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武钢养猪 折射中国经济转型之困(图)
随着猪肉价格一路飙升，目前中国已经有几个企业率先投资“养猪”。（Getty Images）
就在中国正副总理温家宝与李克强不断呼唤“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是经济结构的转型”之时，中国的王牌国企之一武汉钢铁公司却宣布将投资390亿发展养猪业。据说，这只是武钢的产业向“非钢”转型计画的一部分，除养猪以外，武钢还准备从事养鸡、种菜、卖盒饭、代家长接送幼稚园孩子、疏通居民家庭堵塞下水管道，等等。
这一宣布将总理、副总理置于尴尬之中：养猪业既非技术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企业，更与武汉钢铁公司已涉足的各行业毫不相关，完全超出企业正常的发展战略。如此一来，产业结构转型岂不又成了虚话？
武钢养猪为何备受指责？
对武钢转型养猪，中国舆论纷纷指责。指责的意见分为几类：一是认为这是武钢转型慌不择路的急功近利之举；二是认为这是与民争利，挤占猪农的生存空间；三是认为武钢养猪是不务正业，与国企改革路线相悖。只有少数认为这是开了国企改革的先河。总之，赞成者少，批评者多，有人甚至埋怨国家发改委，认为其思路混乱，指导有误。
其实，武钢并非第一个“吃螃蟹者”（意指开先例之人）。在此之前，随着猪肉价格一路飙升，已经有几个企业率先投资养猪，比如IT业大牌联想、网易，以及上市公司德美化工。只是在投资规模上，武钢堪称第一。
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里，企业受利润机制牵引，什么行业赚钱快，利润高且风险小、短期内能够有高回报，企业调整投资决策，完全是自家事情，除了公司股东之外，外人无从批评干预。联想、网易等不是国企，因此它们养不养猪，公众舆论并不关心。武钢受到批评，一是因为其大型国企身分，多年来政府给予不少政策倾斜与银行贷款，照顾有加，理应承担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之重任；二是中国人从武钢养猪这一投资决策看到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无望。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为何成为画饼？
经济结构转型一直是中国政府的梦想，其主要内容是：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升级换代。从中国制鞋业、箱包业、玩具业在世界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60～80%，成为第一以来，这个梦想几乎没有断过，既是政府宣示的决心，也是舆论鼓噪的重点。
当时媒体论证世界市场对中国的不公平包括：生产多少双鞋子才能换回一架波音，这种不公平感因鞋子的数量不断放大而放大。从网上查询，可以看到，在无数论证世界市场不公平的文章当中，换一架波音的鞋子数量从一千万双鞋子到几亿双鞋子，差距非常之大，由此可见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量概念游戏其实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但正如我多次反覆指出的那样：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不是仅凭愿望就能完成的。一是需要人才的长期储备，二是需要技术开发的大量投入，这都需要国家长期战略的支援，也需要整个社会形成尊重智慧财产权的风气。不幸的是，这两个基础要件正好是中国社会严重欠缺的。改革以来，中国政府的政策基本上都是短视的，官员任期内的考核机制短期化决定了政府官员都不想为后人种树，只想拔苗助长，没有人愿意扶植短期内难见功效的技术开发；中国企业更因政策多变、投资环境不佳而不愿在技术开发方面大量投资。从政府到企业只想走捷径——偷盗智慧财产权。
这种偷盗智慧财产权的行为从原来偷偷摸摸地悄悄干，发展到明火执仗。2010年3月份中国出台了一个新的外商投资条例，规定外资公司在中国（包括与中国合资企业）开发的新技术，中方雇员拥有股权。中国政府通过这种法规，迫使外资企业提供新技术，这给外资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失。美国政府与欧盟领导层与中国就投资环境进行多轮磋商，但未能有所改变。
但偷盗来的技术难以消化，无法真正带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中国盗窃智慧财产权的“杰作”是被当作“自主创新产品”并拟向他国输出的高铁技术。中国利用世界高铁技术四大巨头希望在中国高铁工程当中分一杯羹的心思，明目张胆地将从各国进口的高铁技术“山寨”成中国的“自主创新产品”。其间虽经日方抗议并就安全性能发出警告，但中国置若罔闻，并与美国加州等地签约拟输出高铁技术。直到2011年723甬温铁路特大交通事故发生之后，这场闹剧才算是暂告终结。
中国的实体经济面临困局
自2008年开始，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陷入衰退，此后几年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政府资金大量投入来维持繁荣。中央政府虽然不断发出号召，希望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能够承担产业结构转型大任。但这些企业拿到国有银行提供的大量资金后，大都投入房地产。建筑业对水泥钢筋的大量需求曾使中国钢铁工业繁荣一时，从2008年开始，中国的粗钢产量一直居世界第一位，绝大部分是用于建筑材料。
资料显示，最近两年，中国钢铁产能严重过剩，产能过剩率约已达到122%，钢铁生产行业年销售利润率已不到3%，远低于全国工业行业6%的平均利润水准。对武钢来说，转型养猪业或许是一条出路，但一个拥有雄厚资本的大型国企的“转型”以如此奇特的方式进行，只能说中国实体经济面临严重困难，经济结构转型可能只是一场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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