唇鼓舌，咸与鼓噪，遂使这两种理论一时成为关于中国问题的最流行的权威之论。

但是，斗转星移，这两种理论关于中国前途的预言都已受到时间嘲笑。中国将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又一次逼问历史和未来。为了准确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对前述两个判断的理论错失作基本的分析。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中共迅速崩溃论最初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一种强烈甚至亢奋的愿望更准确。这批知识分子原处于中共体制内，借权力之光，推行威权政治之理想，可谓春风得意于一时。今日一朝流亡，顿失权力之怙恃，理想之星随之黯淡。于是，归国重返历史中心之意，便转化为渴望中共崩溃之论。国际间的专家学者，以为原中共体制内的这批知识分子对中共的了解必然准确，因而又依据其判断，敷演出一系列相关论说。

统观当时之种种中共迅速崩溃论，均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点，即认为中共很快会陷入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将导致中共崩溃；而判断中共必定陷入经济危机的依据，在于自由世界通行的经济学原理。正是这个共同的思想基点，构成中共迅速崩溃论错误的根源。

显而易见，以适用于自由经济制度的经济学原理作根据，研究判断中共权贵市场经济，本就违背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基本规则，其判断结果又焉能不谬以千里。例如，曾不断有人按照经济学原理指出，根据坏账呆帐比例，中国的银行早该破产。然而，中国的银行不仅没有破产，反而越来越稳固。

更重要是，当代的中国问题研究者中，很少有人能够洞察一个真理：中共极权体制本质上是政治的存在；在这种体制下，政治决定一切，而不是经济决定政治；当代中国没有经济危机，只有政治危机，经济问题只有通过政治危机才能形成社会变革的能量。

能够论证上述真理的事实可以随手拈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中国出现饿死四千万人的社会大悲剧。这应当算经济“大危机”了。可是，这个悲剧并没有造成中共的崩溃。相反，悲剧发生过程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对中共专制提出政治疑问。“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众多工厂、企业停工停产，经济停滞，可谓经济理论上的经济“危机”。然而，这种经济“危机”没有对政治产生明显影响，绝大多数中国人在日常生活必须品都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仍然热衷于从事当时共产党确定的政治运动。

另外，中共极权体制下还有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现象，即中共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常是在其经济状况好转时发生。例如，一九五七年，中共经济达到其建政后最好的状态，结果发生祸及数百万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一九六六年，中共经济刚从饿死四千万人的“大饥荒”时代恢复过来，就爆发了以内部权力斗争为政治实质的“文化大革命”。

现在，当年特定背景下出现的“中共迅速崩溃论”已成昨日黄花。于是，“中国问题专家”们又开始追逐另一个时尚的理论，即“中共崛起必然论”。少年男女对时尚的追求中常有青春的活力闪耀，学者文人追逐时尚的理论，则意味着展示浅薄和庸俗。我们此刻指出当年“中共迅速崩溃论”思想基点的失误，绝非为追求某种理论时尚，而是为准确预见中共暴政必然崩溃的前景，准备正确的思想基点和思维逻辑。中共暴政政治崩溃的进程，将从二零一二年底，中共十八大之后开始——这是我在本书此后两章内所作的全部讨论的结论。与那些曾作出“中共迅速崩溃论”的人不同，我结论的依据不是任何主观愿望，也不是西方经济学原理，而是中共暴政铁幕下隐藏的坚硬的政治现实。

当年，同“中共迅速崩溃论”并驾齐驱、名动一时的另一个理论时尚，可以称为“经济发展促进中共政治改良论”。这种理论的人格承载者主要是三种人：一是中共御用文人，二是原来曾处于中共体制内的流亡知识分子，三是国际上的“中国问题专家”。御用文人制造这种理论，目的在于散布幻想，欺骗世界，掩盖中共暴政强化极权，准备全球扩张的政治本质；原中共体制内的流亡者鼓噪这种理论，原因在于其政治上的“恋母情结”——此类人的政治之母本为中共体制，只是个人命运的偶然性之风，把他们从中共体制内吹到体制外，所以，政治基因使他们天性钟情于有利中共的理论；“中国问题专家”们对中国的了解一般只能达到“盲人摸象”的水平，所以，为证明其“专家”性，便不得不人云亦云地追逐理论时尚。

