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民：中国经济的大关还没有过
有一个国家,政府储蓄在6年之内增加了一倍,基尼系数0.45,6年内年增长达到11.4%,政府用强大的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政治上没有竞争,对外资非常开放,创造了奇迹。这是哪一个国家?
你也许会说,这是中国。但我要告诉你,错了,这个国家是巴西。它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高速增长时期,被外界称之为“巴西模式”。但如果把它猜为中国,也不能算错得离谱,因为中国这些年的做法与经济增长奇迹也与此极为相似,甚至被许多人总结为“中国模式”。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巴西模式”与“中国模式”实质是同样的。
“巴西模式”有持续性吗?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巴西的经济和政治动荡不安,整个80年代GDP增长为零,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由此我们应该反思一下,“中国模式”有持续性吗?有些人认为,“中国模式”好极了,有持续性,不仅自己坚持,甚至还想“出口”。但更多的人认为,这种模式是转型时无奈的一种选择,无论它过去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以后是难以坚持下去的。
无论是“左”还是“右”的人,都承认中国现在存在经济增长放缓,物价上升加剧,贪污腐败严重,社会矛盾尖锐等问题。但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不同的人却有不同的思路。有极少数“左派”认为,中国当下的问题,都是市场化带来的,解决之策就是回到计划经济。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当下的问题仍要靠“中国模式”来解决,坚持现在的体制,即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就可以。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当下属大多数。还有一些人诊断,“中国模式”已经走不下去了,必须在市场化方面再迈出新的步伐。围绕这三种观点,学术界展开了激烈交锋。韦森教授主编的《节骨眼,中国经济不往哪里走?》收集了不同观点的有代表性的文章。包括吴敬琏、秦晓、华生、陈志武、黄亚生、科斯、科尔奈、罗斯基等。
近期的官媒社论充分表达了坚持改革的需要。这篇题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 不要不改革的危机》评论指出,“无论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改革总会引起一些非议: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对于改革者来说,认真听取民意,又不为流言所动,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要有勇气与担当。”
确实,如文章所说,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改革顶层设计”,从经济领域到社会政治领域,改革越是向前推进,所触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复杂,碰到的阻力也就越大。但我也相信,不会有人跳出来说要反对改革,关键是改革的路径。
我们如何看待“中国模式”呢?我认为这个模式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应该说,在中国现实的情况下,政府主导型经济的确带来了30年的高速增长。但必须认识到,30年的高速增长,关键在于政府的“放”而不是“管”。
农业生产中的“包产到户”,是对农村私人经济的放开,这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而这一切并不是政府主导的,更不是政府主导型经济的结果,而是政府把本来人民应有的权力部分还给了人民。换言之,30年的成就是市场化的结果。相反,政府管得太多是产生各种问题的原因。政府用投资拉动经济,引起消费在GDP的比重下降;政府权力过大是贪污腐败的根源;政府一味追求GDP是通胀的主要原因;人民的权利得不到完全保证是引发社会冲突的根源;靠权力获得高利润是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之一;企业缺乏创新能力还在于缺乏一个法制的环境,政府对民营企业管理太多。
现在中国经济的问题,哪一个与政府无关?所以,吴敬琏先生指出,“中国矛盾源于改革不彻底而非改革本身”。而这种改革不彻底就是政府的作用仍然过大,市场化改革没有完成。或者用吴先生的另一句话,就是“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
新左派们回到计划经济的呼声,如同民国时清朝遗老希望回到大清帝国一样,只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如果真实行起来,肯定会给中国带来一场灾难。而且他们除了感情发泄之外,也给不出什么像样的理论。维持现状的人是主流,他们出于各种原因反对深化市场经济改革,或者只讲“深化”而没有任何实质性行动。这样走下去各种矛盾不仅得不到解决,反而会激化。不讲倒退,停滞是没有出路的。
剩下的一条路只能是深化市场化改革了。套用《双城记》中的那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起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一个方向。”民主法治下的彻底的市场经济秩序,是未来中国当走的路。中国须得选择,世界也在等待着中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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