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国策 七：中共内部权斗和社会危机

第七章
中共内部权斗和社会危机的交互作用
——偶然性与必然性导演的戏剧

一、引言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中共未来前途的预测，有两条典型的错误思路。一条思路是把中国民主化的希望主要寄托于中共主动放弃专制，自我改良；另一条思路是把中共极权崩溃的希望主要寄托于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的激烈化。“六.四”屠城之后，中共已沦为政治黑手党，并开始用极权政治和警察国家的最堕落的方式，即特务统治来维持政权，彻底丧失了政治改良的意志和政治能力。指望中共主动进行民主化改良，就像期待魔鬼会变成上帝一样荒谬。但是，以为单靠中共内部权斗就可以导致中共暴政崩溃乃是另一种幻想——中共权力斗争没有那样巨大的创造历史能量。

必将把中共推出历史进程之外的基本力量，乃是以财富和权利的极端两极分化为中心的社会矛盾；更准确地说，是发展到极端的社会矛盾的政治意志化。

此前我们讨论中曾提到，毛泽东、邓小平先后主政期间，权力斗争有数次使中共专制濒临大崩溃的边缘，只是由于偶然性的垂爱，中共才得以避过劫难，继续存在。不过，一次又一次偶然性后面，我们应该看到某种必然性的阴影，即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社会矛盾政治意志化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中共内部权斗还难以产生引发中共极权政治崩溃的效应。

所谓社会矛盾的政治意志化，一言以蔽之，就意味着绝大多数民众都意识到，中共暴政是一切不公正、不正义的根源，是社会悲剧和社会罪恶的根源；彻底废除中共一党专制的极权政治，是重建法律正义和社会公平的政治前提。

社会矛盾的政治意志化，乃是民众民主政治意识的觉醒。然而，毛泽东、邓小平先后主政时期，绝大部分民众还在中共制造的政治谎言中沉睡，中共还有欺骗社会和时代的政治能力。所以，仅凭激烈的中共内部权斗，不足以从实质上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

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极端化和政治意志化已成必然的趋势，中国的社会矛盾爆发的必然性，只是在等待一次偶然性的机遇来触发。如果按照中共政治逻辑的自然发展，这个偶然机遇将来自中共“第五代”全面掌握最高权力后的中共权力斗争的激烈化；如果胡锦涛统战灭台的政治战略遭遇重大挫败，这个偶然性机遇将可能在二零一二年出现——这是本章讨论将得出的判断。

为使读者更清晰地理解上述判断，本章还会对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中共权斗对极权体制的侵蚀，以及当前一个时期，即二零一二年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之前，中共权力斗争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作出具体分析。
就在全世界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小政客都热衷于谈论关于“中国崛起”的话题之际，正当国民党权贵争先恐后地将自己的政治前途拴在中共的裤带上，而马英九急于通过签订ECFA把台湾的经济命运的控制权交给中共之际，中国的社会矛盾已如狂风暴雨过后三峡高坝内的蓄水，波澜动荡；只待中共权斗的一道雷电，划破铁幕，殛裂大坝，社会矛盾的大洪水便会汹涌而下，如天河倒倾，一泻万里，淹没历史。

中共的最后崩溃将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导演的戏剧——必然性来自财富和权利极端两极分化的社会大危机；偶然性来自中共内部权斗的再次社会化。

二、当代中共权斗如何蚀裂极权体制
——没有公正规则的竞争

本质上，中共内部权力斗争是以权力贪欲为基本动力的、没有任何公正文明规则的竞争；这个竞争只遵守兽类的丛林法则，即弱肉强食——最残忍、最阴险、最无耻者，再加上命运的赐福，便成为胜者。不过，中共总是竭尽全力，用政治理想主义的谎言掩饰权力斗争的本质，以证明极权政治的合理性。随着共产主义政治道德基础在实践中的崩溃，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中共权力斗争的本质越来越清晰地从谎言后裸露出来。没有公正文明的规则为标准，任何竞争都意味着丑陋人性的搏斗，而中共权力斗争中的人性则有时丑陋到荒唐至极的地步。为让读者对中共权斗的本质有直观的理解，试举成克杰案例如下。

成克杰，原广西政府主席，后升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因贪腐的罪名被中共处决，成为中共历史上以贪腐的名义受到处决的最高级别的官员。其实，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中共都在执行一个绝对保密的内部规定，即纪律检查委员会无权管辖涉及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案件；三副（指国家副主席、副委员长、副总理）以上官员，不得判处死刑。这个规定实际上使中共政治局常委九个人组成的寡头集团，拥有超越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权，也使所谓“三副”获得免死金牌。成克杰官至副委员长却被处死，并非由于其罪行严重，而是由于江泽民批示，要求判处成克杰死刑。

