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祸悲剧 一个生产队的死亡档案
重庆市涪陵区李渡镇红星村三组，上世纪三年困难时期为四川省涪陵县马鞍公社妙音二队。当时有73户家庭，299人。1959年至1961年间，除孤身老人朱吉云在敬老院病故属正常死亡外，因食物短缺，先后患浮肿病致死的有44户、75人，分别占总户数和总人口的60%和25%。其中男51人，女24人，有10对夫妇双双死去（其中青壮年6对），留下孤儿；有28个青壮年男人丢下孀妇或尚未婚配；有11个儿童、少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详情见统计表：
户 主 家庭人口 死亡人数 死者名录
况吉祥 8 2 况吉祥、况道芬
李绍云 3 1 李绍云
朱代贤 2
郑群一 5 1 郑群一
何素芳 6 1 何素芳
朱吉云 1 1 朱吉云
胡宗义 6 2 胡宗义、胡正兵
吴春山 6 2 吴春山、冉翠娥
吴新民 4 1 吴新民
尹慎终 5
张青云 7
张增义 2
张庆云 3 2 张庆云、罗纪淑
胡良民 4
刘世义 7 2 刘家明、一女孩
刘世禄 4 3 刘世贵、刘郑氏、 刘世成
张焕江 5 1 张焕江
张焕湘 2
张绍成 4 2 张绍成、张钧华
冉相成 8 2 冉相成、冉均武
何建章 6
唐万全 4
雷纪先 4 2 蒋树贞、雷毛毛
贺光明 3 1 贺光明
王传武 4 1 王传武
徐世贵 1
张茂周 5
张茂青 1
卢治芳 2
罗吉永 6
吴庆祥 5
张益吾 3 2 张益吾、张书流
张书云 2
刘有才 4 1 刘有才
蓝顺禄 2
刘有成 3 2 王正华、牛 儿
熊心玉 2 1 李素华
刘 俊 4 2 刘 俊、何映莲
傅苑声 7 4 傅子清、子清妻、孙朝芳、傅以杰
罗富民 6 1 罗母
王寿全 4 1 王寿全
张有禄 6
王明高 4 1 王明高
王春木 4 1 王春木
王宝卿 5 2 王宝卿、吴庆芳
张增祥 4 1 张树云
王顺元 6 1 王顺元
游平安 1
刘朝高 3
张绍明 7
吴银章 3 1 吴银章
叶万发 4
冉子云 7 3 冉子云、冉兴贵、冉兴贞
况银廷 8 2 况银廷、一女孩
夏庆余 4 1 夏庆余
王孝龙 4 2 王孝龙、王正良
张治华 5 2 张治华、贺林贞
王明武 5 4 王炳田、炳田妻、王明武、姜均芬
郭炳成 6 3 方素贞、郭金祥、韩善华
彭银章 5
瞿宝成 3 2 瞿宝成、瞿妻
唐银山 3 2 唐银山、唐二娘
李金胜 3 2 李金胜、张书华
刘树槐 2
何炳武 3
张治秀 3 2 刘箴刚、一男孩
魏玉清 3
罗宗禄 2
刘凤池 2 1 刘凤池
卓世贵 3
赵炳武 5 1 赵炳武
张增福 3
张时韩 3 1 张时韩
总计 73 299 76
关于“食物短缺”的成因与程度
一、1958年秋收之前已建立公共食堂，秋后成立人民公社，精壮劳力大炼钢铁，农业实行大兵团作战，在“三年不种庄稼都吃不完”的谎言误导下，“敞开肚皮吃饭”，较正常情况下超支了大批粮食；是年，晚稻和红苕本来收成都很好，但到收获时，农业上的劳动力已严重不足，为了突击完成任务，先后由李渡小学的学生帮助割晚稻，后来挖红苕又不准用锄头，而是派人牵牛去犁，捡起来多少算多少，又抛撒了一些粮食和薯类，给接踵而至的三年饥馑埋下了隐患。
二、1959年片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实行“少种、高产、多收”，小麦以用种量测产量，开厢撒播，每亩用种五六十斤；包谷搞定向密植，株距3寸，单株摆播；水稻栽“双龙出海”，株距2至3寸。如此过度密植，致使全年大减产，加之征购过头，又没收了社员的自留地，秋收之后即出现了饥荒。当年秋播时，因为饥饿，社员们已开始在坡上背着干部生食葫豆种，次年春砍菜头时又生吃青菜头，浮肿病人大量涌现（驻妙音一队的县妇联干部王亚平也全身浮肿），大队建立营养医院收治病号，食量大的青壮年开始死亡，土地成片荒芜。
三、1960年，笔者先后在马鞍公社任基干民兵连文书、文化站长、扫盲专职教师，有时下大队食堂吃饭，一张饭票只有一个淀粉粑（用石灰沤包谷壳取浆制成），或干脆只有一碗红苕叶。县委调研组干部张富易，一次在妙音三队筲箕塘伙食团进餐，社员幸仁义准备倒了的红苕叶水（里面有盐味）他都去接来吃了。是年春，我任公社基干民兵连文书时，接到石马大队的几份检举材料，说该大队六队张家坡有一个姓张的青年（名字已记不起了）及其老母在家煮食人肉（小孩），被发觉后，队上干部收去在地坝脚埋了并泼上大粪，那老妇人还去刨出来啃吃，后来在太乙大队朱家堡逮捕那青年时，他旅行袋里还装着一块人肉。
四、1961年农村人口吃粮标准最低时，成人每月只有7.5市斤，加之几年来除春节和营养医院的病号外，一直都没有肉、油、糖、酒供应，饥饿难耐，不少人开始用观音土充饥。本院冉相成、冉均武父子吃了拉不出来，只好让其妻去掏，以后不久就先后死去；我大母何素芳也因为吃多了观音土，损伤了内脏，逐渐消瘦，在那年冬天含恨而亡。笔者亦因吃观音土导致痔疮严重，迄今，已先后动过四次手术。
当时人死后，安葬也极其潦草。我大母死后是用楼板钉一个棺材埋的。邻居未婚女青年况道芳死后，是其母用席子包起捆好，由我与何炳武用扁担抬去埋的。那时我们也没有多少力气，只是胡乱挖了一个坑，把尸体放下去，然后把泥巴传拢来盖上了事，根本没有去垒坟头。
这就是后来所谓的“三高”（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命令风、瞎指挥风、特殊风）造成的严重后果。当时，妙音二队附近东有涪三中、西有涪陵专科学校两所校地广阔的学校，学校农场和李渡镇蔬菜组种植的南瓜、白菜、萝卜可供社员窃取，不然，还会饿死更多的人。
（作者为《涪陵市志》原副主编，原标题：一个生产队的死亡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