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官方从小就教育人民鄙视自私，认为自私是万恶之源。所以共产党的理想“在解放全人类的过程中最后解放自己”。即使并不是共产党的国父孙中山也以“天下为公”教育子民，于是“人之初，性本善”的理念伴随消灭私有制，克服个人主义是人民近乎一生的追求。然而中国大陆人美国之后，却发现：1.并不大张旗鼓地宣传“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建筑，却屹立百年而依然挺立；2.并不天天把“五讲四美三热爱”挂在嘴上的美国人，却礼貌待人，清洁环境，人和自然和谐如一；3.并不把“遵纪守法”贴在墙上的美国人，大多是那么自觉的遵守法规法纪。……在美国，“诚实”在主宰这个社会，美国的开拓者正是认识到人类是自私的本性，所以才制定约束的条文的。人类的本性是自私的，这么简单的道理，中国大陆人居然排斥了半个多世纪。
查阅记忆，寻找谜障的根源，原来这是党的教育。毛泽东教育大陆人“无产阶级是最大公无私的阶级”；江泽民教导“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原来，中国和美国的思维差别，就在于对“自私”的看法和处理上，中国的教育者把“自私”看成是后天的影响，美国的宗教则告诉人们“自私是人类的原罪”。显然，后者是科学而真实的。
不承认自私的先天性不仅是文化的误区，更源于统治者对自己利益的维护。党国领导之所以不承认普世价值，就因为他们已经是既得利益的拥有者和保护者。“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正是私欲膨胀的目标。打着“消灭私有制”的旗号，干着捞取财富，满足私欲的勾当就是党国的当今写照。
既然自私是人类的本性，是只能制约而无法消灭。那么人类社会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在自然控制的同时也必须自我控制私欲的膨胀。这是国家法治的基础。
全世界处于统治地位的人群都是同类，也都是各国制约的首要对象。唯如此世界才可能和谐与进步。而制约的手段就是回归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和平的需求无法被理睬和采纳时“暴力”革命自然是唯一的选择。
承认自私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是社会科学，抑制私欲的膨胀是人类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手段。今日世界的划分其实就是对“自私”的处理方法和手段的区别。
站在人类发展的角度就看到并承认普世价值，站在阶级的立场，从满足阶级私利的角度看就没有普世价值。这是先进与落后，科学与愚昧的分水岭。
尽管党教育人民大公无私，但悲哀的是，中国大陆人的行为，却恰恰和党的教育相反，如今的大陆人，都已经变得非常自私：
国家强制征收民航发展基金时，自私的中国人说：我又不坐飞机，关我球事？
国家提高油价时自私的中国人说：我又不开私家车，涨吧！
国家增加房产税时自私的中国人说：我又买不起房子，让那些有钱人出出血！
国家制定可以秘捕百姓而不通知家属时自私的中国人说：我是良民我不怕！
国家强拆别人房子时自私的中国人说：又不是拆我的！
国家在蹂躏别人妻女时自私的中国人说：哈哈，好刺激啊！
一个又一个人在这个强权下失去生命的时候自私的中国人说：算他们倒霉！
……
这个民族，这里的人何以卑劣到如此地步？！当强权举起屠刀的时候他们不但不帮助那些即将牺牲的同胞，而是喜滋滋地去当那杀人的刽子手；要么就是冷眼旁观，要么就是落井下石，他们不知道，强权的屠刀有一天也会架在你的脖子之上，哪怕你是一条很忠诚的狗。不少人厌恨这个民族，这里的人何以残忍到如此地步。他们以屠杀同胞为乐趣，什么毒奶粉、瘦肉精、还有现在的工业明胶；这个民族的人，肮脏到如此地步却还能在这个地球上存在。于是，很多人自我唾弃，唾弃这样的民族，唾弃没有底线，没有良知，没有道德的民族。所以，许多人知道今生已无法改变这个世界，无法改变这些自私又肮脏的中国人，就选择离开。那些以移民为一生目标的人并告诉子女：你不是中国人！哪怕是说成韩国人，也好过做一个中国人。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说，若问当下中国缺什么，最缺底线，这很可怕。他说，一个人，没了底线，就什么都敢干；一个社会，没了底线，就什么都会发生。腐败变质的食品，也敢卖；还没咽气的病人，也敢埋；自己喝得五迷三道，那车也敢开；明明里面住着人，那房也敢拆。还有“共和国脊梁”这样的桂冠，也敢戴，全不管那奖多么野鸡，多么山寨。于是冲突迭起，于是舆论哗然。不是“当惊世界殊”，是“世界当惊殊”。