成克杰临刑前写成的“生平自述”中，披露了他被判处极刑的原由。数年前，江泽民的情人，歌星宋祖英到广西游玩。成克杰的情人李成设奢华之宴，招待无冕之国母宋祖英，希借机攀龙附凤。然而，世事难料，风云突变。宋李二女皆好酒而少量，且复骄横泼辣；数杯之后，一言不合，便生寻衅之心。宋祖英放言：“你家成克杰的官还不是老江赏的。我只要一句话，就可让老成丢官——看你还能仗谁的威风？！”李成回敬道：“我家老成官虽小些，却是真男人，不像你家老江，连胡子都没几根，去演李莲英最合适。”

酒醒之后，李成自知可能妄言招祸，遂将此事诉于成克杰。成克杰不免用红颜祸水之话责备一番。但成克杰毕竟是有情有义的真男子。李成一旦泪下如带雨梨花，成克杰便生怜香惜玉之意。于是，二人合谋，共商善后之策——正是从那时起，成克杰才开始大规模向海外转移资产，以图寻机远飏避祸。殊不知，成克杰善后之举，不如江泽民报复之行迅速，遂致成擒，并遭处死。

成克杰在其“生平自述”中指称，江泽民是鼠肚鸡肠、睚眦必报、阴狠恶毒的小人。此份“生平自述”被列为绝密文件。然而，能令人大感兴趣者自有“不胫而走”之能；成克杰“生平自述”的内容早已成中共官场佐餐之上品谈资。其令人感兴趣之处不在成克杰恋情之悲剧，而在中共权斗的荒唐与残酷。我们至少能够从下述几个视角看到，没有公正规则的权斗正在如何侵蚀中共极权政体，涣散中共官员对暴政前途的信心。

第一个视角。江泽民、胡锦涛主政时期，中共权力像印度夏天炎日下路旁的死牛，不仅无可阻止地迅速腐烂，而且腐烂入骨。权力的普遍深度腐败已经构成中共暴政的一种政治危机之源。为巩固中共执政地位计，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权力腐败之速度，以缓解政治危机。但是，现在中共的反腐败已经成为权力斗争的最主要的形式，反腐败是为击败权力斗争的对手；权力斗争的失败者被冠以腐败的罪名，陷入政治的绝境死地，而权力斗争的胜利者则会控制更大的腐败权力。上述情况引发下列三项效应：

其一，反腐败的目的不在于彻底清除造成权力腐败的机制，而在于致权力斗争对手于死地。目的虚假性决定了过程和措施的低效率，即中共的反腐败的行为和措施不可能具备有效遏制腐败，缓解中共政治危机的能量。

其二，由于“反腐败”是贪官汚吏之间权力斗争的对决，而获胜的往往是斗争中更狡猾、更强悍的一方。所以，一种恶性循环便不可避免——每一次反腐败行为都是更具腐败能力的贪官获胜，而获胜的贪官又会进一步强化腐败的程度。如此一来，中共的腐败可谓雪上加霜，霜上复雪，不断循环，持续深化，直至末日。

其三，数千万中共官员现在基本都沦为一听到金币的撞击声就会亢奋起来的动物，权力斗争的胜败相当程度上要取决于斗争双方的经济实力。官员增强经济实力只有一途，即充分有效地运用腐败权力。于是，就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反腐败越激烈，表明中共内部权斗越激烈；权斗越激烈，中共官员便越要强化运用腐败权力的力度，以便为权斗中获胜积蓄更大的经济能力。经过上述中共政治逻辑的运行，反腐败行为不仅不具有遏制腐败的效应，反而成为权力腐败的加速器和倍增器。

事实上，中国民众早已看透中共反腐败的虚伪本质。尽管每日每时都生活在腐败权力的沉重阴影下，中国民众对中共的反腐败却十分反感。因为，中共的每一次反腐败都必然伴随着一大批官员的轮换——权力斗争的直接失败者进入地狱，权力斗争的胜利者则接管失败者的腐败权力。而中国民众把原来在职位上的官员称为“吃饱的野狗”，把新换上来的官员称为“饥饿的野狗”。显而易见，吃饱的狗贪腐起来不会达于疯狂的程度；被饥渴的鞭子抽击的狗，则会把腐败权力运用到非理性的极致。

第二个视角。古诗者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是，对于理解中共的大危机，这句诗并不适用。相反，由于政治铁幕的遮蔽，现在最清楚中共统治危机的恰是中共体制内的官员群体，而不是从铁幕之外观察的“中国问题专家”。

