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蒋中正1955年在台湾国防大学演讲“消灭共产主义思想的根本方法”，是用中国的天命信仰传统思想阻止唯物辩证法以斗争邪术变坏人心、否定自我。
1955年蒋中正在台湾国防大学演讲《消灭共产主义思想的根本方法》，很睿智：用同情的和综合的思想解说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绝对”指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神），“理念”哲学是对中国的“太极”（上天）哲理的思辨论述，理性地阐述了人类世界的演进过程：由阴到阳、微观到宏观、混沌到有序、野蛮到文明。蒋公明白，哲学家和神学家其实是用不同的话讲世界和人类是怎么来的。
神学家通过故事说世界和人类的来历，例如《圣经》说众神怎么合创神与人共在的这个宇宙，耶和华是怎么创造亚当和夏娃置放在伊甸园，又怎么把他们逐出来的。再如中国传说说我们头上日月与神州大地是盘古的身体变化出来的，中国人是女娲造的。各民族的创世和造人故事形成各民族的天命信仰、文化，歌舞、战争都与之相关，例如希腊神话说城邦的人得罪了神，神通过美女海伦让他们出海作战受难。哲学说世界和人的来源，不说故事，不说给在广场上轮流烧杀的人，主要说给“爱智慧”的智者和自己的心灵，说概念：水、气、土、火，众说纷纭。
但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在书斋、讲堂、研讨会的象牙塔，民众该吃吃、该睡睡，学生该上课上课、该作业作业，辩论是非并不惹事生非。没有哲学争论引发的地方和地方、国家和国家进行的战争。马克思的哲学是个例外。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以人本哲学讲性善而说理性和爱并主张社会主义宪政运动时，马克思篡改批斗，明说他主要是改造世界：煽动工人的所谓阶级仇恨，激情批斗、暴力革命、实现专政。鼓吹社会主义革命实现工人专政，实现的是流氓团伙垄断政权。
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不仅是学说，更是邪说是宗教这一点上，马克思明目张胆并直言不讳。这当然不是什么真理在握的理直气壮，而是人在邪教中的气焰嚣张和误入邪道的走火入魔。欧洲哲学家在17世纪之后不说正邪的事，也的确方便了马克思篡改黑格尔的辩证法蒙骗世人做坏事，但没有蒙骗住蒋公中正。
蒋中正看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对《周易》、《道德经》、《论语》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论述，也是教人择善而从的。所以他1955年清楚地指出：黑格尔“解释历史”的唯心辩证法，被马克斯“唯物辩证法”卑劣地移花接木、伪装欺世了；共匪邪恶至极，“只要能达其目的，无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都可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不管唯心论、辩证法，都被用来“掩护其狡诈万恶的邪说暴行”；谁要是接受“唯物辩证法”的歪理宣传，谁就会患一种“眩共”病，“为共匪所眩惑而迷惘无主”，被“矛盾律”引入你死我活的斗争歧途，质变后自我否定了。
蒋中正明辨共匪“矛盾律”的斗争战术的邪恶：视人类为兽类,将军事战争中的敌我关系推广到家庭和社会，使夫妻、师生、师徒相互斗，最终家国体系“归于瓦解”；情势对己不利时，暂时跟敌方妥协，将其注意力转移到党或民族的外部，例如红军在江西“保卫苏联”的苏维埃运动失败后，打“抗日”旗号，引全民逼南京国民政府抗日，退一步进二步：用八路之名在延安领军饷，还卖鸦片。