上述理论的核心内容可以用一句话表述如下：即使“六.四”事件之后，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中共仍然有意愿和能力，通过由其主导的渐进的政治改革，最终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

随着时间的流逝，上述理论必将日渐式微。中共专制随经济发展而日渐强化的事实，比理论更具说服历史的能力。

“经济发展促进中共政治改良论”受到事实的否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个理论违背中共极权的天性。尽管世界上有案例表明，由于社会发展，一些威权政体主动经过政治改良趋向民主化，但是，人类的万年历史中，从没有极权专制主动放弃独裁权力的情况；当代共产极权专制政治的崩溃，都以人民大起义式的全民反抗作为直接的动力。所以，论证中共会主动放弃极权专制就是在论证幻想。

八九年“六.四”事件，中共用鐡与血向历史声明：它绝不允许用任何方式改变一党专制的极权政治。“六.四”血案彻底剥去了中共暴政的政治道德的遮羞布。它沦落到只能够利用国家暴力、谎言和利诱维持统治的地步。当前中国的“上层一万家”，乃是贪官污吏、奸商恶贾和无耻文人共同构成的政治黑手党。这个政治黑帮唯一的政治意志，只在于用一切方式强化极权专制。而强化极权专制的作用有二：一是中共官僚集团可以继续藏匿于暴政铁幕之后，规避历史对其反人类罪行的大审判；一是权贵阶层能够利用腐败的国家权力，在受到专制保护的条件下，继续肆无忌惮地掠夺国家、社会和人民的财富。通过政治改良实现民主，对于中共权贵阶层乃是政治自杀行为，所以，中共政治黑帮集团根本不可能有政治改良的意志和激情——它没有自杀的意志和激情。

人的历史由意志决定。中共实施经济改革，发展经济的根本动机，在于实现其政治意志，即强化极权专制。动机决定结果。为其动机所决定，中共经济改革不会为民主政治构建经济基础，而只会为强化专制提供经济体制的保障。这个体制保障就是现在中国的权贵市场经济。指望权贵市场经济会导致民主政治，就像指望母猪生出猛虎一样可笑。

围绕“经济发展促进中共政治改良说”，曾提出一系列伪观念。现就其主要者讨论如下。

“中产阶级论”是上述伪观念中流播最广者之一。亚里士多德曾有论曰，一个城邦如果中产阶级占多数，则既可以防止少数富有者把财富转化为特权，又可以防止少数社会底层者的反社会过激行为造成动荡，所以，中产阶级占多数是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要素。于是，中共御用文人和伪“中国问题专家”东施效颦，将亚里士多德“中产阶级论”之意，用于风马牛不相及的中国问题，声称：经济的发展会使中国出现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必然提出政治民主的要求，中共则会顺应中产阶级的要求实施政治改良。

上述观念无异于痴人说梦。中国权贵市场经济只会制造极端的两级分化，而不可能造就一个强大到占多数的中产阶级；另外，权贵市场经济之下产生的所谓“中产阶级”，是凌驾于广大底层民众之上的极权政治的赘生物。这个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只有附庸极权政治，以保住其利益之心，而绝无追求民主政治之意。因为，中共极权政治乃是其衣食父母。

“私有化必然导致政治民主化”——这是另一个著名的伪观念。这个观念断言，中共经济改革的私有化趋向，将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所有权基础。且不说中共一直没有，至今也没有迹象表明其会还地于民，放弃对国家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也且不说所谓国营企业所有制改造实质是中共权贵私分国家财产的犯罪行为，仅就上述伪观念无条件把所有制与民主政治必然联系在一起，也足以表明其谬误。理由在于，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不同形式的私有制常与不同形式的专制相联系，并为专制的存在提供经济制度的保障。