中共官员的命运只能随权力腐败的惊涛骇浪沉浮，而没有公正规则的权力斗争，又在推动腐败的洪流难以挽回地涌向政治的断崖绝壁。因此，中共官员人人皆有贰志，个个均思大厦倾颓时作鸟兽散之策；末世心态之下，醉生梦死之余，用腐败权力攫取更多财富，以备善后之用，已成中共官员的共识。

中共官员不懂富民强国之大计，却深谙狡兔三窟，未雨绸缪之策。据中共组织部二零零九年的一份内部调查报告所载，现在，中共县处级以上官员在海外经商、留学、移民的直系亲属，数量达一百零八万。参与此项调查的良知人士透露，如果把官员的情人、密友算上，仅县处级以上中共官员与海外联系的私人管道的数量，至少达到五百万人。

所有来到海外的中共官员的直系亲属、情人、密友，都具有一项功能，即替官员设立海外账户，从而为官员用腐败权力攫取的财富开拓安全的储存方式。对于中共极权，最绝望之处在于，中共最高决策机构，即中央政治局的官员，都几乎人人通过亲友、情人在海外设立了账户；中共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即中央军委的委员，亦是如此。国外媒体已有报道的如曾庆红之子曾伟、薄熙来之子薄瓜瓜，只是其中沧海一粟。为透露上述信息者的安全考虑，其它相关名单，我们暂不公布。

据知情人介绍，数年前，曾庆红之弟曾庆怀到新西兰，找一位从中国移民的商人，商讨向海外转移资产之事。一日晚宴时，喝过一瓶五千美元的葡萄酒后，曾庆怀以一言生动表述出中共高官的心态，他说：“江泽民和我哥他们也都是人。大家都知道中国迟早出大事，那要比‘文化大革命’还乱。江泽民和我哥他们自己倒已经无所谓了，但是他们也要为子女，为家人着想，作点准备。”

第三个视角。没有公正规则的权力斗争必然引发官员帮派化的后果，而官员的帮派化是对中共组织体系的强烈的腐蚀剂。中共高层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却由于形格势禁，而无可奈何。胡锦涛的亲信幕僚令计划私下曾对组织部官员说：“遍揽天下人才当然是理想的用人方法，但在现实中往往滞碍难行，所以，锦涛总书记只能用他熟悉、了解的人。”胡锦涛正是通过强化他的“团派”，来结成政治死党。他对李克强和胡春华的态度，乃是对此的经典证明。

河南由于卫生系统工作人员为卖血农民抽血时，长期重复使用一次性针头，导致爱滋病大爆发，十余万罹病农民被封闭在“爱滋村”中等死。其中相当一部分农民是为给子女交纳大学学费才不得不卖血，却因此患上“爱滋”这种风流病。此中之悲情，真可令苍天欲哭无泪。当其时也，李克强正任河南省长、书记。他不仅没有为此承担责任，反而一路攀升，终任中共政治局常委。

胡春华原乃河北省长。三鹿毒奶粉即出自他之治下。尽管毒奶粉丑闻天下震惊，举世声讨。但胡春华却安然无恙，官运亨通；“毒省长”升任内蒙古书记，且被培养为中共“第六代”最高权力的接班人。
胡锦涛就是要通过对待李克强、胡春华的态度，让中共数千万官员明白，是否忠实于他，是能否掌握更大权力的唯一标准。这样作虽有利于胡锦涛凝聚个人死党，却使拉帮结派成为中共官员遵循的基本政治逻辑。

官员队伍的极端帮派化，必定导致政令不通，管治效率降低的后果。不过，这不是最主要的危险。官员中之庸俗猥琐者，拉帮结派只为个人自保，其对中共的危害尚不致命。中共官员中也有一批自命不凡、野心勃勃之徒。他们洞悉中共大危机、中国大动乱之前景。为趁乱世行枭雄之事，甚至问鼎中原，执天下牛耳，他们一方面在党政官员中拉帮结派，培植党羽；一方面渗透军队，并广泛结交社会上的经济实力人物。一旦有重大事变出现，必将有众多地方势力趁机而起，退则地方自保自治，进则志在天下。上述这种趋势，对中共极权的生存才构成真正的危险。

按照定制，中共省级第一书记兼任省级军区第一政委；省公安厅厅长兼任武警总队第一政委。省级军区虽一般只有不足一营的常备正规军，却管辖数个预备役师；省公安厅厅长的任命也主要由省第一书记掌握。二零零五年成为军委主席之后，胡锦涛要求军队的情报系统和国家安全部，严密监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第一书记同各省军区和武警总队之间的关系，并定期直接向他汇报。显然，胡锦涛对于官员帮派化可能产生的最坏后果有一定预感。近年来，各省级第一书记同军队和武警部队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这种现象已引起中共最高层的严重不安。不过，据中共高层良知人士评论：各地党政军首长联络日益密切已成普遍现象；各地官员均拉帮结派，为中共大崩溃作预后之计，其势不可遏制。胡锦涛虽有警觉，也是于事无补。

