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关于中共权力交接的几个问题
（一）
据说在上周，300多名省部级官员接中办通知，齐聚北京。大部分与会者事先并不知道会议的主题为何，很多人还以为是通报有关薄熙来的问题。会议开始后才知道是要他们投票，选举十八大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员。
这是一场很奇特的选举。没有人主动站出来参选，也没有人助选，甚至没有一份候选人名单，只有相关的资格规定。凡具备相应资格者都算候选人，想选谁就选谁。
其实，这并不是选举，而只是征集意见。因为投票结果不公布，也没有法律效力，仅供高层参考。照一般估计，得票领先的人到头来未必在权力机构中也居于领先地位，但得票挂尾者则很可能会被排除在外。
（二）
中共预计在今年下半年召开十八大。在十八大上将完成最高权力的交接。
迄今为止，中共还没有一整套权力交接的制度，但是有了一些相沿成习的准则，如任期限制，年龄限制。
根据这些准则，在十八大上，现有的政治局9名常委，除了习近平和李克强外，其余7人都要退下来。有资格进入下一届政治局常委者，必须是这一届政治局委员，年龄在67岁以下。符合这条标准的有11人。他们是：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李源潮、汪洋、俞正声、薄熙来、张德江、张高丽、刘延东、刘云山。
据说先前高层已经初步决定，这11人统统上；其中9人任常委，另外2人分别升任人大委员长和政协主席。这就叫9＋2。现在的人大委员长和政协主席都是政治局常委，十八大后，这两个职务将不兼任政治局常委。今年4月，薄熙来被免除政治局委员，失去进入下届常委的资格，未来就变成了9＋1，即，政协主席不兼任政治局常委。不过在上周的投票时又传出消息，常委名额可能从原来的9名减少为7名。
（三）
我们知道，制度性的权力交接方式只有两种：民主和世袭。中共拒绝民主，又不能采取世袭，所以它的权力交接总是无法制度化。
在强人时代，接班人是由强人指定的。但同样是由强人指定接班人，毛一败涂地，邓却十分成功。
毛指定的接班班底没能站住脚，毛一死就内讧，先是华国锋打倒“四人帮”，宣布文革结束；其后不久，邓小平复出，又迫使华下台，毛的路线也被邓的路线所取代。而邓小平却不但指定了江泽民作为第三代，平安地做满了任期，而且还指定了胡锦涛作为第四代，马上也就做满任期；并且，江、胡都没有改变邓的路线。两者的差异如此之大，原因何在呢？
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邓比毛长寿。
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毛打倒邓，确立华国锋接班，可是不到半年，毛就死了，随后政局翻盘。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邓打倒赵紫阳，确立江泽民接班。假如邓也是在半年后就死了，以当时的国际形势国内形势，赵紫阳复出只怕势不可挡。可是邓在六四后又活了8年，这就足以巩固江泽民的地位。设想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后毛也再活上8年，后来的政局很可能也会大不一样。
（四）
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9月，十五大召开，江泽民成为名符其实的核心。
很明显，江泽民不喜欢邓小平给他指定的接班人胡锦涛。他希望自己在十六大后继续掌握大权。国家主席有任期限制，不能超过两届，但是国家军委主席和党的最高职位没有任期限制。江可以只让出国家主席给胡，这等于把国家主席又变成虚位。另外，就算让出全部权力，江也希望能让给自己中意、自己确定的人（如曾庆红）。
可是江泽民又深知，要改变胡锦涛在十六大接班的既定趋势谈何容易，因为这等于向邓小平的权威挑战，等于向中央高层原先的共识挑战。江泽民始终弄不清楚，他在位十三年所造成的赫赫权势，到底有多少是因为自己“英明伟大”、“众望所归”，有多少是别人“不看僧面看佛面”，出于对体制的维护，对邓小平既定安排的维护。如果自己已经羽翼丰满，却自动放弃权力，岂不可惜，岂不愚蠢；如果自己没这份实力却要硬上，岂不会偷鸡不成蚀把米，陪了夫人又折兵。