同民主政治相联系的，只是一种特殊的私有制，即公民个人所有制。个人所有制前冠之以“公民”，意味着这种私有制是以公民的政治和社会权利为前提。换言之，唯有建立在公民政治和社会权利法律保障基础上的私有制，才能构成民主政治的经济制度基础。而中共极权以否定公民的政治和社会自由权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在中共极权体制之下，根本没有公民政治和社会自由权受到法律真实保障的政治生态环境。所以，属于中共权贵市场经济的私有化，不仅不会导致政治民主，反而只会强化极权政治的社会基础——权贵阶层的经济能力。

另一个伪观念，即“人均国民产值增长标志民主政治论”曾经能够风行一时，恰是证明了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浅薄。依据这个伪观念，世界上诸多国家的民主化都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某种统计学的指标为象征，因此，只要中国经济发展，并达到相近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数，中国的民主化就会实现。

这个伪观念之浅薄首先在于，用与中国状况具有深刻而巨大差异的其它国家产生的统计数字，来对中国作出判断。显然，这种判断又是违反思维逻辑基本原则的产物。其次，以定量分析的方法判断定性分析的问题，本身就是一种伪科学。因为，人的意志常常是非理性的，非定量的，即使在物欲主宰的时代，物性贪欲引发的社会进程，也不是理性的定量分析所能规范。

我们否定中共因经济发展而实施政治改良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中共极权将长久存在，而是要说明，极权政治构成中共政治命运的归宿，它已没有超越极权政治的前途，它将死于极权政治的崩溃，而且这种死亡方式是中共自己决定的。

三、中国社会全面危机的政治意志化
——中共极权割肉自啖的政治天性

中共暴政已经作为人类大劫难之源，出现在二十一世纪的国际政治地平线上。同时，中共暴政内部的社会矛盾也急速趋向极端，并呼唤社会大变革，呼唤民主政治的拯救。这种社会矛盾的本质，在于中共官僚阶层同民众之间的剥夺与反剥夺，压迫与反压迫的不可调和的对抗；极权政治体制则是社会矛盾的孕育者。

任何极权政体都具有与社会为敌的天性。“六.四”屠杀之后，由于政治道德基础彻底崩溃，除物欲引诱之外，中共极权越来越只能靠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和国家制造的谎言维持统治。当代中共暴政是人类历史上最堕落、最伪善、最狡诈、最凶残的极权形式。这种极权形式正在通过权贵市场经济，在积累全球扩张的能量的同时，也积累将导致其崩溃的社会矛盾的能量。

中共的所谓改革最终形成的权贵市场经济，是由腐败至极的国家权力主宰的经济运行机制。由于极权专制之下国家权力属中共官僚集团私有，以自私的国家权力为主宰的经济机制不可能以社会公平为原则，所以，权贵市场经济运行的总的趋向，就必然表现为社会财富涌向国家权力的拥有者，即中共官僚集团及其家族成员。而且，权力越极端，便越腐败；权力越腐败，社会财富涌向权力的速度便越疯狂。于是，制造社会两级分化便成为权贵市场经济的宿命。

据中共高层一位良知人士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的统计，当代中国百分之零点四的人，掌握著百分之七十二的社会财富；最富有的一万个人中，百分之八十六点九属于中共权贵的家族成员。由于中共铁幕的遮蔽，我们无法检验上述统计数字的准确度，但是，从不同途径透露出来的有差异的统计，都在表述一个共同的事实，即当代中国财富的两极分化已达人类历史之冠。

人民对社会财富极端两极分化原因的政治解读，构成社会动荡的起点。上个世纪中国出现饿死的四千万人的悲剧；悲剧过程中，人们宁愿默默地饿死，也几乎没有人提出政治的抗议。其原因在于，当时中共建政不久，由于欺骗宣传，整个时代对中共抱有希望，社会悲剧缺少转化为向中共提出政治疑问的条件。所以，即使中国人饿死总人口的百分之八，中共极权政治仍然十分稳定。现在，中共六十馀年的实践已经使其成为政治道德的破落户，它制造的国家谎言的欺骗效应越来越低，所以，虽无饿殍遍野，但是财富的极端两级分化，已演化成十余亿中国民众对中共合法性的强烈的政治疑问；“不患寡，患不公“的古训，正通过社会动荡能量的积累，再现其真理性。