历史会记住，从江泽民主政起，胡锦涛继之，凡中共七名或者九名常委组成的寡头集团在聚光灯下亮相时，都必涂黑漆于白发之梢，以示青春活力。不过，看到几个六、七十岁，早已过更年期的老男人，却头发茂盛如怀春少妇，头发墨黑胜花季少年，不免有妖异之感。古有谶言：“国之将亡，必有妖孽。”今妖异之徒齐集中共权力之巅，莫非在向世人展示中共暴政将亡之相？

三、中国社会大变革
——条件成熟得只需要一个历史机遇

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条件已经成熟。其标志就是社会矛盾的极端化和政治意志化，即中国人不仅普遍意识到，中共暴政是社会不公正和人民苦难的政治根源，而且开始寻找改变现状的政治道路。对此，我在本书其它相关章节已作过正面论述。在这里，我愿和读者一起，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中国社会变革条件的成熟度。这个角度就是，极端的社会矛盾所引发的中共意识形态的大分裂。

当代国际上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几乎没有人真正注意到一个即将对中国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现象——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开始以“新左派”的名义复活，并从一种思潮转化为明确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存在。这种复活和转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具有一定生命力的现实进程，就在于社会矛盾的极端化；同时这种复活和转化也是社会矛盾政治意志化的表现形式之一。

当年毛泽东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旗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他的理论至少有两个要点：其一，将他要击败的权力斗争的对手刘少奇等人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断言，这类当权派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一旦得逞，中国人民将再次遭受苦难；其二，他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论断，从而为粉碎刘少奇、邓小平控制的党的系统，重建由他自己控制的共产党设立理论根据。

毛泽东死后，以邓小平为首的“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整肃的官员全面复辟，对毛泽东培育起来的政治势力进行彻底清洗，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也被全面否定。不过，由于邓小平历史上追随毛泽东实施了一系列反人类、反历史的政治行为，因此，如果完全否定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就等于否定邓小平自己。所以，邓小平和中共只否定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同时对毛泽东的其它理论和政治实践依然加以肯定，毛泽东的尸体也依然作为中共的圣物，保留在天安门广场上。

以邓小平为思想起点的中共权贵市场经济改革，实施二十多年，造成社会财富和权利的极端两极分化，以及普通民众生活的艰难困苦。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霉迹斑斑的尸体带着他的“文化大革命理论”，走出水晶棺，复活了；“新左派”则是他的代言人。“新左派”指出：毛泽东当年就预言过，刘少奇、邓小平一类“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旦成功复辟资本主义，中国人民将再次遭受残酷剥削和压迫。现在，中国人民的苦难和社会正义完全倾颓的现实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言。

从毛泽东到“新左派”，他们关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复辟资本主义的指控都是虚假的。刘少奇及其追随者并非向往资本主义，而只是要取代毛泽东，控制极权专制的最高权力；邓小平以及江泽民、朱镕基也不是要实行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为强化中共一党独裁的极权体制，使经济体制由原来的官权计划经济，转化为权贵市场经济；当代中国的苦难和社会不公正也不能归罪于中国根本不存在的自由资本主义，而应当归罪于中共极权专制，以及与专制政治相适应的权贵市场经济。

但是，“新左派”对于当前中国工农的苦难、社会非正义异变、自然环境的毁灭性破坏等现象的揭示，却极其直接、客观、深刻、具体，具有令人惊心动魄的真实的力量。另外，“新左派”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当今中共的权贵阶层，指控他们背叛了共产党，是党内的资产阶级，甚至公开号召人民应当起来，推翻他们的统治。当然，“新左派”对中共权贵是“党内资产阶级”的指控并不真确，然而，“新左派”关于推翻中共权贵阶层的统治的呼唤，却在中国民众心底里激荡起巨大的政治回响。

中国社会已经陷于绝望之中。从杨佳不肯忍受警察的侮辱，手持白刃，闯入警局，从一楼杀至七楼，如入无人之境，力刺近十名狗警，到邓玉娇为维护人的尊严，纤纤玉手握修脚之刀，杀逼良为娼之狗官；从越来越多受到贪官污吏、奸商恶贾欺凌的民众引火自焚，到连绵不断发生在幼儿园和小学校中的屠童事件，都在表述社会对中共暴政的绝望。