怎么会这样？奇怪并不奇怪，不奇怪才怪，因为突破的都是底线，比如“恻隐之心”，比如“敬畏之心”，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如“杀人偿命，借债还钱”。这些原本都是常识，却被丢到九霄云外。被严令禁止的“毒奶粉”，自然会重现江湖。可见，底线是最重要的。没有了底线，企业就会弄虚作假，学者就会指鹿为马，裁判就会大吹黑哨，官员就会贪赃枉法，警察就会刑讯逼供，法院就会草菅人命。从这个角度说，底线就是生命线。
为了生存，人类要有底线。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任何人，都不能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所以，只有让别人生存，自己才能生存；让别人活得好，自己才活得好。希望所有的人都活得好，甚至为了别人的生存放弃自己的利益，这是“境界”。至少不妨碍别人的生存，不侵犯别人的利益，不破坏社会的环境，这是“底线”。其中，通过立法程序明文规定下来的，是“法律底线”；在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大家都共同遵守的，是“道德底线”；各行各业必须坚守的原则，比如商家不卖假货，会计不做假账，医生不开假药，是“行业底线”和“职业底线”。境界不一定人人都有或要有，底线却不能旦夕缺失。因为底线是基础，是根本，是不能再退的最后一道防线。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防线失守，全盘崩溃。
中国人从来就有底线。做生意，明码实价，童叟无欺；做学问，言之有据，持之有故；做官，不夺民财，不伤无辜；做人，不卖朋友，不丧天良。正是靠着底线的坚守，中华民族虽历尽苦难，中华文明却得以延续。
要想守住底线，必须不唱高调。因为那些“道德高标”，比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甚至是大多数人做不到的。做不到，又必须做，就只好做假。道德做假一开头，其他的造假就挡不住。假烟、假酒、假合同、假学历，就都来了。当下中国缺底线，这是重要原因。或者说，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大陆人为什么没有底线？原因是中国大陆官方没有底线。中国大陆的统治者没有底线，造就了全体人民的没有底线。
最近，大陆官场买官卖官的新闻特别多，频频有高官因此落马。而中国官场买卖有如农贸市场一样，卖官“生意”特别红火，明码标价，公开竞标拍卖，地域、年代、官阶大小不同，价格不同；随着物价的高涨，官位也水涨船高。2012年7月2日，原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刘卓志因卖官、受贿，被北京市一中院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其未提起上诉。2010年下半年，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原市委书记的牛志美等多名官员被调查。同年12月14日，刘卓志被“双规”，九天后被免职。
据《新京报》报导，刘卓志帮人升职、开矿，86次收受817万余元，大部份贪污收入来自于卖官，其妻、锡盟政法委前副书记宋巍安排“人头户”藏钱。刘在锡盟卖官鬻爵已是公开的秘密，当地至少有十几个委办局的一把手位置都是用钱买来的。如锡林浩特市城乡规划处设计室主任贾乘麟送65万后，先后被提拔为锡林浩特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局长；锡林郭勒盟某旗旗委副书记送40万成档案部门负责人；牧场场长送17万成锡林浩特市市委常委；设计院院长送10万成政协副主席。
刘卓志案揭开了当地官场职位买卖的隐秘一角。同时这些买官者在经过钱权交易而如愿以偿后，又成为了卖官链条中的新的一环，与刘卓志形成了利益同盟。刘卓志的下属牛志美1997年任锡盟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局长，为了升迁，花了大把的钱，他送刘42万人民币和3万美元。到2007年，牛一路爬到锡盟盟委委员、锡林浩特市市委书记的位置。除了卖官外，刘卓志还在受贿后帮助多家企业及个人，低价购买楼房及宾馆、暂缓关闭长期污染市区环境的储煤场、催要工程款、承建铁路、配置煤炭资源、办理银行贷款、获得低价探矿权、开发房地产等，其中不乏一些国内知名企业。