中国的两级分化并不只限于财富领域，更表现在权利范畴。中共权贵阶层通过垄断专制的国家权力，垄断了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部社会资源。这种全面垄断转化为全面的特权是逻辑的必然。普通民众被剥夺了以选举权为中心的政治选择权，从而处于政治奴隶的地位。中共狗官及其家族成员的横行无忌，骄奢淫逸，时时在提醒普通民众记住政治奴隶的屈辱；国家一切权力的运行过程，处处划出特权者和政治奴隶之间的界限。

柏拉图说“人是追求意义的动物”。这位先哲或许对人提出过高的期许，因为，许多人似乎并不懂得追求意义。我愿说“人是懂得尊严的动物”。即便沦为乞丐奴仆，人的心底里也沸腾著对尊严的渴望，而且社会地位越低贱，渴望便越炽烈。当前，现实每天都在论证中国民众的低贱和特权阶层的“高贵”，都在论证官权对民权的肆意践踏。中国十余亿政治奴隶对人的尊严的渴望，正转化成对中共极权专制合法性的另一个逼问。

社会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而经济机遇的公平与法律权利平等，构成两根支撑社会正义之柱。当代中国，财富的极端两级分化摧毁了经济机遇公平的可能；权利的极端两级分化使民众不可能相信中共专制之法会坚持法律权利平等的原则。支柱摧折，社会正义随之崩溃。而社会正义崩溃必定打开社会反抗的闸门，并提出政治变革的要求。

据中共高层良知人士透露，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公安部向中共中央提交的一份秘密报告称：二零零五年以来，不包括藏人、维人等少数民族的动乱在内，年平均发生“群体性”事件八万三千起，参加人数最多的达四万余人。在中共的政治词典中，所谓“群体性”事件，实际是指起自民间的“维护基本人权，抗争官权暴政”的行动。这种维权抗暴活动形成当前中国民主运动的主流，也是中共面临社会大危机的象征。

我曾指出，中共极权之下，只有政治危机，没有单纯的经济危机和其它社会危机。而现在，中国全面的社会危机正在政治意志化，即正在演变成政治危机。其标志就是遍布中国大地的群体性维权抗暴运动已经开始了政治意志化的过程。所谓政治意志化的基本涵义在于，民众不再把自己权利受官权侵犯和社会非正义现象当作个案，当作官员和中共权贵的个人行为的后果，而是将其视为中共极权专制的必然结果，并以此作为根据，对中共统治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另外，维权抗暴活动的秘密的准组织化，也成为民众反抗活动政治意志化的重要内容。理由在于，维权活动自发的秘密准组织化，意味着民众对中共国家组织和法律秩序的彻底背弃。中共中央政法委二零一零年一月的一份内部通报称：二零零八年以来，全国发生的退伍军官和军人为生活待遇而进行的群体上访事件，包括一千多名军官参加的到北京军委总政治部上访事件，都有退伍军人自发组建的“战友会”程度不同地参与组织协调；数起三峡大坝移民自行返回库区事件和辽宁富锦地区农民自主分地事件，均由农民自发组织的秘密“农会”发挥“煽动和组织”作用；近年广东和上海规模最大的农民工讨要拖欠工资事件，是由农民工中的“同乡会”组织领导。

反抗运动的组织化是社会大变革的最强有力的政治形式。中国民众的维权抗暴运动虽只处于准组织状态，却也足以令中共心惊肉跳。胡锦涛对上述通报作出下述批示：“要坚决打击取缔‘战友会’、‘农民会’、‘同乡会’等非法组织。另一方面，各级领导都要把缓解各种社会矛盾，当作维护我党执政地位的大事抓紧，抓好。”

中共确实受到危机地挑战。不过，对中共的最严峻的挑战，还在于中共解决危机的政治能力正日趋弱化。

极权政治实施的是国家权力的官僚集团私有制。由于权力高度腐败，中共暴政已把国家权力私有制推进到极端的状态。这种极端状态的内涵可以表述如下：每个官员都把其所掌握的权力视为私有物，视为攫取经济、政治、文化和其它利益的私人工具。

