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2012年不会是1976年重现
——浅析中共高层两次权斗的背景之相异
共产党政权交替时期出现内部危机是规律，中国2002年第三、四代权力交接未出现外化的矛盾与摩擦，可说是少见的异数。如果说此次权斗内幕目前还处于半模糊状态，但有一件事情却异常清晰：非政治精英圈的中国人，虽然抱着“看彩”的态度观剧，但大多都希冀这场权斗像1976年那场高层权斗一样，发生于宫廷之内，最后却催化了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之局。
一、1976年：中国人希望摆脱物质匮乏与毛思想的禁锢
我个人觉得，除了人心思变、流言满天飞这两点与1976年相似之外，无论是从党内分化程度、双方政治主张与政治实践、还是社会环境，均与1976年无太多相似之处。只要双方都奉行一党专政，无论哪一方胜出，都不会再为中国带来1976年那种变化。
我这样说的原因很简单：1976年与2012年两次中共高层权斗，参与几方所依据的政治合法性、社会财富分布状态、社会依托的生态环境及国际环境完全不同。
1976年，中国已被毛泽东的“文革”折腾得精疲力尽，苦不堪言，物质匮乏到了极点，各种生活必需品定量供给，民众连买包白糖都要开后门，人心普遍思变。1975年周恩来住院，邓小平复出，于7月4日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下大力抓发展经济，力图将全国的经济生活重新纳入正常轨道。此举很得人心，但却被毛派斥为“右倾翻案风”严厉打压。其时各种有关邓小平如何与毛妻江青斗争的小道消息在民间广为流传，除了在“文革”的既得利益者与愚民之外，邓小平在人民当中已经享有很高的社会威望。1976年10月的那场政变既符合政治高层的利益，在中国也有深厚的民意基础。即使那时邓小平、叶剑英没拿出任何政治纲领，但人们觉得换人换活法，所以华国锋主张的“两个凡是”很不得人心，下台也就无人同情。邓以后通过恢复高考、取消阶级成份、平反等一系列措施重塑了中共的政治合法性，此后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也就顺理成章，虽然有党内斗争，但更多的是意识形态之争，权力之争的色彩较淡。
中国人当时普遍厌倦了物质极度贫乏、思想上受到严厉禁锢的中世纪黑暗状态，因此大都对毛派失势都非常欢迎，假装不知那是一次“宫廷政变”，接受了胜利者的一切解释与言说。
二、2012年，权斗双方给出的未来政治愿景对国人都无吸引力，政治合法性资源都面临枯竭
先说薄熙来与“红二代”们的政治理论。奠基于“唱红打黑”基础上的“重庆模式”，不管新左派如何用后现代语言将其包装成一套看起来很华丽的理论，但毕竟遮盖不住政治上专制、经济上国有这几个基本特点。在经济上，利用“打黑”、举债的钱，通过行政性济贫给百姓分点“蛋糕”屑之外，“重庆模式“甚至找不到持续生产“蛋糕”、解决就业问题的途径。重庆作为一个中央直辖市，既无法回复到其历史上做国民政府时期陪都的荣光，甚至连恢复计划经济时期在中国的相对先进位势都非常困难。
太子党刘源派系的张木生的“新民主主义论”，算是太子党、红二代当中最成型的理论，本质上仍是由中共垄断政治权力，以国有经济为主、多种所有制并存为辅这套中共在50年代前半期实行过的老路子。“红二代”的政治主张除了反腐败，以保持红色江山永不衰败之外，还有一些政治要求，比如希望当局对父辈曾参与建立中共政权的红二代开放中央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职位，让其加入人大、政协等，其政治主张真与“民”没有多少关系。
再说目前在任的中央政治高层。江胡这两代领导人治国23年，其中江主政13年，真正当家做主的也就是六七年而已（算上邓小平在世的最后一两年）；胡锦涛主政前后十年，在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上基本都奉行邓小平在世时定好的框架：一党专制领导下的半行政干预半市场经济。如果要形容这两代领导人的治绩，与明朝万历、天启两位皇帝有一比，江泽民时代有如万历朝，前期托邓小平（张居正）经济改革之福，积累了不少财源，又还有未曾破坏的资源依托，所有给中国长脸的事情，比如加入WTO、成为“世界工厂”、申奥成功、外资大量涌入……可谓接踵而来，在世界眼中，中国繁花似锦，有如“冉冉崛起”的一颗明星。江泽民在承接经济成就的同时，也承接了邓小平开启的权力市场化之路，其弊端我已经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有过分析，今年写的“邓小平南巡讲话20年后再回首”中也集中涉及。