绝望并不是黑暗、荒凉的领域，而是充满巨大能量的范畴。社会绝望之中，压抑著对中共权贵的炽烈仇恨，压抑着推翻中共权贵阶层专制的强烈意愿——彻底的绝望，正是社会大变革的起点。“新左派”对中共权贵市场经济及其社会后果的严峻批判，表达了广大民众对中共权贵阶层的愤怒和仇恨；“新左派”关于推翻中共权贵统治的呼唤，在社会绝望之上点燃了希望之火。虽然“新左派”提出的毛泽东式的理想社会目标既是对历史的歪曲，又是永远不会成为现实的乌托邦，不过，绝望的中国民众首先关注的不是未来的目标，而是彻底否定现在的中共权贵阶层的批判与召唤。在这个意义上，“新左派”正在中国民众中赢得日益强化的影响力。

反观中国海内外民运，不仅人员凋敝，内斗日炽，而且政治意志软弱如泥，很少有人敢如“新左派”那样明确提出推翻当今中共权贵统治的政治呼唤。中国民运尽管以自由民主为社会目标，但是却又由于入骨之奴性，希望同中共暴政和解，要求宽恕中共权贵的反社会罪行，甚至愿与中共权贵阶层和谐共生。中国民运对当今中共权贵阶层的软弱态度，背叛了中国大部分民众对中共暴政正义的愤怒和合理的仇恨，也背离了未来中国大变革的基本趋势。

中国民运的社会目标正确，但是却由于背叛中国民众的现实情感，而失去在大变革中抓住政治机会的能力；“新左派”的社会目标荒谬并且根本违背人性，然而，却因为与中国民众对当今中共权贵阶层的愤怒和仇恨一致，而拥有获得现实政治机会的能力。现在，中国民运中的一种思潮正在崛起，即通过全民总体反抗和民主大革命的方式，彻底否定中共暴政，创建民主宪政的联邦中国。不过，命运还会不会给民主大革命思潮以足够的时间，从“新左派”手中夺回中国底层民众的情感信任，则仍然是一个历史的疑问。

“新左派”已然作为具有完整的政治要素的力量，走上中国历史的地平线：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是其思想基础；“乌有之乡”、“毛泽东的旗帜”等网站是其宣传阵地；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推翻当今中共权贵阶层，是其政治意志；二零零八年成立的“毛泽东主义中国共产党”，是其政治组织形式，二零零九年成立的“中国工人党”，是其外围组织；北京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左大培、北京大学教授巩献田，以及军中鹰派人物戴旭等一批专家学者，构成其理论家群体。

“新左派”的崛起，预言著中共极权政治从思想理论到组织的大分裂。对于中共暴政，最危险之处在于权贵阶层不敢以决然的手段应对“新左派”的政治挑战。中共当局可以毫不犹豫地关闭任何宣扬自由民主的网站，却不敢屏蔽“乌有之乡”，尽管“乌有之乡”大量刊载揭露批判当今中共权贵阶层的罪恶的文章；中共当局可以用铁血手段镇压任何组党活动，却不敢公开宣布取缔“毛泽东主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党”，尽管“毛泽东主义中国共产党”几乎公开指控，当今掌权的中共官僚集团中的大多数，是必须打到的“资本主义改革派”。中共权贵阶层之所以对“新左派”投鼠忌器，关键在于“新左派”自命是毛泽东政治思想遗产的正宗继承者，而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神的地位并没有被真正击垮——“文化大革命”失败后，邓小平出于私利和维护中共整体政治道德形象的考虑，没有彻底否定毛泽东；现在，毛泽东的鬼魂则要借“新左派”之手，对邓小平掘墓鞭尸了。

“新左派”主要由下述各类人士构成：

其一，一批高级知识分子。这部分人是“新左派”的思想策源地。“六.四”之后，邓小平利用物欲引诱，很快就形成腐败的权力、罪恶的金钱和堕落的知识这三者的铁血同盟；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背叛了真理与良知，为物性贪欲的满足，出卖灵魂，成为中共权贵阶层的附庸。而少数知识分子则以毛泽东主义的名义，担当起批判现实的责任，如张宏良等。现在还不清楚，他们用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批判当今中共权贵，是基于愚蠢的理想主义，还是出于下述这种精明的策略考虑——利用毛泽东之名，反对当今的中共权贵，使中共暴政难于下决心对其实施严酷的镇压，因为，毛泽东是暴政的奠基者。

其二，某些中共的中高级官员。他们良知尚存，道德未泯，对中共权贵市场经济造成的社会后果深恶痛绝，故而奋起批判。只可惜他们一生积累的最主要的理论，都是马克思和毛泽东主义洗脑的结果，所以，除了用“文化大革命”理论批判现实之外，他们实在没有能力用自由民主思想表述他们可贵的道德良知。