国家权力私有制的极端化，使国家权力分裂为数千万官员手中的特权，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国家权力的整体性效应。显而易见，为应对严重的社会全面危机，中共应当缓和各个领域的矛盾。但是，由于绝大部分官员都从个人私利的角度理解其掌握的权力，因而就出现了对中共极权政治极为致命的现象——一方面，为维持国家权力的中共官僚私有制，需要官方采取有效措施，缓解社会矛盾；另一方面，每个官员基于不可遏止的贪欲，都把其掌控的腐败权力发挥到极致，以攫取更多私利，而腐败权力的疯狂的非理性使用，必然以对社会和普通民众利益的侵害和剥夺作为直接后果。如此一来，社会矛盾的加剧必呈狂澜即倒之势。

维持政治生存的需要和腐败权力实际运行的价值取向之间严重背离，中共实已人格分裂。古籍中有载，两壮士为比勇敢而割肉自啖，直至血流满地，死于非命。当前中共数千万狗官运用权力的模式，恰似割肉自啖，自寻死路。所不同处只在于，古壮士是为竞比勇气而自啖，故虽愚昧却尚有令人动容之豪情；中共狗官是为满足吞象之贪欲而疯狂，故不仅愚蠢，且复丑陋不堪。

中共狗官的腐败权力一方面直接作用于社会，激化社会矛盾，另一方面还作用于自然环境。为攫取私利而对自然资源进行毁灭性开发利用，已成中共政权割肉自啖天性的另类表现。中共经济改革二十馀年，自然环境惨遭涂炭。神州大地，壮丽河山，已成毒气污水之乡；黄河断流，长江水枯，珠江色变，淮河败坏；北方风尘弥空，沙漠汹涌，南方黑烟匝地，石漠裸露，西方核弹污染，千里死寂，东方渤海腐臭，鱼虾蒙灾。于是乎，怪病丛生，癌变竟成流行之症；活在毒气污水间，中国人人面有晦色。自然环境对中共的报复便是通过产生大批生态难民，加剧社会矛盾，激化官民冲突。已有众多学者预言，越来越多的生态难民即将形成中共无力解决的另一个社会危机。

中共割肉自啖的愚蠢，还通过对藏人和维人的政策表现出来。藏人和维人同中共的矛盾之所以不可调和，关键在于藏人和维人要坚守自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命运的存在，而中共则试图通过文化性的种族灭绝政策，把藏人和维人的故乡，彻底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文化的殖民地；关键在于藏人和维人不愿再作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而要作有民族尊严的自由人。面对藏人和维人顽强不屈的抗争，中共暴政早已黔驴技穷，丧失解决危机的政治能力，只能越来越依赖于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通过大规模逮捕和屠杀的恐怖效应，维持统治。当缺乏政治道德基础的国家暴力成为极权者唯一的选择时，它所实施的每一次逮捕和屠杀，都同时是刺向它自己的利刃——多把一个反抗者关进监狱，极权者就为自己多积累了一份仇恨；藏人和维人在每一次屠杀中涌流的血，都如激流怒涛，冲荡著中共专制的政治基础。

国家权力的每一次运用都会产生积累社会矛盾能量的负效应——这是一个政权病入膏肓的象征。当前中共就处于这种状态。国家权力运用的自戕效应不仅表现为前述国家权力私有化的极端状态，更通过腐败权力主导的权贵市场经济表现出来。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所有关于中国前途的论述，都把经济发展指数当作判断中共政治极权巩固或者衰败的基础性指标。这种现象表明，当代世界范围内的中国问题研究都陷入一个盲区，即认为经济下滑将构成导致中共政治崩溃的首要原因。在此，我愿作出一个完全相反的预言：中共政治崩溃之日，必是中共权贵市场经济仍然发展之时。