近日，原茂名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倪俊雄因受贿罪被判刑15年。其2010年被广东省纪委“双规”。原茂名市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因涉嫌陈绍基案被调查时，才意外牵出倪的案中案。据《中国青年报》报导，从2002年开始，倪俊雄疯狂买官卖官，聚敛了大量非法财富。这些卖出去的职位上至县级市公安局局长、区公安局局长，下到副科长，价位从30万元到2万元人民币不等。茂名市茂港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的杨强被调查时供称，为了与倪搞好关系，从2002年到2009年，总共送了30万元人民币。2007年春节，他用30万港元买到了茂港区公安局长的位置。化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黄鸿为了升迁，送倪37万元人民币。
自2009年底开始，广东茂名发生“官场地震”，贪官纷纷“落马”。2011年2月，原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被刑拘一个月内，其交待出100多名处级以上涉贪官员。这些高官的腐败大案涉及受贿、买官卖官、涉黑、官商勾结等诸多问题。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周镇宏是2012年第一个副省级落马官员，他与2011年茂名官场震荡有关。原茂名市副市长陈亚春、茂名市公安局副局长李天福、茂港区法院院长严得、茂名市经贸局局长李劭、茂名国土局副局长魏达标、茂名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队长程彬等等官员先后落马。原茂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育英，卖出57顶官帽获利1700万。
中国腐败官员中因买卖官位而知名的大鲨，莫过于原山西省长治市委常委王虎林，他共卖出430多顶官帽。2001年，他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受贿罪及玩忽职守罪共判刑8年，1999年2月，王虎林离任长治县委书记前，在短短两个月时间，突击调整干部420人、提拔干部207人，致长治县委偌大机关只留下6名干事，成为惊动中央的“官帽批发商”。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卖官帽达260多顶，2005年7月，他被北京市第二级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死缓，缓期两年执行。马德受贿卖官案涉及绥化市下辖10个县市众多处级以上干部，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多人，从镇长（乡长）、镇委书记，县长、县委书记，到市直属机关正职、副职，都明码标价，市委大院成了“乌纱帽”批发中心，被称为1949年来被查处的最大卖官案。
被称为“卖官书记”的陕西商州市商州区委书记张改萍五年时间批发官帽27顶，几乎涉及各个部门领域，他坦言：“我不说话，谁也提拔不了。”安徽定远县原县委书记陈兆丰因卖官获“陈千万”称号，他先后卖出110顶官帽。
大陆官员道德严重缺失，几乎成国骂。就连《解放军报》也公然承认腐败是军队最大的毒素，大陆官场已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近日大陆官场似乎知耻的抛出了以“官德”为主题的《中国古今官德研究》丛书，并将贪官分为贪渎、权奸、酷吏。书中却不知耻的称大陆官场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化，持有国家的公权力，党员做官不可避免。党员做官之“德”妄图靠此类简读本、口袋书来推动，对于中国民众来说，气煞忿恨蔚为激烈，民意骂声鼎沸。
而《北京日报》刊以“中国首部官德丛书面世”字样，着实是大陆官媒给官场涂脂抹粉，隐喻大陆官场“重德”举措。其实“官德”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贯穿始终。据悉这套丛书是由北京市纪委、市委宣传部委托北京市社科院成立“中国古今官德研究”的项目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认为好官坏官的衡量标准在“良心”二字。能将“官德”作为项目课题，出书叫做研究成果，真是一个民族的尴尬、悲哀和贻笑大方。这就是大陆官场在颠覆中国传统文化后，苍白的“良心”是对官德仅有的文字解读！
