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杰：我对蒋公的回忆(图)
王世杰
故总统蒋公丰功伟绩，非短文所能述其梗要，亦非任何个人所能体察悉当。现在我姑且冒昧，就四十年来，蒋公的伟大所给予我个人几种最深刻的印象，约略言之。
平日余总以为一个伟人的成就，必须是能于最困难，最危急之时，对于众人不能决或不敢决之事，能秉大勇大仁之櫰，断然决策。这种果决，是蒋公伟大成就中之第一基因。蒋公果决的事实不一而足，姑擧深存于我个人脑海中之二、三事，以当擧例。
第一、在民廿六年七月间，蒋公召集学人在庐山会议。七月某日胡适之先生自北方来庐山参加会议。到之日即应蒋公之召往与晤谈。胡先生本来有兵凶战危之深忧。但当日晤谈却对当时北方人士深以中央部队多已调离华北为憾，而有陆放翁“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之感。胡先生将此情况痛陈蒋公。胡先生退出后，是日晚间蒋公复约冯玉祥晚餐。冯复慷慨陈词，所言与胡相类。次日（似是七月十一日）我因事由庐山飞往南京。蒋公侍卫室主任某君，亦因事飞来南京。余询以当日谈话后情形。某君言，蒋公于胡冯两人退后，在室中一人踱来踱去，历两小时，即命人电知庞炳勋、孙连仲两将军，将其本不在华北之师旅开赴保定。我闻此讯，语侍卫室主任某君曰：“全面抗战之局势定矣！”盖当时日本军阀已一再扬言，中央如再派军入河北，便是战争。这是在最困难，最危急，众人不能决，不敢决，而蒋公毅然决定之第一个事例。这是何等仁勇！
第二个事例是珍珠港事变发生后，英首相邱吉尔命令停止滇缅路交通一事。当时盟国对日战争，普遍不利；我国的海陆交通因滇缅路停闭而完全断绝，人心极其惶乱。政府中人言论纷歧，有主张走柏林路线者，有主张走莫斯科路线者，政府政策极有动摇之可能；卒因蒋公坚持，原来联美英以拒日之政策，未稍动摇。邱吉尔原与郭复初情感甚洽，在停闭滇缅路之前夕，曾应允三个月后彼必负责重开滇缅路。邱氏后来果如约于三个月满期之日重开滇缅路。事过境迁，吾人今日或不能了解当日之危险，实则蒋公之明决于当时全局有极大影响。
蒋公另一个果决事例予我最深刻印象的，为史迪威事件。蒋公因史迪威之短见与不合作，于民卅三年秋冬间要求罗斯福总统予以撤回。罗斯福总统初尚迟疑，继则允解除史氏一部分的职务，蒋公则坚持必须全部解除其职务。当时美国政府及军部大都袒护史氏；其唯一劝罗斯福总统，支援一个亿万中国人民拥护之领袖，而勿支援其本人一个部属，否则将在历史上站不住者，为赫尔利大使。罗斯福总统毕竟是大政治家，将史氏撤换。在蒋公坚决主张不向美方让步之时，曾力言如果美方不接受其主张，中国将单独作战，即退至青海、西藏亦所不惜。卒于改派魏德迈将军为中国战区参谋长，与陈辞脩竭诚合作，民卅四年日军对湘西、黔边之大威胁遂获解除。
一种伟大事业的成就,固然需要领袖人物如上所述的能果决；亦常需要领导人物于必要时能忍耐。苏子瞻谓刘邦、项羽的成败，在于一能忍一不能忍。所论确有至理。蒋公一生能果决而复能忍耐，事例甚多，不须多说。在这里，我只说我个人脑海中一个深刻的印象。
民二十二年五月余被命入掌教育部。其时日本军阀对我政府之要求与压迫日甚一日。我到职后不到一个月偕汪精卫赴庐山谒蒋公。汪当时倾向对日妥协屈服，人所共知；我不知蒋公真意，为明了蒋公之意旨，乃要求与汪偕往庐山。到庐山后，蒋公说：“尽管外间批评多，要求抗战声浪甚大，但我此时必须忍耐先将江西匪患平定。江西匪乱平定后，我决全力对日抗战”。我于是放下了心。由此可见蒋公是如何的能忍耐。
于危难之中能决断与能忍耐自然十分重要。但仍须持之以恒，方能有大成就。蒋公作事有恒，已为尽人皆知之事，可举之例极多。其最予我个人深刻印象的，是蒋公数十年不断的训练工作，即训练羣众、公教人员与学生的工作。庐山训练工作，重庆复兴关训练工作，阳明山训练工作……使成千成万对他的政策、思想、工作方法等等素无了解或信念的人，得到了很多了解，很大教训。蒋公重视训练，数十年如一日；而且对每一训练工作，蒋公无论如何繁忙，无不亲自讲授指导。一个身兼众多军政任务的人，如此不避劳苦、肩负师父两种性质的责任，历数十年之久，是中外历史上所罕见的。
总而言之，就我个人印象而言，蒋公的伟大方面虽多，而能果决，能忍耐，能有恒，是我永远不能忘的。
注：王世杰为民国政府官员，宪法学家、教育家。历任国立北京大学宪法学等科教授、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教育部长、外交部长，以及中华民国政府播迁来台后的总统府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等要职。