作出上述预言的理由在于，导向社会两极分化，乃是中共权贵市场经济的天性和铁律。权贵市场经济创造出的经济指数越高，为中共权贵积累的经济能量越巨大，它所导致的在财富和权利双重意义上的两极分化便越趋于极端。而极端的两极分化是中共政治崩溃的社会矛盾根源。所以，我判断，中共暴政将死于其权贵市场经济“繁荣”之时。那就如同日内瓦湖的喷泉，达到最高处之后，便颓然跌落，一泻千尺，无可挽回。

四、中共将在腐烂中走向灭亡
——一种最丑陋的死亡方式

“六.四”屠城，中共虽保住专制权力，却深陷政治道德的危机之中。屠城首犯邓小平为让中国人忘记其罪恶，决意把历史推进疯狂追逐物欲的时代。他要让中国人在物欲中腐烂；这个老政客深知，道德良知腐烂了，人们就不会费心记住过去的罪恶。不过，在引导中国走上非理性的追逐物欲之路后，首先彻底腐烂于物欲的，乃是中共官僚集团。在中共数千万官员变成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贪官污吏集团的过程中，江泽民与曾庆红“功不可没”。

对于江泽民，掌握中共的最高权力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命运的偶然性。由于缺乏雄厚的政治资历，再加上上海小男人本就甚少政治大魄力，一旦身居高位，江泽民最初惶恐有加，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建立领袖权威。
据知情人透露，正当江泽民束手无策之时，曾庆红为其献上一策，名曰“普遍放宽权力运用尺度”。曾庆红解释道：领袖建立威信无非铁腕和收买，即威恩并用。然而，铁腕立威需要政治强势，而江泽民缺乏的正是政治强势，所以铁腕可偶尔用之，但不可常用；无强势政治而常用铁腕，乃取祸之道。所以，根据江泽民的自身情况，建立领袖威信唯有收买一途，而欲收买数千万官员则唯有让权力变成财富。所谓“普遍放宽权力运用尺度”，名为充分发挥每一个官员的工作积极性，实则是允许官员把其掌握的权力视为私产运用。

专制权力天性就有腐败的趋势，历代最高专制者为避免官民矛盾激化威胁政权的存在，常对各级官员的权力行为加以严格约束。即便如此，权力腐败仍然是所有专制体制的痼疾。如今江泽民听曾庆红之计，为收买官心而纵容官员权力私用。一时之间，数千万官员像尾巴被点燃的公牛，眼瞪如灯，声吼如雷，拨土扬尘，奔入权贵市场经济的原野，尽情打滚撒泼；数年之内，中共便沦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最无耻的贪官污吏集团。时至今日，腐败已成中共官场的正常政治生态，视权力为自己的私器已成官员的普遍信念。江泽民的中共领袖的权威由此而建立，中共暴政将腐烂而死的命运也由此确立。当今中共狗官腐败之斑斑劣迹可略数如下：

权钱交易乃腐败之首要内容。党权、行政权、司法权，凡权力运行之处，无不有受贿之事；中央建设项目，地方建设项目，凡有国家项目之地，无不有贪污之举。大官大贪，江泽民、曾庆红、朱镕基、李鹏、胡锦涛、温家宝的家族成员，无须奔走，便成超亿万富翁；小官亦不安于小贪，村庄、乡长、科长，鱼肉百姓，强取豪夺，便可得巨资。金钱如逐臭之蝇群，争先恐后飞入中共狗官之钱袋；贫困似漫天黄叶，纷纷落入寻常百姓之家。狗官之子女或骄奢淫逸，横行如蟹于国内，或宝马香车，豪宅巨室，一掷千金于国外。百姓之子女至可怜者，为娼为妓，出卖色相，只为一日之餐，其数已达八百万；百姓之至可悲者，不得不卖血以替子女交大学之费，而官宦无良，为饱私囊，抽血不换针头，竟使卖血者罹爱滋病之难——河南爱滋病村因此而生。