其三，“文化大革命”失败后受到整肃的各类人士。“文化大革命”对于他们是充满“理想主义”的时代，然而那种“理想主义”意味着大多数中国人的苦难和血腥的社会悲剧。不过，他们对当今中共权贵的批判和诅咒往往也最尖锐，因而最接近真正的现实——历史有时就是复杂到这样荒谬的程度。

其四，某些对中共的反人类本质有清醒认识的人士。他们参加“新左派”并不是想重现“文化大革命”，而是试图推翻中共权贵的极权统治。他们借毛泽东之名，行反对中共极权之实，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中共暴政镇压的锋芒。

“新左派”目前还不是中国思想政治派别的主流，但是，中共体制内的各种派别，从胡锦涛到江泽民，从刘少奇家族到邓小平家族，从军队的精英刘亚洲到地方枭雄薄熙来，睡觉时都用一只眼睛盯住“新左派”。因为政治直觉告诉他们，随着社会两极分化的不可阻遏的发展，“新左派”的政治能量必将迅速增强；他们可以蔑视不成气候的中国民运，却不能不注视“新左派”。

“新左派”的主要能量来自于社会对权贵市场经济后果的强烈愤怒和仇恨。不过，对于中共极权政治，最可怕之处在于，“新左派”思潮的崛起象征著中共思想理论的大分裂；“新左派”关于打到当今“资产阶级改革派”，即中共权贵阶层的号召，意味着中共政治意志的大分裂；“毛泽东主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共组织的大分裂，以及中共的党禁铁幕被撕裂——更重要的是，中共权力体系内部的各个派系，对于“新左派”给中共造成的潜在危险，均持观望的态度；每一个派系都不愿承担镇压“新左派”的罪名，许多派系甚至企图利用“新左派”作为权力斗争中打击对手的利器。在中共各掌权派系的首鼠两端之下，“新左派”则获得了它原本没有的政治能量。

“新左派”是从社会矛盾的激化中获得生命力的。以社会矛盾造成的中共极权政治大分裂前景为根据，来审视中国社会矛盾的激化程度，可能比直接审视社会矛盾本身更接近准确的判断。因为，中国社会大变革，必须起步于中共的大分裂。太多的社会矛盾激化的现象一次又一次表明，大变革的社会矛盾条件已经成熟，成熟得只需要一个历史机遇。这个历史机遇的内容就是：中共权力斗争再次激化，并冲破宫廷斗争的范围，表现为重大社会事件。

然而，历史机遇何时才能降临？——对于这个天意民心都在焦灼期待答案的问题，我们将在紧接下来的文字中加以讨论。

四、当前中共权斗的基本态势
——现实在预言未来

无论荒野中，还是中共铁幕之内，时间都在表述即充实又虚无的存在。不同之处在于，荒野中，时间由风来充实；中共铁幕之内，时间则由权力斗争来充实。

二零一二年秋至二零一三年春，是中共内部权力转换的关键时刻。在这个期间，中共要通过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和中共完全控制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启向中共“第五代”交付党政最高权力的政治进程。对于中共极权体制，重大的权力交接既是权力斗争的结果，也是另一次权力斗争的起点。围绕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期间的权力交接的斗争，早已成为中共铁幕政治的主题。现在，已经进入中共权力角斗场的，主要有江泽民帮派、胡锦涛帮派，以及薄熙来帮派。

江泽民主政近二十年，对官员实行利益均沾，共同腐败的政策，迅速使中共数千万官员整体极度腐败，并在党政军各系统培植起由众多贪官污吏构成的江氏帮派体系。江泽民退休后，其帮派虽然开始衰败的过程，但是，毕竟有二十馀年的根基，仍然具备展开权力斗争的强大实力。

当前，江泽民进行权力斗争的目的，在于保障其家族的政治和经济安全。

江泽民对于自己政治安全的忧虑主要来自“新左派”。据中共高层良知人士透露，二零零八年“毛泽东主义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之后，江泽民曾给中央常委写过一封信，江泽民在信中说：“所谓‘新左派’表面上是针对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实际上是针对邓小平同志和我党的改革开放路线。中央如果对‘新左派’采取暧昧不明，甚至姑息纵容的态度，将遗祸无穷。再发生一次‘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动乱不是不可能的。… … 希望中央的同志们能够清醒认识，我们是一条船上的，只有同舟共济，才能共尅时艰。对‘新左派’采取任何机会主义的作法，都只能害人最终害己… … 。”

