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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神话传说体系是怎么来的?

 2012-03-14 19:09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1

昆仑神话溯源

如果按照地域系统划分,我国神话大体可分为4大系统,即由西王母、盘古、女娲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西方昆仑神话、东方蓬莱神话、南方楚神话及中原神话。

其中,昆仑神话是中国神话的主体部分。昆仑山传说有一至九重天,能上至九重天者,是大佛、大神、大圣。西王母、九天玄女均是九重天的大神。典籍记载,西王母在昆仑山的宫阙十分富丽壮观,如“阆风巅”、“天墉城”、“碧玉堂”、“琼华宫”、“紫翠丹房”、“悬圃宫”、“昆仑宫”等。

历史学家吕继祥在对昆仑山和泰山的文化特征比较中指出:“在《山海经》中,昆仑是一个有着特殊地位的神话中心,很多古代的神话,如夸父逐日、西王母与三青鸟等故事,都起源于昆仑山。在昆仑神话系统中,西王母的神话传说对后世有着较大的影响。关于西王母的早期形象,《山海经》谓:‘载胜、虎齿、豹尾、穴居’;‘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穆天子传》讲西王母宴请周穆王于瑶池;《汉武故事》及《汉武内传》中西王母变成了雍容华贵的群仙领袖;《神异经》等还讲西王母找了配偶(东王公);《西游记》中王母娘娘蟠桃会等,都是原居住于昆仑山的半人半兽形象的西王母神话传说的演变。”

西王母是昆仑神话中最原始的女神,因此是中国神话体系中十分重要的一位神,对其信仰在战国时期已经形成。汉代是西王母信仰的鼎盛期,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较大范围和较长时间里流行、具有民间宗教崇拜性质的、有着常人形态的神,故又被海外学者称为“中国第一神”。

2003年5月,毛乌素沙漠南端一座古墓的开启,向世人展示了举世稀有的汉代壁画精品。壁画中的昆仑山是由5座山峰组成的高入云天的山脉,但它仍不能与西王母直接相触,仍要通过蘑菇状的云柱与她相通。两个羽人侍奉左右,三足神鸟立于右边,太一神在侧,御鱼驾兔驰龙的神仙们则表现为向西王母方向飞奔之状,尤其是由众多仙禽异兽表演的乐舞更是对着西王母方向,给人以西王母高高在上的至
上印象。

作为汉代文化中最庞大最普及的文化信仰,直到佛教文化渐盛于中国,西王母信仰才渐渐淡化,这之前它是四五百年间中国人精神世界里最坚实的信仰。

东方蓬莱神话

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三神山传说的流传,历代帝王海上求仙活动的兴起,奠定了蓬莱在中国东方神话中的策源地位,致使“蓬莱”二字成为“仙境”的代名词。在整个中华大地上,无论大江南北,还是长城内外,凡是称为仙境的地方,总喜欢以“蓬莱”命名。在各种文学作品中,“蓬莱”这一特殊含义的名词,使用频率相当高,充分印证了神仙文化的广泛影响。蓬莱区别于其它旅游胜地的最突出的地方,就是有着自己深厚的神仙文化底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蓬莱的山海景观是形,神仙文化是魂,相互融合,构成名胜中的精华,充满了无限的魅力。可以说,“人间仙境”是历史赋予蓬莱的地域名片,古邑蓬莱则是一块神仙文化的活化石。

南方楚神话

(庄子神话传说、屈宋辞赋卓越贡献、楚帛书、楚文化对长江流域神话传说的整合与扩散)

楚人曾并国六十有余,据地五千里。其境西至巴枳(今四川涪陵西),东括吴越。从长江上游的下段(重庆)一直到长江下游的入海口,都在楚文化的覆盖之下——这还不包括楚文化在上游因“庄蹻入滇”(今云南省昆明市)所留下的一块“飞地”。

不妨说,研究楚地文献典籍中的神话传说,就是把研究的目光聚焦到了先秦时期长江流域神话传说的主体部分上。

无可置疑,楚文化集长江流域先秦时期神话传说之大成。楚文化典籍保存了大量古代长江流域及周边地区(包括黄河流域)的神话传说。可以说,战国是楚地神话传说大量载入文献典籍的黄金时期,而两汉则是长江流域神话传说载入文献典籍的巅峰期。下面,以《庄子》、《楚辞》、《楚帛书》、《山海经》、《淮南子》、《吴越春秋》、《华阳国志》等为例,对长江流域的古代神话传说作一扫描式介绍。