如果说权钱交易天良泯灭，中共狗官只待天谴。那麽，权色交易则表述中共狗官腐败之香艳风流的神韵。

中共权力意志之首，亦为以权谋色之冠。江泽民虽貌丑体朽，却恋慕少艾：左拥歌星宋祖英，赏之以少将之衔；右抱央视女主播，缠绵于中南海华屋之内。更于中共大会庄严之主席台上，天下记者千百镜头之下，江泽民贼眼烨烨如炬，死盯红衫女侍，似处无人之境；其目光炽烈当可融鐡销冰，淫欲焚身之意如描如画。胡锦涛因糖尿病久不能行人事，不过风流不肯人后，效古宦官对食之意，与其僚属王三运之妻，肉体相依偎，精神长苦恋，贪鄙之徒王三运因此官运亨通。

上行则下效。数年之内，中共狗官人人妻妾罗列，无数金屋藏娇娘；个个情人成群，行云布雨之香窟多于鼠穴。其剽悍者如重庆警酋文强，以强奸女星享权力之乐；其不堪至极者如海军副司令王守业，以齿裂娼妓之乳显权力之威。

当今之中国，夜幕低垂之际，十万夜总会遍布宇中：灯火辉煌，尽是中共狗官淫乐之所；八百万妓女妖娆于其间，皆为腐败权力俎上之鱼肉。贵州有一秘密民间组织，专事调查狗官秽行恶举，以备中共崩溃后起诉之用。据这个组织的一项调查，进入贵阳最豪华的二十家夜总会淫乐者，无一例外全部是中共官员和奸商恶贾。此种场合，奸商恶贾不过是官员携带的会谀媚之笑的钱包，而官员之名色则法官、警官、检察官齐至，书记、政委、区长皆备，税务、工商、监察俱全。

情爱，这人类生命之泉的源流本应纯净，如今却被腐败的官权污染，中国人还能到哪里去寻找生命的道德尊严。国家权力已成最大的教唆犯，它教唆整个社会堕落。而堕落之至深者，乃在教育领域。

为控制人的精神，中共向来不允许民间开办大学。大学官办，教育遂成官僚猖獗之地；官权腐败，大学难免池鱼之殃。今日中国之大学，招生、毕业、分配、转专业、学位论文答辩等，所有环节必须钱色行贿，方能事遂人愿。教师之职已成捞钱之网。教授碌碌，专思渔猎钱色，以得肉欲之享受；学者昏昏，只想用学术阿谀暴政，以求虚名高位。教授学者浑不知真理为何物。

教育堕落之最荒谬者，乃各级官员占尽天下财富、美色之后，又如“附庸风雅之土地主”，思得学位之虚荣。中共狗官有所欲，官办大学便有所行。于是乎，各种在职学位教育纷纷出笼，花样繁多，水陆并呈。大批狗官于贪污受贿，吃喝嫖赌之余，脑满肠肥之际，又摇头晃首于大学教室之内，宛似听琴之牛群，教师则乐于对牛弹琴。其狗官至大至尊者，甚至不必屈尊至教室，到时自有导师教授为之找人代写论文，奉上学位。中共官员本多猥琐不堪、贪鄙无度之小人，然而，二十馀年间，狗官竟大多顶戴博士、硕士之花翎。真是斯文扫地，冠绝古今。

知识分子有民族智慧之镜之誉，有社会的良知之称。今日中国的“智慧之镜”映出的，只有对腐败官权的媚态；今日中国的“社会良知”能听懂的，唯有物欲的召唤。教育腐败之后果一至如斯，怎能不令人大悲无泪。
中共权力腐败，荼毒苍生。同时也在吞噬它自己的生存能力。对于中共极权的生存，致命之处在于政治腐败，而政治腐败最严重的危险在于吏治腐败。中共吏治腐败之大者，有下列数项。

中共吏治腐败之首，当推卖官鬻爵。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卖官鬻爵逐渐成为官场潜规则。现在，中国的大官小职均明码标价——所谓“明码”是指，虽无明文规定，但相关者人人心知肚明，心领神会。中共之官职乃属当代最具增值能量和暴富可能的商品。民族道德整体沦丧之时，投机取巧者日众。欲买官以暴富者，多如过江之鲫；官位买卖由此成为一项繁荣如百花怒放之生意。