在中共官员的心目中，所谓家族的经济安全就是指，本人或其家族成员利用腐败的权力积累的财富的安全。江泽民也不例外。上海书记陈良宇之子在其父被判刑一年之后，对友人讲了一件事。五年前，他向江绵恒请教，财产转移到哪个国家最安全——澳洲、美国，还是加拿大。当时，江绵恒对他说：“还是让你爸把权掌好吧。我爸说过了，有权，钱在哪儿都安全；没有权，钱在哪儿都不安全。”最后，陈良宇之子痛心疾首地说：“还是江主席英明。现在，我爸没权了，我也就基本成穷光蛋了。”

为保障其本人和帮派成员的政治和经济安全，江泽民要确保习近平在中央十八大以后掌握党的最高权力，力争由张德江或者俞正声出任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而且一定要由他的亲信死党担任上海市委书记。
据中共高层良知人士透露，胡锦涛权力斗争的具体指标如下：在中共十八大上只交出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两个职位，继续保留军委主席一职，即继续掌握军权；由李克强任总理，率领“团派”和 “北京大学帮”的一批成员，如内蒙古党委书记胡春华、中共组织部长李源潮、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新疆书记张春贤、中央党校副校长石泰丰、中央党校副校长李书磊、宁夏自治区原副主席张来武、宁夏自治区检察长王雁飞、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等等，逐步全面接管国务院；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层，出任常委，掌控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或者中央政治法律委员会。

胡锦涛要通过这次权力斗争过程，全面巩固其个人的权力基础。如果成功，不仅他的儿子、女婿的贪腐罪行不可能受到追诉，他的家族的经济安全获得权力保障，而且他还可以进一步实现其权力野心，并确保其政治安全。

中共统治西藏六十馀年，对藏人实行文化性的种族灭绝政策，犯下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行。自一九八九年起直至今天，屠杀和镇压藏人的首犯便是胡锦涛。胡锦涛完全清楚，藏人只要得到伸张正义的机会，他就难以逃避大屠杀罪的追诉。所以，为个人的“政治安全”计，他也要在二零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之后，亲自主持解决西藏问题。所谓解决西藏问题的标志，就是迫使印度政府驱逐西藏流亡政府——如果外交交涉不能成功，便运用军事战争的方法；相关的外交运作在解决台湾问题之后马上全面展开，入侵印度的军事战争时间定在二零一六年，中印边境的领土争议则是战争的理由。

当然，胡锦涛进行权力斗争的最重要动力还是对权力的贪欲。如果二零一二年中共十八大胡锦涛能够保住军委主席之职，二零一六年对印作战开始之后，只要战争状态持续一年以上，胡锦涛甚至可以找到在中共十九大之后继续控制军权的理由。——这并不是对胡锦涛心理的推测，而是令计划为胡锦涛所作的权力规划。胡锦涛被糖尿病阉割了酒色的能力，其子胡海峰却是酒色之徒。京城一位车模对朋友透露，二零零九年杏花盛开之际她侍酒时，胡海峰酒后狂言道：“你好好跟着我，就能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我爸掌军权会掌到八十岁，过了‘十九大’… … 令计划都计划好了——我爸真没白养这条狗。”此正可谓“酒后吐真言”。

当前，中共权力斗争仍然借“反腐败，惩贪官”之名进行。尽管江泽民帮派的人员在中共决策层政治局里占多数，但是，由于胡锦涛通过何勇架空贺国强，控制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实权，数年以来，胡锦涛派系，借纪律检查委员会之力，用贪腐罪名威胁和整肃江泽民的嫡系，可谓屡战皆胜，连下数城——海军副司令王守业几至丢命，黄菊死后险遭“鞭尸”，陈良宇沦为囚徒，韩正噤若寒蝉，陈至立、黄丽满丢官失位。近日通过“深圳航空公司”贪腐案，江泽民的爱将张德江受到牵连，很可能对他在中共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升任常委，进入最高决策层产生不利影响。

面对一系列失利，江泽民帮派已经意识到，在专门负责查处贪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被胡锦涛控制的情况下，继续把权力斗争的形式限制在反贪腐的名义下，就意味着继续失败。据受到整肃的前上海高官的家族成员透露，江泽民、曾庆红等人已决定改变权力斗争的形式，即不再把反贪腐作为整肃权力斗争对手的唯一的和主要的手段，而要像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给权力斗争披上政治意识形态的外衣。江泽民帮派正在等待机会，用政治问题给胡锦涛致命一击。他们等待的机会就是胡锦涛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受挫。