胡锦涛执政之后，除了必须在政治理论上有套说法之外，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几乎全部是萧规曹随，不事更张。他从朝拜西柏坡、回延安开始，最后落脚到“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最初那种“左”的政治主张是否与其“右”的经济社会政策之间相容，在“政左经右”两条腿反方向撕扯的状态中如何走路，胡总书记及其智囊似乎都不愿意多思考。
但胡总书记的运气显然比其前任江三代要差许多。所有社会经济政策，江时代是享其利不见其弊，胡时代是利尽失而弊渐显。邓的“跛足改革”当其在世之时，大多数人只见其利，不见其患，这些隐患到江时期也只开始显山露水，因此江总书记风风光光地当了一代太平天子，四处出访，显其多才多艺，最后落下不少“政绩”，平安下车后还当了两年“太上皇”（军委主席）。这也是本人《现代化的陷阱》问世后遭到不少苛责的原因，今天国人常说拙著“很有预见性”，只是因为当年我根据当局经济社会政策逻辑推演而出的结论成为了现实而已。
胡锦涛的第二任期之内，官员腐败已使政府正常的社会管理功能瘫痪，贫富差距之大已经影响社会安定，各种群体性事件从2003年的5万余起逐年上升，直至2010年的20余万起。江泽民开启的高等教育产业化，最初圆了国民都能升大学之美梦，到胡锦涛时代却成了知识型劳力严重过剩的噩梦。在江泽民时代举国欢庆、标志“中国崛起”的申奥成功，到了胡锦涛2008年举办之时，却不得不在“六张网”笼罩下的军管状态下开锣，成了警界与北京居民的沉重负担。最不幸的是，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问题，经过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成为一个再也无法遮掩、回避的公共问题。胡温的不作为，成为在朝的政治势力与在野异议人士共同批评的目标。胡总书记应对薄督咄咄逼人的“唱红”挑战，竟然是源于毛文化一脉的“学习雷锋”，其智穷力短，于此可见一斑。
三、有无社会重建资源，是1976与2012年的最大区别
中共方面，无论是谁上台，区别只在于谁来接权力之棒。这于当权的派系来说“兹事体大”，毕竟是抢到了权力之棒（即财富的点金手指）。但如果没人想放弃一党专制这核心利益，也就无法改变现有的资源国有状态与社会财富占有状态。即使想进行触及深层次问题的“经济改革”，比如放弃资源国有，让农民拥有土地及山水资源，这就等于放弃经济资源的掌控大权，无异于党自断经脉；改变财富占有状况，等于是向掌权者所属的权贵集团自身开刀。所以，目前中共除了继续呆在自身挖就的这个巨大的转型陷阱里，将利益现状固定化之外，本身已无改革动力。
更要命的是，邓当年启动改革时，老祖宗留给中国人的山河依旧，只需要重新调整利益分配方式就可以取得改革效果。而如今30余年过去，中国的资源——金（地下矿产）、木（地面森林）、水（河流湖泊及地下水源）、土（沙化，面积在缩小；重金属污染导致土地有害；其他种类的污染让使用价值严重降低）——被严重掏空或被破坏，中国已经没有1976年经济改革时期所具有的资源本钱了。
也因为看到了这种无法逆转的危险，中共官员的避险之路——“裸官”已经成了党内的潜规则，人民很清楚地看到自己正在被统治者与精英集团所抛弃。
人们可以期待2012年会出现1976年那种不伤筋动骨的变局。但事实是，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历史不会再给中国人一次1976年以后曾有过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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