最后，江还是选择了小心为上，相继交出了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不过，他使自己在上层保留了一定的发言权，并且安插下大批自己的人马，于是形成双核心的局面。十六大上，胡锦涛虽然接了班，但是在最上层缺少辅佐，背后还有个婆婆，故而只是弱势。
（五）
胡锦涛上位后，即着手扩充自己的势力，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让团派的李克强成为第五代接班人。但这恰恰是江泽民一派最不能接受的。
问题是，在邓以后，没有了强人，指定接班人的办法已经走到尽头。为了解决最高权力的交接，中共必须找出一种既不是开放竞选，又不是世袭，也不是由最高领导人自己指定的办法。
江泽民一派很清楚，他们也不可能让自己一派的人去取代李克强当第五代接班人，因为胡锦涛一派绝不会同意。于是他们推出了派系色彩不明显的习近平。在十七大上，习近平和李克强双双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习的名字还放在李的前面。
据说，习前李后的排名是和此前中共高层的一次“民主推荐”大有关系。就像上周举行的投票，在十七大前，也有过几百名高级官员以投票方式，选出他们属意的政治局委员人选。据说，习近平得的票高过李克强。
在习李的地位确定后，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让哪些人进入十八大的常委会。我在（一）里讲过，这个问题先前也有了预案，即9＋2；出了薄熙来事件后，或许改成9＋1，或者是把常委的名额从9名减少到7名。
（六）
薄熙来的垮台，绝不只是减少了一个入常的人选，它对整个体制带来强烈的震撼。
对于薄熙来的垮台，有一种解释很流行。很多论者认为，薄熙来个性张扬，行事高调，违反官场规则，唱红打黑，独树一帜，挑战中央权威，所以遭到清洗。
在我看来，没有比这种观点更似是而非的了。事情正好是反过来的。薄熙来被贬到重庆后，正是靠着高调张扬，另搞一套，居然败部复活，咸鱼翻身，硬是给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成了十八大常委会热门人选。只因为发生了谁也预料不到的王立军事件，才给薄熙来的高歌猛进打上休止号。
不错，在中共官场上，薄熙来的做法看上去很是不合常规。那为什么他又能在一段时间内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功呢？其中道理也不复杂。一般来说，在专制制度下，一个官员要上高位，必须让领导中意，靠领导提拔；他需要显示能力作出政绩，但必须是在顺从领导的前提下，否则只会适得其反。可是，薄熙来本来就是受胡温排挤，从中央贬到地方的，因此薄熙来深知，如果他还想在政治上更上层楼，非另辟蹊径不可。仗着政治局委员的高位和太子党背景，薄熙来很清楚胡温是拿他没办法的，是没法轻易把他打倒的。他完全可以在重庆这块地盘上别出心裁，另搞一套；大不了任满退休，搞得好就是出奇制胜，稳赚不赔。
六四之后，中共唯恐失去政权，因此，右的、也就是政治自由化的那一套是严格禁止的，是搞不得的；但左的一套却大有发挥空间。重庆模式，不论引起多少非议，总是在“四个坚持”，是在加强党的领导，中南海诸公，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就算那些不喜欢的人也很难给它安上什么罪名而取消。三五年下来，薄熙来搞成了气候，俨然成为中国某一派人的旗帜，让当朝大佬不得不刮目相看，让讨厌他的人也很难阻拦。要不是王立军事件，他就成功了。
（七）
薄熙来不满足于只当个常委。他看不起习近平，据说他曾与周永康密谋，打算在十八大后一两年采用非常手段取代习近平。王立军事件一出，薄熙来的计划成为泡影。
然而，就连很多反感薄熙来的人也担心，薄熙来的垮台会不会使本来就封闭僵化的权力机制变得更封闭更僵化。
我以为不会。事实上，正是由于薄熙来垮台造成的冲击，严重地削弱了现行权力机制，并且或多或少地有助于以温家宝为代表的改革派。但是，我们切勿对中共内部的健康力量估计过高。时至今日，中共统治集团已经沿着整体性腐败的道路走得太远了，病入膏肓，积重难返。除非爆发更大的危机，形成更大的压力，否则，中国就无法启动民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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