许多人不惜破釜沉舟，毁家买官，举债鬻爵。据中共组织部二零零八年底一份绝密的内部通报称：该年之内，有二百零三人因买官不遂，血本无归而自杀；八百一十七人因买官不遂，为还买官所借之债而犯赌博罪，甚至索要贿赂罪。尽管如此，官职买卖仍属卖方市场。只因一旦买官成功，得到权力，便如手握点石成金之杖，只须心狠手辣兼之以伪善诡诈，不旋踵间即可收回买官之成本；对于今日中共之狗官，“一年清知府”又何止“十万雪花银”。只是众狗官皆以虐民攫财为能事，鲜有人为极权长治久安计，暴政又焉能不危。

中共吏治腐败之二，可谓之曰权力的极端私利化。专制权力本就私有，但是，在运用权力过程中，私有意识一旦达到每个官员都可以为私利而不惜损伤极权体制整体利益的程度，则吏治腐败已至极端。有一经典案例，足以对上述情况“一叶知秋”。

王乐泉凭借江泽民之信任，治疆十五年，恶名全疆昭彰。江泽民下台，胡锦涛本欲用其亲信，河北的“毒奶粉”省长胡春华，取王乐泉而代之。王乐泉手眼通天，得此信息便欲制造一次在他控制之内的“维族动乱”，以证明治新疆非他不能，令胡锦涛知难而退。二零零八年，广东韶关发生伤害维人事件。王乐泉借机秘密遣人在新疆维人中煽动对汉人的仇恨。七月五日，数百维人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集会示威；王乐泉十余个小时不派警力维持秩序，终至酿成举世震惊的“七.五”事件。只是人算不如天算，民怨沸腾，事件失控，王乐泉虽一时阻止了胡春华入疆，却也难以继续长久在新疆立足，而且为遭政敌整肃留下后患。

王乐泉为封疆大吏，号称“新疆王”，临事却能为私利用权，制造“动乱”，而毫不攷虑暴政整体的安危与稳定。由此可知，中共贪官污吏数千万，能为暴政整体利益而筹思者鲜矣。只此一项，中共吏治腐败之危险不问可知。

中共吏治腐败之三，在于官员的帮派化和权力的黑社会化。中共专制官场之上，唯才是举，任人唯才永远只是幻想或者欺骗，任人唯亲才是铁律。任人唯亲政治的极端形式便表现为权力的小帮派化。如果说毛泽东、邓小平属虎狼之辈，当代中共领袖便只配称为蛇鼠之属。然而，越是蛇行鼠窜之徒，便越依赖于小帮派政治，盖因其缺乏势能压众的政治权威。江泽民的上海帮、胡锦涛的“团派”都是如此。

小帮派政治的直接效应，就是使官员普遍丧失对党纪国法的信心，而相信只有结成帮派，才能立足于官场，免受政敌之伤害。十数年以来，中共官员通过“结拜兄弟”这种古老的形式结成帮派已蔚然成风，甚至有为保证“兄弟”关系的严肃性而歃血盟誓者。每一个这样的小帮派都是一个综合权力体系，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中必有警官、检察官、法官、党的纪律委员会官员，担负保卫帮派成员不受政敌整肃之责；必有税务、工商、金融、计委等经济部门官员，为帮派成员谋利提供权力支持；必有党委、组织部的官员，为帮派成员保官、升官护航。

小帮派政治由于丧失基本的政治伦理，而必然趋向国家权力的黑社会化。利用黑社会力量从赌博、贩毒、娼妓等所谓非法行业榨取钱财，以饱私囊，同时，用国家权力为黑社会提供保护——这是当前中共官员的各级

小帮派势力正在作的事情。中共权力的黑社会化已成时代趋势，不可遏阻。

当前中国的权力腐败，是由数千万贪官污吏每日每夜都在万里河山之间刻写的黑色史实。我以只笔尺纸，即便写至墨干笔秃又岂能表述其罪恶于万一。不过，相信从以上寥寥数千言中，读者当能相信，“中共将在腐烂中走向灭亡”此言不虚。死于彻底的腐烂——这种丑陋至极的灭亡方式，或许正是命运对暴政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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