(一)

《庄子》神话传说的独特风姿(返回顶部)(一)庄子神话传说的内容《庄子》一书有“内篇、外篇、杂篇”凡计33篇,其中约有1/3的篇什载有神话传说内容。如《逍遥游》、《养生主》、《至乐》、《徐无鬼》、《让王》、《大宗师》、《应帝王》、《在宥》、《天地》、《天道》、《秋水》、《盗跖》等篇。

从内容来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长江流域的神话传说,例如《楚狂接舆》(《养生主》)、庄子“鼓盆而歌”(《至乐》)、《郢人垩鼻》(《徐无鬼》)、《王子搜(越王无颛)避君位》(《让王》)、《屠羊说辞赏》(《让王》)、“尧放讙兜、蹿三苗、流共工”(《在宥》)、《鲲鹏之变》(《逍遥游》)等;另一类则是长江流域以外(不排除已流入长江流域)的神话传说,如“为浑沌凿七窍”(《应帝王》)、“藐姑射之山”“神人”(《逍遥游》)、《望洋兴叹》(《秋水》)、《黄帝失玄珠》(《天地》)、“尧让天下于许由”(《逍遥游》)、《叔夷伯齐》(《让王》)、“老聃与孔子”(《天道》)、孔子“厄于匡”(《秋水》)、“厄于陈蔡”(《让王》)、《盗跖》(《盗跖》)等。此外,《庄子》中还提及一些神人和氏族始祖及历史人物,如西王母、堪坏(昆仑山神)、禺强、冯夷、肩吾、豨韦氏、伏戏氏、颛顼、舜、禹、彭祖等等。

(二)

《庄子》神话传说的特点纵观长江流域先秦文献典籍中,录载神话传说数量多寡不一,其共性是不论此畛彼域兼收并蓄,但风韵方面唯有《庄子》独具一格。概略而论有如下两点:

1、传说多于神话从上面所列举的例子来看,《庄子》一书里所收录的传说数量明显多于神话,如神话只有《鲲鹏之变》(《逍遥游》)、“为浑沌凿七窍”(《应帝王》)、“藐姑射之山神人”(《逍遥游》)、《望洋兴叹》(《秋水》)、《黄帝失玄珠》(《天地》)等,明显少于传说的数量。这些神话绝大多数是非长江流域的作品。这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其一是,《庄子》一书以说理为主,神话传说只不过是用来证明“命题”的材料,所以,对这些材料不强求其“原汁原味”,有时为了论证的需要,甚至不排除部分传说情节(细节)虚构的可能。其二是庄子生在宋国,后入楚境,接触中原神话传说甚多,所以,《庄子》一书多引用北方神话材料。而这种情况在其传说中有所改观——长江流域的传说材料倒是不少。

2、神话传说的寓言化寓言是立论性文章行之有效的佐论方法之一。它能使读者于潜移默化中接受作者的观点,寓立论于形象叙述之中。《庄子》是将寓言手法运用得最为成功的范例。表现在《庄子》一书中,就是“材料与观点的水乳交融”——亦即神话传说在《庄子》中的“寓言化”。神话是人类童年思维的产物,而寓言则脱胎于神话——但直接由比喻发展而来。寓言是神话传说的“后裔”之一。寓言和神话传说的构思都需要“联想”(有时就是幻想),在这一点上,寓言和神话传说是相通的。

中原神话

中国神话是远古中国人民表现对自然及文化现象的理解与想象的故事。是中国文学童年时期的产物,多为口头散文作品。中国神话丰富多彩按地域系统,大体可分为西方昆仑神话、东方蓬莱神话、南方楚神话及中原神话等。按所表现的内容,有关于天地开辟、人类起源的;有关于曰月星辰、自然万物的;有关于洪水和部族战争的;还有关于工艺文化的。这些神话在古代人的幻想解释中多方面地说明了天地宇宙、曰月星辰、山川草木及人类、民族的由来,呈现出中国古代人对天地万物的天真美丽富有趣味的艺术想象。中国开辟神话在文献记载中具有极强的幻想性。女娲是北方神话的开辟神,盘古则为南方神话的开辟神。女娲是抟土造人的始祖,盘古则以他巨人的身躯化生天地万物。女娲炼石补天,挽救了一个即将毁灭的世界,成为人类的再造神。围绕女娲补天的神话,还有共工怒触不周山等许多动人的情节。

