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逃贪官的“篱笆墙”与“遮羞布”

监察部日前向公众报告一条好消息：“成功防堵一批企图外逃官员”。这条反贪捷报，可以解读为中纪委近期要求“严防官员外逃”的成果反馈。中纪委称当前形势复杂艰巨。各地裸官纷纷外逃，形势已到了遮羞布都被卷走的地步。

官位之显赫如省委书记，权力之末座如乡长科长，贪饱就跑，跑了就了。新华社在两年前曾报导，我国贪官外逃4000多人，人均卷走一个亿。而在当前“复杂艰巨”形势下，不知道又逃了多少？还有多少蠢蠢欲逃？有多少被“成功防堵”？“一批”，只是虚数，充其量是一种政绩用语，未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尊重法律、尊重民意的做法，起码应该把这些被防堵的外逃官员名字统统公布，在大庭广众之下“晒一晒”。

贪官的外逃和引渡，近些年一直是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话题。今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曾指出，加强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完善境内外追赃追逃机制，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631人。这是去年一年外逃贪官的官方统计数字。

中国央行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贪官在过去15年将估计达到8000亿元人民币的不义之财转移到境外。这份篇幅达67页的《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内参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8年，大约有1.7万名官员和国有企业高管逃离中国。很多官员在出逃前，将家人妥善移民到有关国家，为自己留好后路。贪官们因此创造了世界政治史上独一无二的新名词：“裸官”。真可谓“有特色的地方，一定有特产”。

全国贪官外逃成风，各省市无一幸免。据媒体发布《中国官员外逃排行榜》显示，地厅级或以上官员，最多的是广东省，170人，卷走1770亿；第二是福建省，102人，卷走365亿；第三是上海市，66人，卷走250亿元。外逃官员较多的省市，还有北京、辽宁、云南、山东、浙江、黑龙江、山西、江苏等。县处级官员外逃的前三名，分别是广东、河南、福建。

贪官成灾，已是一国政治的诟病；而贪官外逃成风，更是把国家脸面丢到国际上去了。贪官为什么要逃？我们的社会制度比别国都优越，应该是外国贪官逃中国才是啊。为什么我们的官员贪饱了，一门心思就往外国逃？

公众的反思，不仅着眼在一个“逃”字，贪官因为被打击才会选择“逃”，可见当前中国反贪力度非常大。公众的聚焦，更在贪官的一个“贪”字，官员不贪，或不能贪，或不想贪，或不敢贪，不贪又何必外逃？没有贪，不外逃，纪律、监察部门又何必苦心积虑构建一套“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防逃制度体系”？

就像一间堆满谷子的仓库，里面养着一群老鼠。如果不把谷子保管好，不把老鼠看管好，老鼠是一定会贪吃谷子的。无他，天性使然。更不堪的是，连看守的猫也禁不住诱惑，不抓老鼠吃谷子，那就杯具了。日复一日，鼠患成灾，粮仓千疮百孔。作为主人，更重要的是关门打老鼠，还是亡羊补牢呢？众所周知，正确答案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不关门打老鼠，法律尊严和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不能得到捍卫；不亡羊补牢，更多老鼠又将前赴后继，继续为害，子子孙孙无穷尽。

为什么在某些地方，在相当短时间里，经常出现数位厅级干部在同一领域接连“落马”？保先教育、廉政教育轮番上场，纪律、监察部门常抓不懈，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依法办事”，但实际上却是体制内的运作，结论是“自己监督自己，等于没有监督”。试问世界上，谁有本事提着自己头发离开地面的？

贪官屡禁不绝，撇开干部提拔的政治弊端因素，在财政制度建设方面至少存在五个缺陷：其一，上级官员的财产不公开，反而让下级和普通百姓公布财产和收入。原本是上级得“病”，却让下级“吃药”。而官员财产公示，世界民主国家已证明是反腐法宝。其二，管理的公共财产缺失有力监督，纪检、监察部门常常是“聋子的耳朵”成了摆设，或是马后炮。没有民众和媒体参与的监督，根本起不到监督的真正作用。其三，百姓和下级不了解本单位的内幕资金往来情况，只有核心层领导了解真实情况，那些属于“机密”，于是像台湾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一样，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其四，审计检查审计不严格，绝大多数是在走过场，或者审计严格了，司法又蔫吧了。鸡毛撢子高高举起，最后都轻轻落下，毫无威慑作用。其五，财务人员由领导选拔，往往与领导沆瀣一气，成为利益共同体。脚趾头怎能监督脑袋？

世界反贪共识是，没有公开性，没有公民的广泛参与，没有开放自由的新闻舆论监督，就不能形成“众目睽睽难逃脱”的威慑，腐败就不能得到根本遏制。因此，与其纪委、监察的三令五申、苦口婆心，不如践行一个公开透明的“阳光”制度，那就是，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进行全面的政务信息和公共财务公开，政府要敢于接受公众和媒体监督，要谦恭地尊重公民知情权、监督权。扎紧“外逃”篱笆墙不如扯下“遮羞布”，亡羊补牢犹未晚矣。没有遮羞布的阳光政府，“晒”出的不仅仅是政务，更是一种民主态度、一种法律责任、一种民本情怀，是政府的威信。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