我国古代关于“官德”的最早解释是《周礼·天宫》中提出的“六廉”说，即“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洁，六曰廉辨。”司马迁在《史记》中有评价好官的标准：行教、清廉、守法。三国末年的司马懿思想：清、慎、勤成为后世的为官标准。在正式的典章史籍中，对好官叫“循吏”“良吏”“廉吏”等等，民间对好官称清官。好官的实质就在其“德”上。
为官从政者的个人修养和道德品质，关系到百姓的福祉与国家的前途，不仅决定着国家的治与乱，而且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风气和道德取向，致使官员在国家机器的运转和社会风气的演化中都处于“本”和“纲”的地位。古代选拔官员注重德”，重视官员的“君子人格”。道义是人应当遵守的道德和正义原则，也是君子应具备的最基本品德。为官之道首先是做人之道，重在完善“君子人格”。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与小人的心胸和视野实在是迥异。君子严己宽人，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人格的完善和心灵的净化。小人只顾眼前利益，为满足个人私欲而不择手段。君子“修身以安百姓”，行义于天下，除邪扶正，济世安民，一切行为以能彰显伦理道德及作为人民表率为目标。为政者，修身明德，即“敬天、敬德、保民”，修己而身正，才能正人、安百姓。
为政者仁民爱民，被视为为政的关键。孔子认为为政者要站在百姓的立场上，了解民心，顺应民意，与民同忧乐，爱惜民力，取信于民。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中的圣王明君，他有说：“立国，先须存民；国家富庶，先须百姓衣食有余。民怨不除，乃国之大患，其它俱不足道。”他为政宽厚爱民，恭俭节用，制定了许多利民惠民措施，使国富民强，史称“贞观之治”，为后世作出了楷模。为政者以仁政德治，尊贤任贤，使得民风淳厚，社会和谐。民心的向背决定着国家的盛衰、兴亡，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回到现实看大陆官场体制下的特权官僚阶层的德行。大陆高层官僚通过妻子儿女经商，以自己的权力和势力施加影响，帮妻子儿女敛财捞钱，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没有谁比大陆领导层更加清楚大陆政权的腐烂情形，这些人为了留后路，大都让妻儿取得外国护照，在外置了庞大的资产。部级的官僚有多少不是腰缠数亿财产，高层官员的年薪只有一万美元左右，数亿财产何处来？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官买官卖、公款吃喝旅行的程度骇人听闻，同时官员的私生活同样令人瞠目结舌。中国现实的社会丑陋、罪恶的渊源皆由官员无德的为所欲为，从而造成对整个社会风气和道德取向的使然。
大陆官场背离传统道德，批驳儒释道文化，这是大陆官场本质决定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无法无天注定其骨子里就是邪性的，与传统的“敬天、敬德、保民”德治理念根本对立。大陆官员的道德底线连“守法”这起码要求都成为无法兑现民众的高标准，还有何颜面谈“官德”？大陆法律只成了压制民权、侵占民利的工具。在正常社会里，“公权力”是能够维护社会公平的。但大陆的“公权力”，却是用来维护其独裁统治的，用来制约民众，压制民众人权、侵占民众利益的，传统的民本思想被颠覆。
现今大陆官员的官德堕落是由于大陆体制所造成的，这个体制逼迫其官员执行“假、恶、斗”，跟集团利益绑在一起，形成“有罪才有位”、“有罪就有位”的权力分配模式。“有罪才有位”的用人标准使集权体制下的中国道德被政治流氓、犯罪黑帮丧心病狂的败坏着。普世价值被打压，人的良心、良知、正义、道义都陷入了空前危机，中国社会走到了道德崩溃的境地。大陆官场谁还谈“良心”“官德”？！除了愚民的作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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