中国洪水神话汉族记录最早,少数民族的则比较晚近,大体可分为南北两大系统。南系洪水神话多有雷公出现,雷公为洪水的制造者,因而在神话情节中常常展开与雷公的斗争。北系洪水神话多与共工相联系,共工怒触不周山成为洪水泛滥的根源。后期记录的洪水神话与兄妹婚型神话常常结合在一起,而洪水后成婚的兄妹,又往往被说成是远古的伏羲、女娲乃至盘古。

这类神话的主旨在于表达“洪水遗民,再造人类”的过程。它把洪水故事与血缘婚相结合,具有重要的文化史意义。关于鲧、禹的神话,塑造了中国古代两位治水英雄。鲧在洪水滔天时窃了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被杀于羽郊,三岁不腐,孕育出一位继续奔驰洪水的禹。禹疏导河川,平夷山岳,以更坚决的意志,在黄龙、玄龟的帮助下,获得成功,反映了古代劳动者征服自然的伟大胸怀。曰月星辰神话,在古文献记载中有巨人化生说和神生曰月说两种。

在神生说中,羲和被认为是曰月的母亲;太阳又被想象成为可以浴于咸池,登上扶桑,运动于水、树之间的形象。太阳常常与乌相联系,月亮常常与蟾蜍相联系,在曰和月的关系上,神话又往往以人类社会家庭关系加以说明,如把它们看成是父与母或兄与妹的关系。其他如夸父逐曰、羿射十曰等,均与曰月神话有关。中国古代神话散见于《山海经》、《穆天子传》、《吕氏春秋》、《国语》、《淮南子》、《独异志》等古籍中。不仅记载早,品类多,而且不少古老的神话,至今依然在民间口头上流传。由于流传时间久远,这些神话与古文献上记录的,在具体情节上有所不同,出现许多变异。特别明显的是发生神话间的融合及地方化的现象。也有的融进一些后世宗教的观念。这些现在仍流传不衰的神话,经过演变,自然不同于原始古典神话,但却可以证明和补助文献记录的材料,实有裨于中国神话学的研究,特别是对弄清有关神话发展的古今形态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神话是多民族的创造除汉民族外,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神话构成中国神话的重要部分。由于各民族历史文化及经济发展不同,这些神话大多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表现出多情节也颇曲折。著名的有纳族多源的特点。各民族的神话,想象丰富,西族创世神话《人祖利恩》、壮族神话《布洛陀与妹六甲》、彝族神话《人类和石头的战争》、《开天辟地》等。曰月神话中,苗族的金银铸曰月神话以及壮族的《侯野射太阳》、瑶族的《射太阳》、布依族的《王姜射曰》、彝族的《吉智高卢射曰月》、布朗族的《顾米亚射曰月》等,都各有特色。

中国神话在人民口头创作史及文学创作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神话是对中国各种文学创作较早发生影响的一种体裁。它的题材内容和各种神话人物对历代文学创作及各民族史诗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它丰富的想象和对自然事物形象化的方法,对后世作家的艺术虚构及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都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它的口头叙事形式也成为叙事文学体裁如小说等的先河。不少神话直接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创作题材。其中有些著名神话,还成为人们经常援引的典故。

神话的美学价值、历史价值与认识作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了解人类童年生活和心理的钥匙。它对研究古代社会婚姻、家庭制度、原始宗教、风俗习惯等,都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国神话在中国古代即受到一些显卉、史家、学者的注意。他们不仅在著述中加以记述和援引,而且还对神话提出过一些片断的见解、解释和说明。但更多的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排除其虚幻想象的成分,企图从中寻找历史的根据。于是在一些古代典籍中便出现将神话历史化的倾向。现代中国学者对古代神话做过不少的整理与研究,运用了西方人类学派等的神话学观点进行探讨,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诸如茅盾的《中国神话研究ABC》、闻一多的《伏羲考》等,都是这方面值得注意的著作。还有许多民族学者、民间文艺学者、文学史家撰写了不少论文和专著,推进了中国神话学的发展。袁珂的《古神话选释》、《中国古代神话》等,对中国古代神话,分别作了注释和整理。随着社会科学和民间文学事业的发展,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和史诗也得到了重视和研究,并出现了一些可喜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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