江泽民主政时，中共决策以军事方式为主解决台湾问题。胡锦涛全面接管权力之后，为不给江泽民培植的军中势力通过解决台湾问题“建功”的机会，决定用“统一战线”方式为主解决台湾问题——政治欺骗、利益诱惑、感情拉拢等等这一套，正是胡锦涛的“团派”所专精。不过，江泽民帮派不相信胡锦涛的对台战略能够成功；他们认为胡锦涛对国民党权贵和马英九控制台湾的能力估计过高，不用强大的武力进攻，二零一二年根本不可能控制台湾。曾庆红实际已经半公开地向胡锦涛发出挑战。在二零一零年春节期间一个有众多退休高官出席的场合，曾庆红当众说：“胡锦涛等著二零一二年台湾这个馅饼从天上掉下来，我也等著看掉下来的是什么——是馅饼，还是冰雹。… … 《台湾大劫难》把他那点儿心思都给露出来了。连保密的能力都没有，还想建不世之功。真是笑话。”曾庆红幸灾乐祸之情真是难以自抑，溢于言表。
江泽民帮派准备于二零一二年对台湾统战失败之际，以“错误决策，严重损害统一大业”的政治罪名，向胡锦涛发难。胡锦涛帮派则一方面继续用反贪腐的罪名整肃政敌，另一方面也开始筹划利用政治罪名，在权力斗争的关键时刻，向江泽民发动决定性反击。

据中共中央党校良知人士透露，胡锦涛帮派由令计划负责，正对一个政治方案作出评估，即一定程度上利用“新左派”，把中共二十年来深度腐败归罪于江泽民的“资本主义复辟路线”，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效应。胡锦涛利用“新左派”的可能性，也正是“新左派”在中共极权特务统治之下能够生存发展的深层政治原因。

让权力斗争脱下反贪腐的外衣，穿上政治意识形态的战袍——江泽民和胡锦涛正分头策划的这种权力斗争阴谋，意味着把中共极权引向前所未有的政治凶险。用反贪腐的名义和虚假的法律程序作为权力斗争的形式，还能够把权力斗争限制在宫廷铁幕的范围内；以政治意识形态的名义实施权力斗争，则权力斗争的效应必将冲破宫廷铁幕，演化成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这早为毛泽东、邓小平主政时期权力斗争的规律所证实。而无论江泽民，还是胡锦涛，都不具备毛泽东或邓小平那种掌握局面的铁腕和政治能力。在中国社会矛盾已如满引之弓，蓄势待发的情况下，江泽民、胡锦涛谋划的权力斗争政治化，实在是要把中共极权推上崩溃的边缘。然而，这两个庸人俗物均不能计及此，也可谓利令智昏。

就在江泽民和胡锦涛还在谋划之时，一个人却开始了一次有限度地把权力斗争从单纯的反贪腐领域推向政治意识形态的实践。此人便是薄熙来。

中共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薄熙来遭遇“滑铁卢”，由商务部长被贬至重庆任书记。究其原因，全在于他的人格。薄熙来此人，阴狠凶残、诡诈多变之名远播，“太子党”中人称其为“小曹操”。所以，江泽民和胡锦涛派系均对他有防范之心。如此一来，官运自然诸多波折。

薄熙来任职重庆后，显现豺狼之性，绝地反击，以反对腐败权力和黑社会势力相勾结之名，对其前任汪洋培植的官场势力进行全面整肃。几百名官员受到清洗，汪洋执政重庆期间的明星官员文强，竟至被处死。与此同时，薄熙来在重庆建起中国最高的毛泽东像，在全社会推行唱“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色歌曲”的政治活动，从而与“新左派”思潮形成不言自明的默契。中共官场对此评论道：“薄熙来在重庆搞了一次小‘文化大革命’”。而薄熙来此次整肃胡锦涛的亲信汪洋在重庆的党羽，之所以能够势如破竹，大获全胜，端赖他借毛泽东之名和大唱“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歌所营造的“政治优势”。薄熙来此战成功，既使他及其党羽成为中共权力斗争中新崛起的一派，又极大强化了权力斗争政治意识形态化的趋向。薄熙来的动态不仅引起江泽民和胡锦涛的警觉，而且刘少奇和邓小平家族的成员，也强烈意识到“新左派”的政治威胁，并开始策划应对未来权力斗争全面政治意识形态化的趋势。

当前，中国的社会矛盾有如尾巴被顽童拴上点燃的鞭炮的驴，疯狂奔向最后爆发的临界点；中共官僚集团各派系则正砺兵秣马，准备为权力而作生死之决。如果说内部权力斗争是上苍对中共的恶咒，那麽，这个恶咒又一次开始为中共倒计时——时间就确定在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之间。在这个时间范围内，江泽民帮派和胡锦涛帮派将有一次大碰撞；更重要的是，中共“第五代”全面进入中共最高权力领域之后，中共内部必将发生震撼社会的重大事变。至于最后谁能抓住这次机遇——是自由民主进程在中国起步，还是“新左派”把中国引向动乱，或者中共权贵阶层通过向外全面扩张，转移矛盾，躲过大危机——现在只能尽人事，以待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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