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文革时的读书经历(图)
从小学开始，我就喜欢看课外书，图书馆、书店是我常去的地方。记得在中山西路小学读书时，下午下课早时，我常常去新华书店，站在柜台前静静地阅读。有时竟然忘了回家吃饭，直到母亲寻找到我，把我拉回家。那时我尤其喜欢去同学和亲戚家搜罗旧书。但是好像适合我读的书并不多，只能遇上到什么看什么，不可能有计划有系统地阅读。姥姥也非常反对我看课外书，她把课外书一概说成是“闲书”，姥姥生于晚清，其实这是科举时代的传统观念。
到了文革，家家户户都开始烧旧书，记得在文革狂潮即将到来时，父亲每天晚上做饭不烧煤，都用旧书来烧火，一摞一摞的书籍堆在灶旁，父亲一边拉风箱，母亲一边把精装书的硬壳撕下来，便于父亲能从灶口塞进去。记得他们都很惊恐，甚至有些张皇失措，恨不得立即就能毁灭罪证。其中有一些日文杂志《大阪每日》，我想捡起来看，被爸爸严厉喝止。
一边是大量地烧书，一边是我没有书读。有书的人家也不敢借给别人，只是很私密地隐藏起来。迫于无奈，毛选四卷和鲁迅的一些杂文我都通读过几遍，《彷徨》《呐喊》倒背如流，尤其《伤逝》中的一些句子，至今都能背诵下来。就连《中国小说史略》这样的教科书，也让我糊涂地看了许久。
那时我的求知欲非常强，家里文史类书籍烧完了，但庞杂的医学书籍依然孤独地躺在书架里，闲来无事，我只能翻阅那些枯燥的医学典籍。那几年，我把《内科学》《外科学》《病理学》《药理学》《药物学》《人体解剖学》《组织胚胎学》《妇产科学》《流行病学》《寄生虫病学》《传染病学》都熟读过好几遍了。可惜家里没有中医典籍，比如《本草纲目》《金匮要略》或《伤寒论》否则，现在退休赋闲在家的我，只要掌握一点岐黄之术，就不愁出去蒙骗一点钱财。
有一天，我在马路上闲逛，捡到一本总后勤部编写的《中麯饲料养猪法》，一时如获至宝，拿回家好一阵研究，虽然当时曾细心研读，但是终究年代久远，细节不再记得了。但西医典籍因为读的韦编三绝，至今烂熟于心。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去内蒙古医院看病，曾经很严谨地质疑过一位主任医师的诊断，引起他的警觉：“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文革初、中期，中国几乎没有出版一部新小说，文革前包括建政前的小说及其他文艺作品也几乎全被打成大毒草，归属于“封资修”，一律被禁止和销毁。全国没有文艺期刊和其他人文类杂志，仅剩《红旗》一本党刊和八个样板戏。到了文革中后期才开始出现少量革命文艺作品。
记得在百无聊赖之时，我还读过《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闪闪的红星》《向阳院的故事》《红雨》，《红雨》是内蒙古作家杨啸的大作，杨啸为此一时名噪全国。
我看过的最奇特的一部长篇小说叫做《牛田洋》，是一个由“工农兵写作组集体创作”的小说。现在想来，颇觉可笑。这部长篇小说的五分之一篇幅是毛主席语录，另五分之一是革命口号。不像小说，倒像一部政治教科书。里面所有的人物都是干巴巴的、高大全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看完以后不但没有受到丝毫的感动，反而觉得莫名奇妙。
那年我过生日，非缠着让父亲赠送我一本书，父亲不得已去了新华书店，买到了这本刚刚出版的小说。并在扉页上写下了勉励我的字迹，做革命接班人云云。
1962年的中国，狂热而饥饿，原本一片汪洋的汕头西郊开始被改变，在“与海争地海让路，向山要粮山听遣”的鼓舞下，数万士兵、学生前往围海造田，历时4年，牛田洋筑堤拦海工程全面完成，10多平方公里的大海真的为人类让路了，变成一个大型军垦农场，沧海变桑田不再是人们想象中的长久和艰难。
但是，仅仅3年之后，桑田就又变回了沧海。1969年7月28日，一场12级台风突袭汕头。数层楼高的海浪涌入海堤，市区平均进水一两米，一艘外轮甚至被从汕头港抛到了山上。
小说在描写“一号人物”，师政委赵志海指挥围垦牛田洋的一系列情节发展中,煞费苦心地从三方面对他作了“着力刻划”：一是他如何“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二是他如何“注重实践”“反对天才论”；三是他如何同“修正主义路线和阶级敌人”作坚决地斗争，表现了革命者“人定胜天”的大无畏勇气。
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就源于“牛田洋”。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的一份报告，于是便欣然命笔，写下了光辉的五七指示。从此，追溯这个乌托邦之梦的起源，就有着别样的意义了。
有谁不知道“五七指示”？它覆盖了整整一个时代，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生态和文化的流向，在那喧嚣与骚动的漫长岁月里，每个辈分与身分各异的中国人都曾感受到它沉重的压迫力，它给历史留下了太多的血泪与白骨，还有迄今写之不尽的沉重诗篇、小说、影视作品。它是大陆人民的共同记忆。
然而，将它那荒诞而凄厉的实践剥离，光从理想层面上看，“五七指示”又是多么瑰丽，五彩的毫光教人迷幻不已。一个单薄乏味的人，得以进入社会的各个层面，亦工亦农、亦文亦武，从而拥有了丰富的人生。任何宗教及理想，不都是在这一点上殊途同归的吗？
后来，我终于知道了牛田洋的真实背景，被披露的资料惊愕的说不出话来：1969年7月28日，汕头地区革命委员会办公室接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电话：“喂！我是周恩来！告诉你们，第三号台风，正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前进，……希望各有关部门注意，要积极做好防风抗灾的准备工作！”11点以后，台风中心登陆。这一天恰是农历六月十五。正午的潮水是涨得最高的。大风、大潮、大雨，三合一，组成了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汕头部队明知在如此强台风（十二级以上）面前，人是无能为力的，却提出了“人在大堤在”的口号，命令全体官兵和全体接受“再教育”的大学生去与大堤共存亡。他们高呼“千准备万准备，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是第一准备！”天灾当前，“是我们斗私批修的好课堂！”
台风过后，水里到处漂浮着尸体。大多数尸体上只着背心和裤衩，那是抢险突击队的队员们。尸体中有的三个五个手挽着手，扳都扳不开。最多的有八个战士手挽着手，怎么也扳不开。最后收尸的时候，只好动用了钳子。
那次台风，有553名部队官兵和大学生“光荣牺牲”，其中官兵470名，大学生83名。伟大神奇的土地上又涌现出553名可歌可泣的英雄。也许因为英雄一时出现的太多，党怕人民接受不了，553位英雄的名字就这样被悄悄地隐遁了。
一场飓风，大海夺回了本就属于它的土地，夺回的速度比数万狂热的军民建设的速度快了几千倍。
牛田洋汪洋一片，又回归到围垦之前的苍茫原貌。“五七指示”的发祥地就此消失，这是一种命定的象征，它原是从无中生有而来，终归陷于灭顶，为瑰丽的乌托邦理想完成了充满悲情的葬礼……
如今，还有谁会记得《牛田洋》这本小说吗？我不得而知。人一定能胜天吗？我也一直倍感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