毛泽东不仁不义至极。没有彭德怀、林彪，毛泽东在江西就成了国军的俘虏，瞿秋白似地被押送刑场枪毙了。但林彪听从阎锡山的抗日军令打平型关伏击战，彭德怀组织百团战役破坏日军的交通线，毛泽东就恶气汹涌地骂娘，痛恨这两个将军作为中国人的民族血性和气节。由于不顾同胞死活，毛泽东就能够将马列辩证法的“矛盾律”斗争法则用于统一战线、武装叛乱和党内整肃。通过整风运动、反右文革，从延安地区到大陆全国，文人、党官都被迫说谎和骂人，战天斗地做坏事。彭德怀、林彪早期的报国善心被党性质变为叛乱邪念，越来越反天命了。
中国五四运动后，恨礼教的狂人偏激，不敬天不认命，逐渐接受共产暴乱思想。共产党在苏联是反基督的暴乱组织，在中国就是反天命的匪帮团伙，口说革命其实就是违法暴乱。中国人长期仿效乾坤天地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君子和小人都被教导敬天信命知足常乐，但凡还能活都不愿意当土匪，所以才有逼上梁山一说。共产党却反其道而行之，唯物辩证法的歪理邪说把当土匪说成“革命无罪”和“造反有理”，还居然成了毛泽东的“至理名言”，后来被全民念叨。
照理说，中国文人和军人祖祖辈辈受“忠孝廉耻”的仁义教诲，另外民间有道教和佛教的神佛信仰：崇敬关羽、岳飞等忠臣义士的魂灵，相信祖先的魂灵在死后庇护着后人，个人的自由私欲被家族、朝廷的义与利遏制着，不容易被共产暴乱的匪帮和邪教的思想忽悠和操控的。可是历史安排下，1905年到1912年相继没了科举、皇朝，五四运动起没了儒生群体，1949年以前大陆，清朝一部分秀才、举人、进士，以及几乎所有文人的后裔，赶科学和民主时髦丢了天命信仰。
中国天命信仰，概括地说来是：人是天地的造化，宇宙的精灵（万物之灵），富贵在天，生死由命。这构成中国人世代活下去的理由与活得好的精神支柱。 “忠孝廉耻”的仁义伦理，道教和佛教的神佛信仰，崇敬忠臣义士与祭奠祖先的死者魂灵，个人事小、家族（国家）事大的衡量……根源都在天命信仰的精神的上。
不仅中国人信天命，受儒家思想文明影响的国家，例如朝鲜、日本、越南都信。信天命在20世纪1912年以后这100年，受西方宗教、哲学和科学的影响，大陆、北朝鲜和越南接受共产党的反太极的斗争哲学（歪理邪说），丢了天命信仰，被共产党奴役至今，北朝鲜被全面奴役，大陆由全面奴役转向思想政治奴役。
越南由于长期跟随苏联，在苏联解体后变化比中国大陆更大，新文化运动、反右和大文革在越南都没有。韩国、日本，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澳门，都没有经受新文化、反右、大文革等思想政治运动，天命信仰还在，国家制度变了，人却没有被唯物辩证法换了心智。知晓这一点，我以为很重要：无论人活在古代或是现代，善恶、正邪的基本观念没有改变：好人不会把共匪杀人掳掠视为“解放”，不会陷入唯物论的诡辩，不会把传统社会当作旧社会彻底否定而更换一切。
也就是说，只要天命信仰还在，传统的善恶标准还在，中国人就能够辨正邪，有正气。共产党在中国就像在日本，就掀不起正常国家变成山寨的惊涛骇浪。人是有私心的，但人非牲口。在中国，仁义良知遏制人的私情，父母不因为自得其乐而不养育儿女，兄弟不因为争输赢而你死我活，男人不因为身强力壮就强暴女人。人因此才不是衣冠禽兽。但是如果不信天命，或者被中共逼迫和诱骗得不信，中国人因为私心一旦不仁不义，就被中共牢牢操控：父母会因为害怕儿女反党殃及自身而告密，哥哥会因为争当更大的官在运动中对弟弟落井下石，男人会因为色情借着政法委书记的权位占有女人的身心。这就是中共63年统治大陆的实情。
这样我们也就明白了，蒋公中正到台湾为什么在1955年作《消灭共产主义思想的根本方法》的演讲，教台湾人明辨黑格尔的理念辩证法是正、马克思的物质辩证法是邪，告诫台湾不要丢失天命信仰而舍弃“自由康乐精神”和“真善美高尚生活”。蒋公说的方法对台湾的国防安全究竟起了多大作用，不可量化。但台湾人天命信仰至今还在，没在科学和民主诉求过程中丢了善心，却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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